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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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编辑部： 感谢你们一直将贵刊寄给我。许多文章我都很爱读。 贵刊今年第3期《谭其骧日记中的“考教授”》一文中有一处小误：第65页“王福山[復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王福山教授在1952年前是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改任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复旦本来只有数理系，院系调整后分为物理系和数学系），没有当过生物系教授。 此颂 撰安 金冲及 2020年5月26日 （作者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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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编辑部：
感谢你们一直将贵刊寄给我。许多文章我都很爱读。
贵刊今年第3期《谭其骧日记中的“考教授”》一文中有一处小误：第65页“王福山[復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王福山教授在1952年前是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改任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复旦本来只有数理系，院系调整后分为物理系和数学系），没有当过生物系教授。
此颂
撰安
金冲及
2020年5月26日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其他文献
1949年，风起云涌的中华大地终于迎来漫长战争的终结前章。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胜利的号角伴随新年的钟声奏响。此时，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这个刚刚安排停当的新居里，一些陆续传来的消息，使宋庆龄有些不快。国民党试图请宋庆龄出山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以此为自己收拾残局争取时间和创造变数。 战场瞬息万变，1 月21 日，傅作义宣布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平津战役结束。至此，解放战争的胜负不再
听过叶嘉莹先生（号“迦陵”，以下敬称“迦陵先生”）讲课的，大约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先生一向不看讲稿，任凭自己的联想来发挥——从一首诗或一阕词发端，引申到老庄孔孟，到《诗经》、古诗十九首，到屈原、陶渊明，到张惠言《词选序》、王国维《人间词话》，忽然又从中国儒释道讲到西方符号学……就这样滔滔不绝站着讲两三个小时，兴之所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恰苍茫旷野流连处，一声喃喃自语“又‘跑野马’了”，好似“缰绳
1971年夏天，谢稚柳先生居家赋闲， 常约我周日下午到乌鲁木齐南路安康大楼聊天，内容以文坛轶事为多。 谢说他由张大千推荐给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讲授美术理论，课余常去听汪辟疆、乔大壮讲宋词。 一次乔大壮讲解苏东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末尾一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提到这句话有多种标点，六种句式点。谢边说边做手势，并用英语“卡马”发声以示逗号。即： 一、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我既是施先生的学生又有幸成为他的同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很幸运地成为施蛰存先生亲自授业的唯一一届本科学生之一（他给我
前不久在《世纪》杂志新刊目录中看到有一篇陈忠人先生撰写的《外婆陈洁如口述史料问世始末》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承蒙主编沈飞德兄很快就将该文发给我，阅读之后，不禁勾起我近30年前的一段回忆。好在当年的信件还完整保存，因而就根据这几封信件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这部英文回忆录出版前后的情形。 真伪莫辨的回忆录在台湾出现 1992年1月，台湾的《传纪文学》第16卷第1期突然开始连载陈洁如（1906-197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抗战之初中越（法）抗战国际军运就是其中一例。 据时任兵工署委员的陈修和（陈毅之堂兄）等在《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收入《血肉筑成抗战路》，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文中回忆，在越方（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人员的协助下成功实施三件事项： 特许中国100辆卡车进入越境直接抢运，分别以
1979年，受安徽省文联之约，我与黎佳、白榕、孙玉春、曾石铃、崔思工五人组成“黄山编写组”，在黄山实地考察了半个月，我们走走、停停、看看、住住，很是輕松自如。特别是刚经过“天安门事件”平反，社会有了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我们心情特别舒畅。 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了后山的芙蓉居。这时芙蓉居已于1972年被拆除，只另建了五间平房和三间厨房，留一人看守。他年纪约50岁，我们问他姓名他也不肯告知。 他安排我们
“救火卫”三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不清楚，只晓得，童年时每逢国庆，就随小朋友一起兴冲冲到“救火卫”去看灯。“救火卫”其实是过去浦东第一座消防瞭望塔，建于1954年。在我少儿时期，印象中这是浦东最高的建筑了。 “救火卫”在上海浦东南路庄家桥附近，门前有个公交车站名叫“庄家桥”，据说抗战胜利后就设有此站。当年，这里是个大站头，对面就是浦东大名鼎鼎的商业街东昌路。庄家桥往南一点，有条马路叫“沈家弄”，有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寻访党的革命活动遗址，其中一大会址、陈独秀寓所和一大代表住宿处的博文女校等，即是第一批被找到、复原和开放的红色遗址。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在成为人民的城市后，如何确认和复原第一批红色遗址，全力以赴守护好、建设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其间的一些做法，通过档案资料的梳理，仍可予以具体呈现，这对今日上海红色资源的
1976年10月以后，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组成员分工南下北上，拜访许多刚刚获得“解放”的文坛前辈，整理了一批口述史料，后以《鲁迅研究资料》为书名编印了一册“内部资料”。其中，巴金、任白戈、艾芜、郑育之、段可情五位老作家的谈话整理稿，又以《访问五位同志的谈话记录》为题发表于1978年10月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第1辑。 当时赴成都访问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