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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文章里，哈佛商学院的韩太云(TarunKhanna)和我指出，印度的国内企业部门是超越中国的重大竞争优势来源，因为印度的法治、民主程序和相对健康的金融体系，增强了该部门的实力。当时，印度可能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观点遭到了诸多嘲弄。
两年后，印度似乎已彻底摆脱了其不慌不忙的“印度增长速度”，即2%到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速度，其经济表现正开始接近东亚的水平。从2005年4月至6月，印度的GDP增长了8.1%，而上年同期的增长为7.6%。更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却取得了这一成就。过去两年，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将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其它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里自己夸大的水平。证据明显依旧：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微观经济学证据也能更清楚地说明印度的情况。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而到2005年时，一半的财富都蒸发掉了。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为什么印度在变强呢？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都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偏执既奇怪又有害。学术研究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反例。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在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国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 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90年代初，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无法想像一家中国银行，会贷款给类似信息系统公司的中国企业。
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非中国本土公司的产物。没错，“中国制造”的标签，仍然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这可与中国的诸多情况不同。
对印度的悲观常常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又是一个“中国神话”，认为该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错误解读。80年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醉心于建造世界级基础设施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缺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基础设施投入更多，对其它方面的投入则会减少。典型情况就是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沦为大规模投资项目的牺牲品，这些大规模投资能立即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中国在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与此同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国。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点，并戒除90年代时染上的自满情绪。80年代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如今，它在若干关键的方面落后了，比如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和国内私人资金进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副教授，著有《出售中国》(Selling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及中文版2005年)
两年后，印度似乎已彻底摆脱了其不慌不忙的“印度增长速度”，即2%到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速度，其经济表现正开始接近东亚的水平。从2005年4月至6月，印度的GDP增长了8.1%，而上年同期的增长为7.6%。更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却取得了这一成就。过去两年，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将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其它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里自己夸大的水平。证据明显依旧：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微观经济学证据也能更清楚地说明印度的情况。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而到2005年时，一半的财富都蒸发掉了。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为什么印度在变强呢？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都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偏执既奇怪又有害。学术研究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反例。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在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国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 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90年代初，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无法想像一家中国银行，会贷款给类似信息系统公司的中国企业。
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非中国本土公司的产物。没错，“中国制造”的标签，仍然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这可与中国的诸多情况不同。
对印度的悲观常常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又是一个“中国神话”，认为该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错误解读。80年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醉心于建造世界级基础设施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缺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基础设施投入更多，对其它方面的投入则会减少。典型情况就是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沦为大规模投资项目的牺牲品，这些大规模投资能立即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中国在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与此同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国。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点，并戒除90年代时染上的自满情绪。80年代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如今，它在若干关键的方面落后了，比如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和国内私人资金进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副教授，著有《出售中国》(Selling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及中文版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