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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主要关涉个体道德修为与对自身获益之间的关系。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普遍重视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明确划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因此，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先秦儒家 德福思想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道德哲学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学说有着丰富的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资源，其中关于德福关系的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福”的内涵不仅关涉时遇等问题，也涉及内心的愉悦等身心问题。因此，“福”不仅包括得到才华施展的时遇、具有一定的实践政治抱负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还包括获得身心的愉悦、和谐，以及健康长寿。
见利思义与衣食富贵
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贵财富。“义”涉及个体在道德修为方面的价值选择，而富贵财富涉及“福”的方面。孔子在义利观上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在孔子看来，与有益自身的利益相比较，符合道德原则的“义”的价值选择永远具有优先性，甚至为了“道”的追求，可以无视关系现实福祉的众多方面。因此，孔子也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具有理想人格之君子，也是道德修为之主体，在追求自己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并不太在意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衣食需要。
然而，孔子并不因此而反对富贵财富。孔子对于“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提出了“先富后教”等思想（《论语·子路》）。因此，孔子从整个国家治理的视野意识到，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在于保障人民形而下的生活，衣食富足是第一序的问题，教育所涉及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则是第二序的问题。
孟子在继承了孔子“见利思义”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仁义”之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之时，面对梁惠王充满期望的质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摒弃所有从利益出发的思维模式，强调应该从“仁义”的价值选择出发思考问题。①但孟子也主张当政者要“制民之产”。孟子指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保障是非常必要的，直接影响到精神世界的状况。因此，孟子认为当政者应该竭力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幸福观明确区分为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②从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的区分上来理解孔子的德福思想，突出儒家对精神性幸福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易于抹杀儒家对幸福的整体性理解。儒家并不否认物质性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能给人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本身也应是相互促进。
天爵与人爵
先秦儒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明确区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孔子对“天”非常敬畏，将人世间的终极决定权诉之于“天”。孔子在匡地被拘禁的时候，面对人生的巨大困境乃至生死问题，提出了人事与天命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天”在人事的努力之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放弃个人为完善生命所做的各种努力。
孟子划分了人事与天命的不同领域，以此来处理德福问题的思路表现地更为明显。孟子的“天爵”与“人爵”、“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凸显了其德福思想的重要内容：“天爵”及“在我者”涉及到人的道德修为及德性境界，是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修养维度，而人爵涉及现实的官爵职位等，可代表现实的福报维度。在孟子看来，道德修养境界所带来的幸福和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不同的层次。道德修养境界属于人的内在层面，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人的外在层面。
颜渊之乐与积善成福
先秦儒家在德福关系上注重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在个体幸福上，儒家更强调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孔子非常欣赏颜渊之乐，颜渊之乐与一般人所乐不同，不是拥有财富、富贵的快乐，而是在追求理想之道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孟子也称赞颜渊之乐。这是在个体方面，先秦儒家更多地关注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不太特意关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而群体幸福方面，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孔子和孟子都注意到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的幸福的重要性，所以孔子有“先富后教”的思想，孟子提出当政者要“制民之产”。
荀子更有“下富则上富”的思想，强调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一致性。高扬“性恶论”的荀子注重从现实出发，看重人的社会属性，更深切地领悟到社会对人的巨大影响。因此，荀子的德福观更具有社会性的视野，他提出“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荀子·王霸》）。整个国家的状态与普通民众的幸福紧密相关。在财富观上，荀子认为让老百姓拥有富裕的生活是正当而必要的。个体的现实生活状态与整个社会的现实状态应该密切相关，不应该是矛盾对立的。因此，荀子非常重视人类的社会性存在。
自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以来，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今本、帛书《易传》基本代表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跟孔子有极大关系。《易传》突出表现因果报应思想，主张道德行为与所获得的福报具有对应关系，只是福报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一定按人们希望的方式呈现，也未必当时当地就能呈现。所以如果把福报的内容扩大化，尽量广的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道德与幸福应该具有一致性。只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未必能如人所愿，很多时候会受到自我视野的限制。帛书《易传·要篇》孔子也提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里展现出孔子对待占筮的基本态度，也显示出孔子的基本德福观。儒家并非不求福，不求吉，儒家的求福、求吉有非常必要的前提就是尊德性、行仁义。所以儒家并不否认德福之间是有一致性的。
从先秦儒家德福思想上可以看到，儒家非常注重发掘每个个体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德性与善性资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成为圣贤这样的理想人格的道路上不断努力。这与心理学的现代研究趋势——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倾向与思想旨趣非常一致。传统心理学的目标是修复创伤，把极端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快乐，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则帮助普通人增加幸福感，把浅层的快乐转化为一种更为深远的满足感。从今天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更大程度上发掘了人性的积极力量，有利于提高主体的自觉意识，能让人拥有对待现实人生更为平和的心态。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结 语
总之，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德福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贵财富，普遍非常注重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明确划分了“在我者”与“在天者”。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注：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Z16JC059）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孔德立：《“知止”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人民论坛》，2016年第9期。
②杨泽波：《从德福关系看儒家的人文特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责编/张蕾 苏娜（见习）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先秦儒家 德福思想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道德哲学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学说有着丰富的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资源，其中关于德福关系的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福”的内涵不仅关涉时遇等问题，也涉及内心的愉悦等身心问题。因此，“福”不仅包括得到才华施展的时遇、具有一定的实践政治抱负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还包括获得身心的愉悦、和谐，以及健康长寿。
见利思义与衣食富贵
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贵财富。“义”涉及个体在道德修为方面的价值选择，而富贵财富涉及“福”的方面。孔子在义利观上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在孔子看来，与有益自身的利益相比较，符合道德原则的“义”的价值选择永远具有优先性，甚至为了“道”的追求，可以无视关系现实福祉的众多方面。因此，孔子也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具有理想人格之君子，也是道德修为之主体，在追求自己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并不太在意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衣食需要。
然而，孔子并不因此而反对富贵财富。孔子对于“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提出了“先富后教”等思想（《论语·子路》）。因此，孔子从整个国家治理的视野意识到，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在于保障人民形而下的生活，衣食富足是第一序的问题，教育所涉及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则是第二序的问题。
孟子在继承了孔子“见利思义”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仁义”之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之时，面对梁惠王充满期望的质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摒弃所有从利益出发的思维模式，强调应该从“仁义”的价值选择出发思考问题。①但孟子也主张当政者要“制民之产”。孟子指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保障是非常必要的，直接影响到精神世界的状况。因此，孟子认为当政者应该竭力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幸福观明确区分为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②从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的区分上来理解孔子的德福思想，突出儒家对精神性幸福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易于抹杀儒家对幸福的整体性理解。儒家并不否认物质性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能给人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本身也应是相互促进。
天爵与人爵
先秦儒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明确区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孔子对“天”非常敬畏，将人世间的终极决定权诉之于“天”。孔子在匡地被拘禁的时候，面对人生的巨大困境乃至生死问题，提出了人事与天命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天”在人事的努力之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放弃个人为完善生命所做的各种努力。
孟子划分了人事与天命的不同领域，以此来处理德福问题的思路表现地更为明显。孟子的“天爵”与“人爵”、“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凸显了其德福思想的重要内容：“天爵”及“在我者”涉及到人的道德修为及德性境界，是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修养维度，而人爵涉及现实的官爵职位等，可代表现实的福报维度。在孟子看来，道德修养境界所带来的幸福和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不同的层次。道德修养境界属于人的内在层面，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人的外在层面。
颜渊之乐与积善成福
先秦儒家在德福关系上注重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在个体幸福上，儒家更强调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孔子非常欣赏颜渊之乐，颜渊之乐与一般人所乐不同，不是拥有财富、富贵的快乐，而是在追求理想之道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孟子也称赞颜渊之乐。这是在个体方面，先秦儒家更多地关注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不太特意关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而群体幸福方面，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孔子和孟子都注意到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的幸福的重要性，所以孔子有“先富后教”的思想，孟子提出当政者要“制民之产”。
荀子更有“下富则上富”的思想，强调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一致性。高扬“性恶论”的荀子注重从现实出发，看重人的社会属性，更深切地领悟到社会对人的巨大影响。因此，荀子的德福观更具有社会性的视野，他提出“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荀子·王霸》）。整个国家的状态与普通民众的幸福紧密相关。在财富观上，荀子认为让老百姓拥有富裕的生活是正当而必要的。个体的现实生活状态与整个社会的现实状态应该密切相关，不应该是矛盾对立的。因此，荀子非常重视人类的社会性存在。
自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以来，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今本、帛书《易传》基本代表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跟孔子有极大关系。《易传》突出表现因果报应思想，主张道德行为与所获得的福报具有对应关系，只是福报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一定按人们希望的方式呈现，也未必当时当地就能呈现。所以如果把福报的内容扩大化，尽量广的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道德与幸福应该具有一致性。只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未必能如人所愿，很多时候会受到自我视野的限制。帛书《易传·要篇》孔子也提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里展现出孔子对待占筮的基本态度，也显示出孔子的基本德福观。儒家并非不求福，不求吉，儒家的求福、求吉有非常必要的前提就是尊德性、行仁义。所以儒家并不否认德福之间是有一致性的。
从先秦儒家德福思想上可以看到，儒家非常注重发掘每个个体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德性与善性资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成为圣贤这样的理想人格的道路上不断努力。这与心理学的现代研究趋势——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倾向与思想旨趣非常一致。传统心理学的目标是修复创伤，把极端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快乐，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则帮助普通人增加幸福感，把浅层的快乐转化为一种更为深远的满足感。从今天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更大程度上发掘了人性的积极力量，有利于提高主体的自觉意识，能让人拥有对待现实人生更为平和的心态。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结 语
总之，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德福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贵财富，普遍非常注重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明确划分了“在我者”与“在天者”。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注：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Z16JC059）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孔德立：《“知止”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人民论坛》，2016年第9期。
②杨泽波：《从德福关系看儒家的人文特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责编/张蕾 苏娜（见习）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