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先生于1923年开始发表剧本《出走之前》，并先后创作多幕剧、独幕剧二十余种。李健吾先生于1931年赴法国留学，归国以后他还大量翻译了莫里哀、雨果、屠格涅夫、罗曼·羅兰等的剧本。戏剧创作是其李健吾取得成就最多的一个方面，他的戏剧紧随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进程，吸收中外戏剧创作的的养分，融合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不仅推动自己戏剧发展，还在理论方面形成一个具有系统性、开放性的戏剧理论系统。这对我国那个时期的戏剧创作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李健吾先生的戏剧代表作有《工人》、《村长之家》、《梁允达》和《黄花》、《青春》。后两者尤其具有代表性。李健吾先生尤其注重在戏剧作品中致力于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时常能够塑造出面目崭、具有新独创个性的普通人，在这一方面就与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具有共通性。综观李健吾先生的戏剧创作，其现实主义点概括来说可以总结为：娴熟地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管窥整个社会的弊端；继承中国戏剧的传统方法，或赋予戏剧一个“大团圆”式结局、或在作品中流露“惩恶扬善”思想；语言幽默而活泼。
　　《青春》这部作品选择悲剧题材为主题，以女主人公香草和男主人公田喜儿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向我们展现了封建伦理道德及家长制对于中国广大青年的毒害，整部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田园牧歌色彩，给人以一种清新、幽默、活泼的感觉。其中女主香草作为乡长的女儿，自幼便与贫苦农民田寡妇的独子田喜儿相恋，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两人在一起好不快乐。正当二人至谈婚论嫁的年纪时却碍于所谓的门第和礼教禁忌而不能结为连理，就连两人精心策划的私奔也以失败告终。香草被父亲嫁给邻村罗举人家里小她十一岁的小丈夫，整日愁苦满面，心中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意中人，但是苦于自己身为女儿家，所以不敢有所反抗。结婚一年以后，香草跟随自己的公公罗举人和小丈夫罗童生回娘家，田喜儿竟然当着罗举人的面将香草抱起。罗举人不能容忍这败坏家风之事，当场即将香草休掉。而香草之父也一气之下想要将这个使他颜面扫地的女儿处死。故事的结局契合了“中国式大团圆”的设定，田喜儿和田寡妇一起努力救下了香草，最终这对情侣结为眷属，过上美好的生活。
　　如果只看香草个人的命运发展，这的确是个悲剧题材，但是在这里却被李健吾赋予了一个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喜剧式的“大团圆”结局。这就比较符合传统中国戏剧“悲欢离合”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出李健吾先生和其他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不同之处。田喜儿和其母田寡妇是整部作品中足总和重点刻画的两个形象，他们浑身充斥着浑身充满叛逆精神，作者李健吾为这两个形象营造了很多诙谐幽默的场面，他们的语言也是十分逗趣的。田喜儿“象挥去一个苍蝇”一般厌恶村长，还对顺服其父的香草说：“别管他！他算不了回事！”她的身上除了具备中国传统女性对自己孩子的维护之外，还有一种先进的思想。她自己时常对儿子打打骂骂，但是却不允许其他人伤害自己的孩子。她对孩子的爱是那样的淳朴，没有任何杂质。她对孩子的爱又同时不是溺爱，而是具有强烈鼓舞色彩的先进的爱。她在香草与儿子的恋情上给予莫大的理解与支持，有时还会“进言献策”，她大胆鼓励儿子追求他心爱的姑娘，并教儿子说：“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女性具有怎样的先进意识和启发意义。
　　田喜儿童心未泯，他翻关帝庙的墙、偷摘庙里的桃子，他机智、滑稽、大胆、好斗好闹的喜剧性格与田寡妇在作品中显得十分融洽，配合的很默契。有时儿子深知自己的母亲把自己视为心肝宝贝，故意淘气，主动递树枝给正发火的妈妈教训自己，并嘱咐不要打重了。还不曾挨到打，他就开始鬼哭狼嚎，逗着母亲围着槐树兜圈子。这些场景都是我们读之感到轻松愉悦甚至面带微笑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田喜儿与田寡妇是整部作品的笑点集中之处。
　　田喜儿与田寡妇的关系和香草与其父亲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笑声不断，欢天喜地，虽然处于相对低的地位，但是生活得很滋润。另一方只能用哭哭啼啼、矛盾不断来概括。香草在父亲面前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令读者看了则产生痛苦的感受，完全没有轻松之感。这也是李健吾先生的过人之处，这两对关系的对比何尝不是人世间最常见的两组对比关系呢？无疑，田寡妇和田喜儿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是作者着重歌颂的对象。而香草和其父的关系则是作者着重揭露的对象，这两组关系随着故事的发展相互交织、悲喜相间、相反相成、曲折多变。
　　李健吾在《青春》这部作品中显然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戏剧中颂扬真善美，批判丑陋邪恶的模式，对于田喜儿及其母亲是给予莫大的支持与鼓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对于现实中类似关系的期望。而对于香草及其父亲的关系上则给予一定的批判态度，甚至是旁敲侧击地指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黑暗面，这是对封建思想封建观念和封建制度的有力抨击。作者充分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夹杂了幽默夸张的手法，仿佛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有属于这个角色设定的独特风格，这一点在田喜儿和田寡妇的对话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他们从未向恶势力低头，这种心态何尝不是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广大劳苦的被剥削阶级最应该具备的呢？李健吾先生也继承了西方戏剧中常用的以强胜弱、以智取胜、寓庄于谐等常见手法。这样不仅没有使整部作品中丢失应有的现实主义特征，反而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讽刺效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