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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使人感到有些压抑的土山又在眼前掠过。“又干又酥”——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位甘肃朋友向我介绍甘肃时的这句有点自嘲的评语。
眼前那连绵的土山，确实给人干燥、酥松的感觉。
当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正行驶在甘肃机场到兰州市区的公路上。到机场专门接我们的甘肃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汪同建向我们介绍说：“我们甘肃干旱少雨，可又禁不起大雨。舟曲的暴雨当时持续40多分钟，降雨量90毫米。这在南方一些地区根本算不上什么，可在我们这里却直接形成了灾难性的巨大泥石流。”已经72岁，却依然像四五十岁中年人一样腿脚利落、精神矍铄，又颇多学者气质的汪同建副会长，此时显然有些伤感。他说，甘肃这样的泥石流灾害其实还很多，舟曲泥石流发生后5天，陇南市的成县、礼县等9个县区和天水因暴雨也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处交通路段水毁中断，电力通讯中断，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和居民住房进水或倒塌，许多人遇难，经济损失也非常巨大，甚至超过了舟曲。汪同建介绍了他亲眼目睹的成县令人心痛的灾情。他说，由于对成县灾情报道力度不大，外界包括甘肃本省的许多人也不大清楚这次巨大的灾难。他说，他带队到成县送救灾物资时，货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口，收费员因为没听说成县遭灾，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疑惑。
……
车厢里顿时一阵沉默。
汽车继续向前飞快地行驶。渐渐地，我们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有些绿色的树木了，尽管还不高大，也不很茂密，但毕竟使人感到了一种正昂扬起来的生机。汪同建副会长又向我们介绍起甘肃这些年在生态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贡献。
我曾多次听到甘肃省慈善总会杜颖会长对家乡极富感情的介绍，听她讲甘肃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困难群体艰难的生活时，你会从心底产生为甘肃人民多奉献一点的愿望；听她讲甘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听她描绘色彩斑斓、节奏鲜明、格调雄奇、气象万千的龙源大地时，你会更爱甘肃、更爱我们的祖国。
我还听在甘肃生、在甘肃长的李天昌副会长这样说：“我差不多走过全国所有省份，感觉最好、最适合我的地方还是我们兰州、我们甘肃。”当时，我有点吃惊地看着他，他历尽沧桑的眼睛里正有一种犹如热恋中少女的目光在闪动。我即刻就被这样的目光俘虏了。
人们是向往甘肃的。全国的慈善人，因为有甘肃慈善会的存在，有热情、淳朴的甘肃慈善同仁，而更加向往甘肃这片神奇的土地。
又感到了那让人觉得温馨且能使人能得到激励和鼓舞的热度，这是慈爱、责任、感恩、信任融合产生的热度，是慈善的热度。
每每到甘肃，每每与甘肃慈善会的同志们接触，都会即刻感到这扑面而来并很快浸入心中的热度。
又见面了，热乎乎的意味深长的相会。
2010年10月21日，中华慈善总会和北京、天津、江苏、贵州、广东等地慈善组织的代表受甘肃省慈善总会的邀请，来到深秋的陇原大地。
甘肃省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一直念念不忘中华慈善总会与各地慈善会对甘肃受灾地区、受灾群众的支持帮助。对兄弟慈善组织援助的慈善资金，他们总是一丝不苟地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和甘肃灾区最实际的需要，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次他们邀请大家来甘肃，就是向大家汇报善款的使用情况，请大家实地考察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城乡敬老院、慈善学校等项目，并参加一些灾后重建项目的揭牌仪式；向大家汇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甘肃省慈善总会接收善款和善款的使用情况。
大家又听到了甘肃省慈善总会会长杜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笑声，听到了她那爽快的使人振奋和愉快的说话声。又看到了总是那样慈祥、稳重，总能使人有一种踏实感的常务副会长李天昌；看到了虽然非常瘦弱却反而使人感到厚重、感到敦实的副会长李越；看到了周到、能干、细致的副秘书长贺占明；一时没有看到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吴锡达，我们的这位天津老乡与人相处时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可对慈善会的财务管理却十分严格、严厉、铁面无私。实际上吴锡达与另一位我还不太熟悉的副会长吴国英也在为这次活动忙碌着，他们已经先期到达大家将要访问的基层单位，打前站去了。
甘肃省慈善总会领导层的组成很有意思。会长杜颖是原省人大副主任，是位“走一路，一路笑；去一处，一处热”的女士。她人气很旺、人脉很盛、热情奔放，是极富爱心、同情心和平民心态极强的副省级领导；常务副会长李天昌是原省政府秘书长，在任时面对的是全省的实际工作，在慈善会仍旧扶助会长统揽全局；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吴锡达是原省财政厅厅长，在募集、管理慈善资金方面自然会有可借用的经验和门路；分管救灾、项目的是在民政战线工作了45年的原省民政厅厅长，对贫困群体的情况和救灾工作非常熟悉；分管物资的是对物资分类、管理、分配、使用十分精通的原省物资局局长，真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在慈善事业发展的现阶段应该是一套耀眼的黄金组合。
这些从政府各部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到慈善战线之后重又焕发了让人惊叹、敬佩的青春活力。他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从政府部门的领导到群众组织的带头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既是慈善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又是在艰苦环境中身体力行的实干家。
杜颖会长和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组织的代表一见面，就向大家生动地介绍了甘肃省慈善总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情况：
“我们请大家来，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同志们汇报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省慈善总会负责的灾后重建项目都已经基本建成，效果还不错，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好评。两年多来，为确定这些项目、搞好这些项目，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我们每一位会长都多次深入到基层，特别是灾区一线，实地考察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意见，包括受灾群众和受灾地区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领导，特别是要征求捐赠者的意见。这里面重点就是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和各地慈善会向甘肃灾区捐款的那些捐赠者，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捐赠者的意愿。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地震使当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学校等遭受严重破坏。我们看到灾区那些老人是非常可怜的，特别需要我们慈善的援手。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对灾区的群众住房、医院、学校、道路等方面有许多投入。相对来说，那些子女在外打工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和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这些老人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没有劳动能力，体弱多病的很多，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生活条件很差，特别需要社会的帮助。于是，我们依照捐赠者的意愿和灾区的这种实际需要，决定把援助重点放在城乡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和慈善学校等“三院一校”的灾后恢复重建上。实践证明，这些项目是非常得民心、顺民意的，非常符合捐赠者意愿。”
杜颖会长抑扬顿挫、股股暖风般的话语，句句都充满了真情实感，句句都使大家感到了慈善的热度。大家的心随着她生动的介绍越来越热乎。
甘肃的灾后重建项目都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老人安度晚年着手的。他们不仅建设了坚固、舒适、设备齐全的敬老院，还建了10个五保家园。他们在深入的考察调研中发现，一些身体状况尚好的孤寡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舍不得周围的好邻居。于是，甘肃省慈善总会就遵照这些老人的意愿、要求，在他们居住地的附近，三至五户相对集中地建设五保家园，同样提供各种服务，使这些老人过着舒心、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此外，他们还在兰州城关等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地建设了虚拟养老院，就是让一些孤寡老人不离家，养老机构上门提供服务。这些老人家里都安装了专门的通讯联络设备。老人可以随时与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联系；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不但随叫随到，还定时去老人家里提供检查身体、整理卫生等各项服务。此外，他们还安排志愿者到这些老人家里送温暖。
甘肃慈善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得实在是令人叹服。省慈善总会在这几天的活动中，专门安排中华慈善总会和为甘肃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些省市慈善会代表到一些已经建成的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检查、验收，听听各方面的反应，听听老人们的评价，为刚建好的灾后重建项目揭牌。
甘肃省慈善总会想得实在太周到、做得实在太细致了。这缘于他们对慈善有一种可贵的敬畏之心，对捐赠者、受助者有一种高度负责的责任感。
这次在甘肃短短的几天里，我和汪同建、李越两位副会长接触相对更多一些，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甘肃省慈善工作更多的一些细节。
比如，为搞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他们每位会长在深入灾区调研时有明确分工，为避免片面性、更好地严格把关，他们还在杜颖、李天昌两位会长的主持下互换角色。就是一位会长在一个地方通过考察、调研确定了一个项目之后，必须到另一个地方，监督、检查、验收另一个灾后重建项目。
为搞好这些灾后重建项目，为使受灾群众真正享受到民间慈善的温暖，甘肃省慈善总会的每位会长、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有许多令人信服、敬佩的奉献。对于灾区，对于灾区的群众，他们的心总是热的，并总能使所有人都感受到这种热度。
72岁的副会长李越很瘦，他有很严重的胃病，已经患病二十多年了。他得的这种胃病，很容易发展成胃癌，可由于他的乐观和豁达，可怕的癌细胞根本无法攻占他看似脆弱实质坚强的身体。他的病带给他很多痛苦，西北人的饮食中，肉占了很大比重，可李越却一点肉都不能吃，不仅肉，好多人人享受的美食都跟他无缘。他的这种病与他多年在工作中的劳累不无关系。李越15岁就到甘肃省民政厅工作了，从通讯员做起，除了汽车司机，其他所有后勤、服务岗位没有他没干过的。由于家境艰难，他没在学校上过多少学，可在57年的工作中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学，学习文化、学习工作经验，尤其注意学习由老百姓编写的那部社会的活书。由于他总是不断进步着，从一个工勤人员很自然地走入国家干部行列，从普通的科员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成为正厅级的领导。从民政厅领导岗位退休之后，他又到慈善会当了不拿工资的副会长。他自嘲自己是四无干部，即无学历、无水平、无后台、无群众。无学历是事实，无水平不可能，否则国家、群众不会让他李越成为厅长、会长。他这样出身、经历的人无后台是可能的，无群众就不好理解了。我问他怎么会没有群众，他说他脾气不好，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属都有发火的时候，常常会得罪人。他指着一旁的汪同建副会长说：“我和他就吵过，跟我们会长我还发过脾气呢！”汪同建笑笑说：“吵是吵过，可都是为了把工作干得更好。他心直口快，不会对旁人使坏。就是和他吵架，我们也清楚李越这人不赖。”
李越说，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杜颖会长和除他之外的副会长都多次深入到灾区，很辛苦，就他因为身体不好没怎么下去。
李越这话有对的地方。我曾几次随杜颖、李天昌、吴锡达等甘肃慈善会的几位领导到甘肃灾区、困难地区，这几位会长在那里怎样工作，与当地群众有多么亲热、多么熟悉、多么知心我是亲眼得见的。所以，李越说会长们怎样深入、怎样辛苦，这是对的。但说他自己没有深入到灾区就不对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2009年8月20日，李越带着甘肃省慈善总会的检查组到华亭县检查灾后重建项目的情况。那一天，他和检查组的同志先后跑了华亭县的策底镇、砚峡乡和西华镇等3个乡镇，现场检查三乡镇敬老院建设情况。检查中，李越结合建设情况向当地领导提出在敬老院工程设计中要充分体现人文理念，明确单人间不少于16平方米、双人间不少于20平方米及配套活动室、厕所、太阳能等设施的要求，指出一定要为老人提供一个优良的生活环境。这只是李越在灾区工作一天的情况。我不知道的，李越到灾区、到基层的事情无疑还会有很多。
汪同建副会长尽管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头总是像晌午的太阳那样充足。灾后重建中，他所负责的地方基本都是最偏远、环境最艰苦的地方。谈到这些，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这顺理成章，应该的。”接着就谈起其他几位会长和慈善会的同志们都是怎样在灾区工作的。
完全甘肃化了的汪同建本是江苏淮安人，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1965年汪同建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开始只是在车间当普通工人。他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体力活，渐渐地从班组长、车间主任，一步步走到公司副总经理和总指挥的岗位。他的不断进步完全源于他的敬业精神，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钻研；源于他对我们国家钢铁事业和工人兄弟的深厚情谊。汪同建是颇有建树和见地的钢铁业专家，听说上海宝钢曾几次想把他“挖”走。那样他就等于回江南山清水秀的老家了，可他早就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甘肃这片虽然贫瘠却处处都会使人感到温暖的土地了。后来，汪同建还在嘉峪关市当过常务副市长。那时，李天昌是嘉峪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再后来，李天昌、汪同建相继调到省里工作。再再后来，他们先后退休，又都到省慈善总会，继续为慈善事业奔波劳碌，为甘肃的贫困群众无私地奉献、服务。
舟曲“8
眼前那连绵的土山，确实给人干燥、酥松的感觉。
当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正行驶在甘肃机场到兰州市区的公路上。到机场专门接我们的甘肃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汪同建向我们介绍说：“我们甘肃干旱少雨，可又禁不起大雨。舟曲的暴雨当时持续40多分钟，降雨量90毫米。这在南方一些地区根本算不上什么，可在我们这里却直接形成了灾难性的巨大泥石流。”已经72岁，却依然像四五十岁中年人一样腿脚利落、精神矍铄，又颇多学者气质的汪同建副会长，此时显然有些伤感。他说，甘肃这样的泥石流灾害其实还很多，舟曲泥石流发生后5天，陇南市的成县、礼县等9个县区和天水因暴雨也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处交通路段水毁中断，电力通讯中断，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和居民住房进水或倒塌，许多人遇难，经济损失也非常巨大，甚至超过了舟曲。汪同建介绍了他亲眼目睹的成县令人心痛的灾情。他说，由于对成县灾情报道力度不大，外界包括甘肃本省的许多人也不大清楚这次巨大的灾难。他说，他带队到成县送救灾物资时，货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口，收费员因为没听说成县遭灾，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疑惑。
……
车厢里顿时一阵沉默。
汽车继续向前飞快地行驶。渐渐地，我们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有些绿色的树木了，尽管还不高大，也不很茂密，但毕竟使人感到了一种正昂扬起来的生机。汪同建副会长又向我们介绍起甘肃这些年在生态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贡献。
我曾多次听到甘肃省慈善总会杜颖会长对家乡极富感情的介绍，听她讲甘肃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困难群体艰难的生活时，你会从心底产生为甘肃人民多奉献一点的愿望；听她讲甘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听她描绘色彩斑斓、节奏鲜明、格调雄奇、气象万千的龙源大地时，你会更爱甘肃、更爱我们的祖国。
我还听在甘肃生、在甘肃长的李天昌副会长这样说：“我差不多走过全国所有省份，感觉最好、最适合我的地方还是我们兰州、我们甘肃。”当时，我有点吃惊地看着他，他历尽沧桑的眼睛里正有一种犹如热恋中少女的目光在闪动。我即刻就被这样的目光俘虏了。
人们是向往甘肃的。全国的慈善人，因为有甘肃慈善会的存在，有热情、淳朴的甘肃慈善同仁，而更加向往甘肃这片神奇的土地。
又感到了那让人觉得温馨且能使人能得到激励和鼓舞的热度，这是慈爱、责任、感恩、信任融合产生的热度，是慈善的热度。
每每到甘肃，每每与甘肃慈善会的同志们接触，都会即刻感到这扑面而来并很快浸入心中的热度。
又见面了，热乎乎的意味深长的相会。
2010年10月21日，中华慈善总会和北京、天津、江苏、贵州、广东等地慈善组织的代表受甘肃省慈善总会的邀请，来到深秋的陇原大地。
甘肃省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一直念念不忘中华慈善总会与各地慈善会对甘肃受灾地区、受灾群众的支持帮助。对兄弟慈善组织援助的慈善资金，他们总是一丝不苟地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和甘肃灾区最实际的需要，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次他们邀请大家来甘肃，就是向大家汇报善款的使用情况，请大家实地考察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城乡敬老院、慈善学校等项目，并参加一些灾后重建项目的揭牌仪式；向大家汇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甘肃省慈善总会接收善款和善款的使用情况。
大家又听到了甘肃省慈善总会会长杜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笑声，听到了她那爽快的使人振奋和愉快的说话声。又看到了总是那样慈祥、稳重，总能使人有一种踏实感的常务副会长李天昌；看到了虽然非常瘦弱却反而使人感到厚重、感到敦实的副会长李越；看到了周到、能干、细致的副秘书长贺占明；一时没有看到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吴锡达，我们的这位天津老乡与人相处时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可对慈善会的财务管理却十分严格、严厉、铁面无私。实际上吴锡达与另一位我还不太熟悉的副会长吴国英也在为这次活动忙碌着，他们已经先期到达大家将要访问的基层单位，打前站去了。
甘肃省慈善总会领导层的组成很有意思。会长杜颖是原省人大副主任，是位“走一路，一路笑；去一处，一处热”的女士。她人气很旺、人脉很盛、热情奔放，是极富爱心、同情心和平民心态极强的副省级领导；常务副会长李天昌是原省政府秘书长，在任时面对的是全省的实际工作，在慈善会仍旧扶助会长统揽全局；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吴锡达是原省财政厅厅长，在募集、管理慈善资金方面自然会有可借用的经验和门路；分管救灾、项目的是在民政战线工作了45年的原省民政厅厅长，对贫困群体的情况和救灾工作非常熟悉；分管物资的是对物资分类、管理、分配、使用十分精通的原省物资局局长，真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在慈善事业发展的现阶段应该是一套耀眼的黄金组合。
这些从政府各部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到慈善战线之后重又焕发了让人惊叹、敬佩的青春活力。他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从政府部门的领导到群众组织的带头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既是慈善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又是在艰苦环境中身体力行的实干家。
杜颖会长和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组织的代表一见面，就向大家生动地介绍了甘肃省慈善总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情况：
“我们请大家来，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同志们汇报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省慈善总会负责的灾后重建项目都已经基本建成，效果还不错，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好评。两年多来，为确定这些项目、搞好这些项目，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我们每一位会长都多次深入到基层，特别是灾区一线，实地考察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意见，包括受灾群众和受灾地区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领导，特别是要征求捐赠者的意见。这里面重点就是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和各地慈善会向甘肃灾区捐款的那些捐赠者，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捐赠者的意愿。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地震使当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学校等遭受严重破坏。我们看到灾区那些老人是非常可怜的，特别需要我们慈善的援手。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对灾区的群众住房、医院、学校、道路等方面有许多投入。相对来说，那些子女在外打工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和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这些老人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没有劳动能力，体弱多病的很多，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生活条件很差，特别需要社会的帮助。于是，我们依照捐赠者的意愿和灾区的这种实际需要，决定把援助重点放在城乡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和慈善学校等“三院一校”的灾后恢复重建上。实践证明，这些项目是非常得民心、顺民意的，非常符合捐赠者意愿。”
杜颖会长抑扬顿挫、股股暖风般的话语，句句都充满了真情实感，句句都使大家感到了慈善的热度。大家的心随着她生动的介绍越来越热乎。
甘肃的灾后重建项目都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老人安度晚年着手的。他们不仅建设了坚固、舒适、设备齐全的敬老院，还建了10个五保家园。他们在深入的考察调研中发现，一些身体状况尚好的孤寡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舍不得周围的好邻居。于是，甘肃省慈善总会就遵照这些老人的意愿、要求，在他们居住地的附近，三至五户相对集中地建设五保家园，同样提供各种服务，使这些老人过着舒心、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此外，他们还在兰州城关等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地建设了虚拟养老院，就是让一些孤寡老人不离家，养老机构上门提供服务。这些老人家里都安装了专门的通讯联络设备。老人可以随时与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联系；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不但随叫随到，还定时去老人家里提供检查身体、整理卫生等各项服务。此外，他们还安排志愿者到这些老人家里送温暖。
甘肃慈善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得实在是令人叹服。省慈善总会在这几天的活动中，专门安排中华慈善总会和为甘肃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些省市慈善会代表到一些已经建成的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检查、验收，听听各方面的反应，听听老人们的评价，为刚建好的灾后重建项目揭牌。
甘肃省慈善总会想得实在太周到、做得实在太细致了。这缘于他们对慈善有一种可贵的敬畏之心，对捐赠者、受助者有一种高度负责的责任感。
这次在甘肃短短的几天里，我和汪同建、李越两位副会长接触相对更多一些，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甘肃省慈善工作更多的一些细节。
比如，为搞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他们每位会长在深入灾区调研时有明确分工，为避免片面性、更好地严格把关，他们还在杜颖、李天昌两位会长的主持下互换角色。就是一位会长在一个地方通过考察、调研确定了一个项目之后，必须到另一个地方，监督、检查、验收另一个灾后重建项目。
为搞好这些灾后重建项目，为使受灾群众真正享受到民间慈善的温暖，甘肃省慈善总会的每位会长、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有许多令人信服、敬佩的奉献。对于灾区，对于灾区的群众，他们的心总是热的，并总能使所有人都感受到这种热度。
72岁的副会长李越很瘦，他有很严重的胃病，已经患病二十多年了。他得的这种胃病，很容易发展成胃癌，可由于他的乐观和豁达，可怕的癌细胞根本无法攻占他看似脆弱实质坚强的身体。他的病带给他很多痛苦，西北人的饮食中，肉占了很大比重，可李越却一点肉都不能吃，不仅肉，好多人人享受的美食都跟他无缘。他的这种病与他多年在工作中的劳累不无关系。李越15岁就到甘肃省民政厅工作了，从通讯员做起，除了汽车司机，其他所有后勤、服务岗位没有他没干过的。由于家境艰难，他没在学校上过多少学，可在57年的工作中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学，学习文化、学习工作经验，尤其注意学习由老百姓编写的那部社会的活书。由于他总是不断进步着，从一个工勤人员很自然地走入国家干部行列，从普通的科员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成为正厅级的领导。从民政厅领导岗位退休之后，他又到慈善会当了不拿工资的副会长。他自嘲自己是四无干部，即无学历、无水平、无后台、无群众。无学历是事实，无水平不可能，否则国家、群众不会让他李越成为厅长、会长。他这样出身、经历的人无后台是可能的，无群众就不好理解了。我问他怎么会没有群众，他说他脾气不好，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属都有发火的时候，常常会得罪人。他指着一旁的汪同建副会长说：“我和他就吵过，跟我们会长我还发过脾气呢！”汪同建笑笑说：“吵是吵过，可都是为了把工作干得更好。他心直口快，不会对旁人使坏。就是和他吵架，我们也清楚李越这人不赖。”
李越说，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杜颖会长和除他之外的副会长都多次深入到灾区，很辛苦，就他因为身体不好没怎么下去。
李越这话有对的地方。我曾几次随杜颖、李天昌、吴锡达等甘肃慈善会的几位领导到甘肃灾区、困难地区，这几位会长在那里怎样工作，与当地群众有多么亲热、多么熟悉、多么知心我是亲眼得见的。所以，李越说会长们怎样深入、怎样辛苦，这是对的。但说他自己没有深入到灾区就不对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2009年8月20日，李越带着甘肃省慈善总会的检查组到华亭县检查灾后重建项目的情况。那一天，他和检查组的同志先后跑了华亭县的策底镇、砚峡乡和西华镇等3个乡镇，现场检查三乡镇敬老院建设情况。检查中，李越结合建设情况向当地领导提出在敬老院工程设计中要充分体现人文理念，明确单人间不少于16平方米、双人间不少于20平方米及配套活动室、厕所、太阳能等设施的要求，指出一定要为老人提供一个优良的生活环境。这只是李越在灾区工作一天的情况。我不知道的，李越到灾区、到基层的事情无疑还会有很多。
汪同建副会长尽管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头总是像晌午的太阳那样充足。灾后重建中，他所负责的地方基本都是最偏远、环境最艰苦的地方。谈到这些，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这顺理成章，应该的。”接着就谈起其他几位会长和慈善会的同志们都是怎样在灾区工作的。
完全甘肃化了的汪同建本是江苏淮安人，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1965年汪同建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开始只是在车间当普通工人。他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体力活，渐渐地从班组长、车间主任，一步步走到公司副总经理和总指挥的岗位。他的不断进步完全源于他的敬业精神，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钻研；源于他对我们国家钢铁事业和工人兄弟的深厚情谊。汪同建是颇有建树和见地的钢铁业专家，听说上海宝钢曾几次想把他“挖”走。那样他就等于回江南山清水秀的老家了，可他早就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甘肃这片虽然贫瘠却处处都会使人感到温暖的土地了。后来，汪同建还在嘉峪关市当过常务副市长。那时，李天昌是嘉峪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再后来，李天昌、汪同建相继调到省里工作。再再后来，他们先后退休，又都到省慈善总会，继续为慈善事业奔波劳碌，为甘肃的贫困群众无私地奉献、服务。
舟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