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在他心中，国家占有非比寻常的分量。他曾说：“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堪称父亲的表率，他的后代中“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满门俊杰的背后，梁家却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梁启超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融入了梁氏后人的血脉。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准备，舆论界在严密控制下已噤若寒蝉。然而有一人忍无可忍，连夜草就了一篇荡气回肠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
　　 他在文中犀利写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恐慌，急忙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给此人父亲祝寿，劝他不要发表文章。结果他当场与来人翻脸，退回银票。
　　 此后，袁世凯又派人对他说：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他回答说：我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苟活在这污浊空气中。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坚持将文章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运动。
　　他就是梁启超，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一個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一个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亦步亦趋的思想家，一个胡适口中“读了他的文字像受到电击”的文学家。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1873年2月23日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
　　 梁家世代耕读，但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只中了秀才，父亲梁宝瑛当了一辈子童生。梁家将希望寄托到梁启超身上。他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
　　梁启超10岁那年，梁宝瑛的老友李兆镜出了一个上联：“推车过小陌”，梁启超不假思索便对出了下联“策马入长安”。
　　 三村四邻都称赞梁启超是神童，但父亲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孩子来对待，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梁启超背完书后沾沾自喜，父亲狠狠地训了他一顿：“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父亲的训斥如一瓢冷水猛然浇醒了梁启超，从此梁启超不敢马虎和骄傲。
　　 随着年龄的增长，梁启超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梁启超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时聊到晚上7时。
　　 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
　　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来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梁启超跟随康有为一同进京，从此，他将一生不变的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紧紧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绑缚在一起，百折不回。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力与命相持：第一公民梁启超》，吕峥/文，《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