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海“水上民歌”的语言迁移

　　1、从疍民迁徙到语言迁移
　　早年，岭南地区的广东沿海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疍家“水上民歌”民间高手，一般讲，有“善歌者”一定会引来大量的观赏者和互动者。据文献史料记载，疍家人与生俱来就有“好歌”“喜歌”和“斗歌”的习惯和传统。特殊的海洋气候，造成疍家人生活“随波逐流”居无定所的心酸和无奈，疍家人带着钟爱的“水上民歌”从岭南沿海向着更远的海域不断迁移、隋海漂流，所到之处，悠扬的歌声即可唱响、随风荡漾。
　　“两广”、福建、海南及周边地区疍家人的语言风格虽然听起来迥然各异，但是总结起来，却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具有融合南北方语言的混合特点。究其缘由，是疍家人长期迁徙过程中，原属地语言逐步被新的地域语言同化的结果。
　　广西、福建、海南及周边地区疍家人是在继承了广东粤语基因的基础上，融进了流浪漂泊迁移之地的语言元素，进而催生了两广、福建、海南及周边地区疍家“水上民歌”语言上迥然各异的地域特色。广东学者吴竞龙谈到：“疍家话属广东（粤）语，接近广州话，声调略有不同，有的发音很特别，如：“长”（读：床）、“脚” （读：角）、“双”（读桑）、“亮”（读：浪）等。“坦洲话”与邻近的三乡镇的方言，与中山市区居民的“石岐话”相距甚远。他们一直都沿用汉字，没有自己的文字。
　　广东坦洲疍民有好客的习俗，凡来到自家船上或家中的客人，热情款待。疍家人群内之间团结合作，热心互助，彼此照应，亲如一家。疍家人有一个理念，谁都有可能遇到大风大浪，如果别人落难时你不予搭救，说不定自己就会遭报应。疍家人喜欢广交朋友，与其投缘的就结拜兄弟或姐妹，称作‘结契认亲’。”[1]由于解放前疍家人过着“终日局促舟中，所得仅充一饱”的苦难生活，没有机会上学，多是文盲，但是疍家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却善于在生活中寻找宣泄、解脱痛苦的简洁方式——疍家“水上民歌”，长期以来，疍家人通过唱歌来释放情感、来表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从搜集到的南海“水上民歌”可以十分清楚看出，旋律悠扬且通俗易懂，歌词也同样精炼简明且韵律优美，极赋古代诗词格律的節奏美感。
　　疍家人大部分从中原迁徙漂流到岭南一带沿海，并在广州、中山、沙田、番禺等地生活时间较长，原属地语言基本同化，至此，疍家人不论是日常生活用语，还是“水上民歌”演唱，慢慢形成了操广东粤语的习惯。
　　广东地区是疍家人的主要停泊地，也是早年“水上民歌”的源发地，广西、福建和海南的疍家人及“水上民歌”，均由源发地广东通过迁移漂流的传播模式流行于此地。由此产生了疍家人迁徙与语言迁移同步模式，也是十分奇特的民歌传播模式。因此，南海“水上民歌”演唱的语言呈现出多地语言元素结合的艺术特性，即海南：粤语+海南+当地方言;广西：粤语+广西+当地方言;广东：粤语+当地方言。音乐与语言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语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音乐的形态（旋律、节奏等）和声音景观（歌唱的风格、韵味等）的塑造，由此，两广、福建和海南“水上民歌”语言催生了音乐风格的迥然相异。
　　关于疍民迁徙与语言迁移所形成的语言同化问题，百度百科文献观点是：“历史上的语言迁移，借助历史研究可以了解语言之间的影响。大量迁徙到异地的移民必然会发生广泛的语言交流和沟通，引发语言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在香港，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很少放弃英语改讲粤语，结果是英语粤语双语者增多。而以其他方言为母语的香港移民后代逐渐放弃母语改讲粤语，并影响了香港粤语辅音，英语则影响了香港粤语的声调。”
　　海南是疍家人迁徙并随海漂流落脚的一片主要地区之一，与“两广”、福建和广西疍民一样，其语言特点具有“多重”特征，也就是说，疍家人从广东迁移到海南之后，在传承了广东粤语基因的基础上，慢慢融进了海南语言元素，加上海南当地语言的混杂，构成了海南疍家话多元性语言表达的复杂晦涩和难懂。那么，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深受广东咸水歌的影响具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传承广东疍民咸水歌的语言形态;其次是传承广东咸水歌的音乐形态逐步结合海南地方语言特点，建立起自己的语言特色和音乐特色。在此的基础上，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经过了口耳相传，从传承、传播，到融合、变异、发展，最终呈现出一个新的语言样态。
　　由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受到广东咸水歌的影响，语言表达融合了广东粤语的诸多元素，委婉、柔美、韵味并且具有歌唱性。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语言特征表明，她与广东地区说唱音乐和戏曲小调颇有许多相似之处，通俗化、口语化、吟诵调的美学特质尽显其中。
　　“水上民歌”语言特质的形成，与疍家人的海上生活方式不无关联。散落在南海广袤地区的疍家人日常生活和海上捕捞，需要有一种方便快捷的沟通交流方式，在物质匮乏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人的生存本能催生疍家人创造了彼此之间交流的特殊方式——唱歌。因此唱歌成为疍家人必须要学会、掌握的技能，甚至成为海上生活、劳动交流必备的“工具”。聪慧的疍家人经过了口耳相传，将“唱疍歌”一代代传承，在族群当中不断地“发扬光大”，拓展到生活劳动的每一个层面，“唱疍歌”——作为求生存、讨生活的一种“手段”，独特简单且方便，甚至疍家人把“唱疍歌”还运用到了商品交换领域，疍家人唱着“艇仔歌”四处叫卖，歌声叫卖声交织一起在海边回荡。至此，一个奇特的音乐景观在南海地区流动呈现。
　　南海“水上民歌”——歌词表达，尤其注重语言上的“达意抒情”——即也十分贴近早期西方歌曲中的吟诵调。通俗易懂的南海“水上民歌”，语言上兼容并蓄、地域特色鲜明。

二、南海“水上民歌”的语言同化

　　1、从语言迁移到语言同化
　　历史文献记载，中原遭受西夏、辽、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汉语慢慢被胡同化，但南宋时期的中原，汉语已经由汉唐汉语（粤语）演变为现在的“客家话”了。而偏于一隅的广东则极少战乱，未曾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因此，至今仍然保留着汉唐时期的语言、文化。据此笔者以为，用粤语来阅读和吟诵唐诗宋词为其正宗和准确标准，也符合古典诗词韵律之美。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古汉族是男耕女织的农耕型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近距离长时间地面对面交谈，而当时的文言文都是很简短的，所以需要多达九个音调，这样保证了大多数字之间的读音都有差异，从而不会有过多的“同音字歧义”，能够在简短的语言内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北方少数民族则都是游牧民族，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是坐在马背上较远距离地沟通交流，所以音调必须最少，仅有四个调，这样才能达到不同音调之间差别很大，让较远距离的人都能听明白发的是什么音调，但这样就会导致同音字的大量出现。
　　南宋之后的中原汉语，因为音调大为减少，为避免过多的同音字而严重影响到交流的弊端，其解决方案就是增加声母，即在原来从没有卷舌音的古汉语基础上，通过把“z、c、s”三个声母发卷舌音而新增加了“zh、ch、sh”这三个声母。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四百年安稳岁月，使得来自中原各地的汉人在广东重新混合形成了在珠三角，以及沿北江、西江分布的广府人，语言文化上也趋一致。
　　南宋以后，北方游牧民族依仗金戈铁马不断向中原地区大规模入侵，战火蔓延、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中原人又一次大规模举家南迁广东。这次大规模的南迁延续到清朝初期才告结束。因為当时广东的平原地区均已被之前南迁的广府人及潮汕人全部占据，所以这次南迁的汉人只能迁到粤东粤北与江西、福建交界的梅县山区，并被称为“客家人”，就是“客居到他人地方的人”，他们与人交流所讲的南宋中原汉（话）语，也就被当地称之为“客家话”了。
　　在一定时期内，使得保持了古汉语九个音调及大部分文字发音的现代粤语在清朝末年彻底形成，公认的标准粤语发音是清末民初时期广州西关地区的粤语发音。同期，现在的普通话也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地方形成，但其音调只剩下四个调了，彻底与北方胡语相一致。
　　疍民这个特殊的汉族群，他们是从中原向岭南一带，迁徙到“两广”、福建以及海南沿海的大批中原流亡氏族和难民，他们慢慢演变成为疍民并逐渐适应海上生活并在此安居乐业。
　　中原人——疍家人——“水上民歌”，每到一个陌生的地域，除了环境气候以外，语言是考验中原人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即学会并掌握当地语言往往“外乡人”生存的基本功。异地陌生的环境成为疍家人尽快熟悉并掌握当地语言的无形动力，同时也成为“疍民迁徙与语言迁移”同步与协调进展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疍民从中原向岭南地区不断地迁徙，其语言的同化现象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规律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当地大多数人的语言同化少数人的语言;“外来服从当地”——即当地人的语言同化外来人的语言。
　　从古到今的多个封建王朝的频繁更迭以及连年不断的战火硝烟，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及难民四处漂泊，从而形成各地语言迁移和同化的规律。
　　疍民从北方向南方大规模迁徙，与其说是身份逐渐转变的历史：从汉民——到渔民;从渔民到疍民;再从疍民——主人的历史，不如说凸显的是“从群体迁徙到语言迁移”语言文化变迁史;疍家人“从语言迁徙到语言同化”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个从原属地语言的逐步转变开始，到逐步被迁徙地方语言完全同化的历史。
　　事实上，疍民语言迁移和同化的历史现象同样也会发生在国外，比如18世纪美州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不是被西班牙人给同化，就是被葡萄牙人给同化，当然在美国很多人都被英语给同化了。最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去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们大都被英语给同化了。
　　众所周知，语言具有多种功能：其一，交流与传播功能，即运用语言交流实现人与人之间知识信息沟通;其二，情感交流互动功能，通过语言交流实现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其三，文化分享功能，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文化载体，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疍家人每迁徙到一片新的海域，首先从内心和行为上必须要接纳和融入到这个地区的生活和习俗，并形成与这个地区百姓的接触和积极互动，那么，实现这种互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就是语言。因为北方与南方语言的巨大差异的缘故，疍家人要融入到这个地区的第一障碍就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所以，疍家人在融入社会群体过程中，为了克服语言这个障碍，也是为尽快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和文化生活，缩小与当地社会主流群体的距离，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原地区语言，尤其是当年疍家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身份和地位等缘故，加之他们长期和几乎没有间断地迁徙和漂流，使得疍家人在语言的反应方面，就显得十分敏锐和开放，造成疍家人性格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然而，中原人——疍家人内心深处既愿意保持对于自己家乡方言的固守和忠诚，又要快速适应当地生活，并逐步实现疍家人在这座区域的“身份认同”和“语言认同”，因此疍家人的”语音变异”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当然这是疍家人求得生存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技巧，更是疍家人不得不做出的语言行为上的自然抉择。
　　由于疍家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海为家，向海而歌”，他们带着咸水歌从广东出发顺海漂流，因此形成了疍家人带着歌声四处游走，走到哪里语言迁移并同化到哪里的基本格局。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的广东咸水歌是用粤语演唱;福建疍家“水上民歌”是运用粤语加福建话;“广西”运用粤语加广西话，而海南同样是粤语+海南话。疍家“水上民歌”的语言特点，作为一种鲜活的音乐形态和声音景观，进一步验证疍家人“从语言迁移到同化”的演变规律，同时，也是“语言迁移到语言同化”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疍家人一路迁徙一路歌，从中国的岭南沿海到南海热带海域，用独具特色的“水上民歌”勾勒出一幅优美的音乐景观，成为“语言迁移、语言同化”理论鲜明的注解。
　　人员迁移到语言同化理论在“闯关东”的山东人身上显现出另一种鲜明有趣特征。众所周知，山东省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胶东半岛与大连隔海相望，因此东北地区的大连成为山东人漂洋过海的主要迁徙之地。现在山东籍贯的大连人几乎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按照3-5代人语言被同化的逻辑推理，如今大连的山东人语言特点应显示出语言迁移和同化的特质。事实则不然，逃难漂流到东北地区的山东人绝大多数是靠天吃饭的农民，虽然几百万逃荒难民迁移到了东北大连等地区，但是，他们完成的仅仅是原有北方农耕文化在东北地区简单而直接的“复制”，其语言依然还是保留和延续了山东文化基因，经过了百年的变迁，虽然微量混合了一些大连地方语言，但山东语言的基本元素并无根本改变，奇怪的是，如今山东人的后裔——大连年轻人基本上不习惯讲普通话，尤其是在大连人之间的日常交流用语仍然说大连方言（山东话），并且引以为傲。 　　究其缘由，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固守传统不愿意改变？是因为山东文化基因的特别强大？是因为山东与东北大连等地同属北方区域隔海相望距离太近？是因为迁徙到东北大连地区的难民的身份并无改变？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仍然是农业生产劳动？是因为大批逃难到东北大连的山东人“抱团儿取暖”居住集中，留下了山东老乡之间交流互动的语言文化空间？历史遗留下了诸多文化密码需要人们去深入探索、去思考和解构。因此，有学者形容大连人的语言特点是“山东基因+模式”，其语言特点既没有浓郁的东北味儿，也少了些山东味儿。
　　当今多元音乐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也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疍民迁徙所形成的语言同化，在融入当地过程中，虽然使得自身形成的语言得到了丰富，并较好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的语言环境，然而疍家人迁移到广东造成了原属地的语言从弱化、消失到被粤语同化的结果，中原汉语是疍家人家乡母语，是属地原始文化载体，在迁徙到异地后，虽然原属地的语言流失，但是，今天看来，对于早已经蜕变为疍家人来讲，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笔者经过论证及专家访谈得出結论：语言同化的一般需要经过大约3—5代人的变迁过程，比如疍民经过了几代人的长途跋涉和历史变迁，原属地方言慢慢淡化舍弃，最终属地方言被异地语言完全同化，这种属地语言的忘却或丢弃，虽然是中原人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也必然是为了生存，经过了一种精神折磨和痛苦挣扎之后的被动和艰难选择所致。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南海“水上民歌”以广东粤语为基础又夹杂着多地方言的奇特文化景观。
　　南海“水上民歌”以粤语演唱为基础，在漂流中以族群式传播，音乐语言不仅蕴含丰富，其特质也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海洋音乐族性特证，究其缘由，她兼融了其它地域的语言”形成了多地语言复合同化的综合特质和审美品貌。因此，与全国许多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歌“相比，疍家“水上民歌”语言的多重性和包容性，就显得更加独特迥异。比如海南三亚与陵水镇的疍民虽然距离不足60公里，但是他们演唱的曲调却各有千秋、差别较大，究其缘由，是因为疍家人海上生活的分散特点，长久的隔离，交流互动较少，以及疍家人居住地周边居民的影响等原因，从而形成了小的和新的方言区，方言味道进一步分化，这是不同地域的疍家人，对“水上民歌”的演绎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的结果。
　　从疍民迁徙到语言迁移，从语言迁移到语言同化，疍家人语言的演化催生出两广、福建和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艺术表达上，各得其所、殊途同归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规律。
　　事实上，南海“水上民歌”以多种语言融合模式呈现，鲜明而又独特。而这种语言模式的背后，潜藏着南海地区民歌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引领着充满好奇心的人们去探索、去解构。

注释：

　　[1]吴竞龙：《疍家——水上情歌》广东出版集团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