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最后一周，中国建材的董事长宋志平在一个论坛上讲到国企管理者薪酬激励问题。央企一把手公开谈论高管薪酬是比较敏感的，这件事能顺理成章地发生，有两个基础：一是宋志平身份特殊，被称为国企改革的标杆性人物、央企重组大師和战略家；另一个是中国建材不仅是这一轮国企混改的试点企业，也是少数几个被批准“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的企业之一。
　　有这两个基础，宋志平谈论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看起来敏感，实际上不过是最近中央对于国企改革声音的放大。
　　国企高管的收入作为国企改革中最显眼的一部分，一直是热议的敏感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华远地产借道华润在香港上市，任志强700万港元（当时约合750万元人民币）年薪的上市公司公告一披露出来，国内马上炸了锅。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1000元。
　　700万港元不光让任志强成了新闻焦点，也成了政治焦点，惊动了中纪委。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亲自批示要求北京市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最后，北京市委带着组织部以及华远所在的西城区区委书记、区长一块儿，到华远专门调查这件事。
　　从华远的经营情况看，任志强的700万港元年薪在当时的香港市场其实不算太离谱。他后来在自传中很有些委屈地写道：对于香港的上市企业而言，如果一个执行董事、总经理拿不到市场上公允的收入，就无法取得股民和市场对这个企业制度的信任。
　　可华远地产不管在哪儿上市，都没有改变它的国企身份。调查组最后得出结论，任志强的收入虽然有董事会批准，也有华远集团党委审核通过，算是合理合法，但影响不太好，所以还是“等到退休了再拿”。于是之后的几年，任志强一边按700万港元年薪交着个人所得税，一边看着自己的奖金被锁在公司账上。
　　从90年代第一波国企改革开始，国企高管的薪酬怎么定就是大问题。其核心矛盾在于，国企领导人一方面有企业家身份，一方面又有行政任命的干部身份，这两个身份的薪酬制定完全不同。因此，国企高管薪酬政策也在调整。比如2014年中办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央企负责人的收入跟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等薪酬限制，在当时被称为“史上最严限薪令”。2017年开始国企混改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频繁提起“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从报道内容看，未来国企高管的薪酬多寡高低可能还是要由市场说了算。
　　宋志平这几年谈到国企改革，曾提醒国企负责人：想要拿高薪，只能到混合所有制企业。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万能灵药，“混”完之后，新股东能不能跟国资一样享有匹配股权的股东权益？被市场选聘的国企高管，还挂不挂行政职务？汇报对象是董事会还是国资委？这些问题，在当年讨论任志强700万年薪的时候是问题，现在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