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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芬是同龄人，又同在市文联供职，已有20多年了，可谓交情不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她大智若愚的趣事，愿与诸君分享；二是她善解人意，帮我完成了受人之托的约稿；三是她古道热肠帮扶业余作者，更值得称道。
为护发素“做广告”
我知道陈祖芬是从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开始的，与她相识则在《北京文学》编辑部约她去昌平南口镇暖瓶厂采访时，我开车送她去。一路上我们交谈了很多，她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言谈随和。
至今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在病中还为约稿人赶写一篇四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她对文学事业痴迷到似乎有点傻的程度，但傻得可爱，傻得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创作颇丰的著名作家，在生活中却是另一番情景。
那一年，她随团去日本参观访问，下榻东京新谷大饭店。在卫生间洗完澡，她看到宾馆为客人准备的护发素，那时北京市场上也到处有卖，可她就愣没用过。她认为抹在头上总归是美丽的，于是她就“美丽”了一回，拿起护发素在头上打了一层，就去餐厅用餐了。
这时走来一位男士，惊奇地问她：“你的头发是怎么了？”她说：“我把护发素抹头上了。”“那得用水洗掉，你怎么连这都不懂？” 祖芬很难为情地说：“呀！原来是这样啊！可是现在已来不及了。”那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她要访问好几处。于是头顶护发素满处应酬，为护发素做了一天活广告。后来有了二合一，三合一之类的洗发液，所幸一步到位，她为这次超前意识也着实高兴了一回。
而今哪个女人家没有化妆品，最简单的也要有“养颜护肤霜”“抗皱早晚霜”什么的，然而，她对此非常漠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祖芬家，见到她却是把书房“化妆”了一番，书柜里摆满了书籍，并在书房的墙上书写了雅号“无梦斋”。写字桌上也丰富起来，一个日本的小挂钩粘在写字桌前的白墙上，美丽的小纸牌挂在小钩上，纸牌上用曲别针夹着被她戏称的“黑名单”。我看到上面写着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约稿人名字，以及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报刊名。我不禁想到，日常和祖芬约稿的人很多，这些约稿人都可称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之人，他们和祖芬交谈的话题会很多很多，却怎么没有一个人和她谈起护发素怎么使用呢？
帮编辑约稿
有人说，祖芬在写作时，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也有人说她是一架写作机，总之她是一位常年高产的女作家。尽管如此，全国报刊及行业内部报刊数不胜数，名家之作、优质稿件往往供不应求。
十几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建行报》编辑，她时不时地约我写些名人轶事，于是，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
有一次，她说，她很喜欢陈祖芬优美的文字，只是不认识又无缘谋面，不知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一时无法向她约稿，问我能否替她约篇稿子。
我是性情中人，就说：“那就让我试试吧！”不久，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祖芬，我向她和盘托出此事，没想到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更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她便托作家协会的同志转给我一封信。我连忙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字迹工整的千字文手稿复印件，标题为《再谈：我们这一代能学会排队吗》。我作为第一读者，-饱眼福。文章开篇写道：
办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有两名乘客并排站着。我不知道他们哪位在先，就笼统地站在他们身后等待。他们两位互相瞪着眼，想用眼光把对方瞪到自己身后去。看得出他们有一定的年龄了，尤其是有一定身份了。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是君子中的君子，连口都不动，只用眼睛在空中打一场激光闪电战。胜利君子把机票递上柜台办手续……
据我所知，陈祖芬己经写过三篇关于排队的文章，这是第四篇，每篇都文采飞扬，似乎场景就在眼前。
司机写名人是新鲜事
2003年12月，在杭州采访的陈祖芬，突然接到爱人刘梦溪打来的电话，转达了市政协让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祖芬参加九届二十七次常委会的通知，她便风风火火地赶回北京。当时，她的采访稿尚未完成，于是一路之上争分夺秒，飞机上写、等待取行李时写、坐在出租车上写，车快到长虹桥时才收笔。她说，不然一到北京就没时间写了。
3日晨，我开车接祖芬到政协开会，祖芬依然是短发齐耳，依然是着装朴素，依然是笑着说话。因为仪表，因为平和，更因为诚恳待人，表里如一，所以她很有人缘。
我和祖芬关系融洽，无话不谈。我说：“祖芬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友人帮助我把几年来写名人的小文结集出书了。”“那好哇，我祝贺你！”显然她很为我高兴。我又告诉她：“我苦思冥想起了三个书名，但都不尽如人意。第一个是《我所熟知的文化名人》，虽然很质朴但太长了点；第二个是《文化名人琐谈》，与我写的东西很贴切，但又太文了，文得让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格；第三个是《我与名人零距离》，有卖点，也很时髦，仔细一想，我与名人还没那么近乎，更有自吹和炒作之嫌。请您帮我起个书名吧。”
她略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我给名人开车》怎样？您想呀，作家写作家不新鲜，司机写名人，那可是新鲜事儿，老段给名人开车，开出了一本书，那我给老段开车吧！”
虽说最后一句纯属戏言，却让我受宠若惊，我连忙说：“那可承受不起，那可是大才小用了，倘若您要和我换位的话，那可不是一本书，那就是一车书了。”她哈哈大笑。
面对言谈幽默、助人为乐的祖芬老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初学写作时的一件小事。
那天也是送祖芬参加政协会，我把一篇名为《我给杨沫开车》的小文交给了她，请求指教，她欣然接受了。等到下午散会后，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她笑吟吟地说：“老段，我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看过了，小文不错。但写得太少了。”究竟是不是真的不错，我也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的肯定让我增加了自信，让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去，这才有了能结集成书的今天。
如今，祖芬老师又为拙作起了一个简洁又一目了然的书名，我当然高兴，心中的感激自不待言。祖芬临下车时说道：“老段，我祝你早日出书。”我兴奋不已地说：“谢谢，但愿我的文学梦成真。”
斗转星移，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悠悠往事一直铭记于心。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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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护发素“做广告”
我知道陈祖芬是从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开始的，与她相识则在《北京文学》编辑部约她去昌平南口镇暖瓶厂采访时，我开车送她去。一路上我们交谈了很多，她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言谈随和。
至今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在病中还为约稿人赶写一篇四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她对文学事业痴迷到似乎有点傻的程度，但傻得可爱，傻得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创作颇丰的著名作家，在生活中却是另一番情景。
那一年，她随团去日本参观访问，下榻东京新谷大饭店。在卫生间洗完澡，她看到宾馆为客人准备的护发素，那时北京市场上也到处有卖，可她就愣没用过。她认为抹在头上总归是美丽的，于是她就“美丽”了一回，拿起护发素在头上打了一层，就去餐厅用餐了。
这时走来一位男士，惊奇地问她：“你的头发是怎么了？”她说：“我把护发素抹头上了。”“那得用水洗掉，你怎么连这都不懂？” 祖芬很难为情地说：“呀！原来是这样啊！可是现在已来不及了。”那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她要访问好几处。于是头顶护发素满处应酬，为护发素做了一天活广告。后来有了二合一，三合一之类的洗发液，所幸一步到位，她为这次超前意识也着实高兴了一回。
而今哪个女人家没有化妆品，最简单的也要有“养颜护肤霜”“抗皱早晚霜”什么的，然而，她对此非常漠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祖芬家，见到她却是把书房“化妆”了一番，书柜里摆满了书籍，并在书房的墙上书写了雅号“无梦斋”。写字桌上也丰富起来，一个日本的小挂钩粘在写字桌前的白墙上，美丽的小纸牌挂在小钩上，纸牌上用曲别针夹着被她戏称的“黑名单”。我看到上面写着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约稿人名字，以及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报刊名。我不禁想到，日常和祖芬约稿的人很多，这些约稿人都可称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之人，他们和祖芬交谈的话题会很多很多，却怎么没有一个人和她谈起护发素怎么使用呢？
帮编辑约稿
有人说，祖芬在写作时，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也有人说她是一架写作机，总之她是一位常年高产的女作家。尽管如此，全国报刊及行业内部报刊数不胜数，名家之作、优质稿件往往供不应求。
十几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建行报》编辑，她时不时地约我写些名人轶事，于是，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
有一次，她说，她很喜欢陈祖芬优美的文字，只是不认识又无缘谋面，不知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一时无法向她约稿，问我能否替她约篇稿子。
我是性情中人，就说：“那就让我试试吧！”不久，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祖芬，我向她和盘托出此事，没想到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更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她便托作家协会的同志转给我一封信。我连忙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字迹工整的千字文手稿复印件，标题为《再谈：我们这一代能学会排队吗》。我作为第一读者，-饱眼福。文章开篇写道：
办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有两名乘客并排站着。我不知道他们哪位在先，就笼统地站在他们身后等待。他们两位互相瞪着眼，想用眼光把对方瞪到自己身后去。看得出他们有一定的年龄了，尤其是有一定身份了。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是君子中的君子，连口都不动，只用眼睛在空中打一场激光闪电战。胜利君子把机票递上柜台办手续……
据我所知，陈祖芬己经写过三篇关于排队的文章，这是第四篇，每篇都文采飞扬，似乎场景就在眼前。
司机写名人是新鲜事
2003年12月，在杭州采访的陈祖芬，突然接到爱人刘梦溪打来的电话，转达了市政协让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祖芬参加九届二十七次常委会的通知，她便风风火火地赶回北京。当时，她的采访稿尚未完成，于是一路之上争分夺秒，飞机上写、等待取行李时写、坐在出租车上写，车快到长虹桥时才收笔。她说，不然一到北京就没时间写了。
3日晨，我开车接祖芬到政协开会，祖芬依然是短发齐耳，依然是着装朴素，依然是笑着说话。因为仪表，因为平和，更因为诚恳待人，表里如一，所以她很有人缘。
我和祖芬关系融洽，无话不谈。我说：“祖芬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友人帮助我把几年来写名人的小文结集出书了。”“那好哇，我祝贺你！”显然她很为我高兴。我又告诉她：“我苦思冥想起了三个书名，但都不尽如人意。第一个是《我所熟知的文化名人》，虽然很质朴但太长了点；第二个是《文化名人琐谈》，与我写的东西很贴切，但又太文了，文得让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格；第三个是《我与名人零距离》，有卖点，也很时髦，仔细一想，我与名人还没那么近乎，更有自吹和炒作之嫌。请您帮我起个书名吧。”
她略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我给名人开车》怎样？您想呀，作家写作家不新鲜，司机写名人，那可是新鲜事儿，老段给名人开车，开出了一本书，那我给老段开车吧！”
虽说最后一句纯属戏言，却让我受宠若惊，我连忙说：“那可承受不起，那可是大才小用了，倘若您要和我换位的话，那可不是一本书，那就是一车书了。”她哈哈大笑。
面对言谈幽默、助人为乐的祖芬老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初学写作时的一件小事。
那天也是送祖芬参加政协会，我把一篇名为《我给杨沫开车》的小文交给了她，请求指教，她欣然接受了。等到下午散会后，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她笑吟吟地说：“老段，我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看过了，小文不错。但写得太少了。”究竟是不是真的不错，我也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的肯定让我增加了自信，让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去，这才有了能结集成书的今天。
如今，祖芬老师又为拙作起了一个简洁又一目了然的书名，我当然高兴，心中的感激自不待言。祖芬临下车时说道：“老段，我祝你早日出书。”我兴奋不已地说：“谢谢，但愿我的文学梦成真。”
斗转星移，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悠悠往事一直铭记于心。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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