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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彻底告别两位数的传奇增长，中国经济缓缓拾阶而下，进入了改革开放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已有共识，一言以蔽之：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六大“新常态”端倪初现
经济“新常态”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形成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持续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日益迫切的转型需求相叠加，旧有的发展红利正逐渐衰退乃至丧失，新的驱动力尚未成型。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有六大经济“新常态”已初现端倪。
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由于规模的增大及发展方式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开始进入年均7—8%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与此同时，今后新增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特别是，约占每年新增劳动力供应一半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庞大，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
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未来推升物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来看，劳动力成本缓慢爬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渐次展开、前期国内货币的天量投放、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以及猪肉价格新一轮上涨周期的到来，都将使物价总体上呈逐步走高之势。国际因素主要是国际流动性泛滥的滞后影响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温和复苏。
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着全面、深刻的变化：需求结构中消费和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二者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区域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将快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当然，与结构优化相伴随的还有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且与产能过剩、增速换挡等相交织。
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面对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重大挑战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处于孕育期的重大机遇，中国正努力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创新驱动将为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提供根本动力。
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不断提高，流动性错配严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还未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如何平稳化解尚存变数；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投资遭遇壁垒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
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上限”和“下限”区间管理的概念给了市场主体明确的预期。既保持积极加稳健的政策组合和政策基调不变，也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既重视总量的平衡和需求的稳定，也注重结构的优化和供给的改善。既强调保持定力，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也重视主动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供给端改革和需求端调节并重，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并重。
适应“新常态”的四大新动力
切换可期
基于中国经济上述“新常态”，过度悲观难免显得短视，而要保持乐观，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三驾马车”。中国经济要想“行稳致远”，必须从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出发，探寻全新动力，营造持久动能。
首先，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进一步调整和放开生育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红利。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措施，积极营造人力资本积累的用武之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所在。此外，为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获得新的人口质量红利，应未雨绸缪，采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分区域分步调整和完善现有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其次，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未来中国的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这就需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三，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强音、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应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有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和体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形成有利于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形成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最后，经济发展全新动力的切换，归根结底要靠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和对内对外更大程度的开放。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阻力和不确定性因素，警惕和关注改革停滞甚至回潮的迹象，适当调整各界对于改革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克服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法治理念，尊重市场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不当干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创造新的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发展活力，就能形成新的动力，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就仍具有较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经济六大“新常态”端倪初现
经济“新常态”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形成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持续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日益迫切的转型需求相叠加，旧有的发展红利正逐渐衰退乃至丧失，新的驱动力尚未成型。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有六大经济“新常态”已初现端倪。
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由于规模的增大及发展方式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开始进入年均7—8%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与此同时，今后新增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特别是，约占每年新增劳动力供应一半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庞大，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
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未来推升物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来看，劳动力成本缓慢爬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渐次展开、前期国内货币的天量投放、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以及猪肉价格新一轮上涨周期的到来，都将使物价总体上呈逐步走高之势。国际因素主要是国际流动性泛滥的滞后影响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温和复苏。
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着全面、深刻的变化：需求结构中消费和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二者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区域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将快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当然，与结构优化相伴随的还有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且与产能过剩、增速换挡等相交织。
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面对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重大挑战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处于孕育期的重大机遇，中国正努力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创新驱动将为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提供根本动力。
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不断提高，流动性错配严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还未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如何平稳化解尚存变数；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投资遭遇壁垒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
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上限”和“下限”区间管理的概念给了市场主体明确的预期。既保持积极加稳健的政策组合和政策基调不变，也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既重视总量的平衡和需求的稳定，也注重结构的优化和供给的改善。既强调保持定力，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也重视主动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供给端改革和需求端调节并重，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并重。
适应“新常态”的四大新动力
切换可期
基于中国经济上述“新常态”，过度悲观难免显得短视，而要保持乐观，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三驾马车”。中国经济要想“行稳致远”，必须从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出发，探寻全新动力，营造持久动能。
首先，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进一步调整和放开生育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红利。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措施，积极营造人力资本积累的用武之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所在。此外，为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获得新的人口质量红利，应未雨绸缪，采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分区域分步调整和完善现有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其次，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未来中国的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这就需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三，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强音、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应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有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和体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形成有利于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形成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最后，经济发展全新动力的切换，归根结底要靠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和对内对外更大程度的开放。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阻力和不确定性因素，警惕和关注改革停滞甚至回潮的迹象，适当调整各界对于改革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克服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法治理念，尊重市场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不当干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创造新的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发展活力，就能形成新的动力，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就仍具有较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