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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这位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名字，曾与广东深圳、海南洋浦……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这位12岁参军的小八路、这位寒门之子，是如何步入中南海的？
父辈抗日少小参军
田纪云，1929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随泰安第一区划归肥城）。田纪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原本在泰安县城教书。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同田纪云的二叔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日军完全占领了田纪云的家乡，田家成了日军追捕的目标，对田家人见一个杀一个，先后三次抄家。田纪云无家可归了，只能在亲戚家东躲西藏。许多亲戚也怕被牵连，走投无路之际，是田纪云的大姨收留了他。
12岁，田纪云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家乡，西渡黄河，投奔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团任参谋长的七叔，当上了一名小八路。
因为年龄太小，无法跟上部队行军速度，七叔只好将他送到了位于东阿的一家抗属工厂。后来，组织上又送他到山东茌平抗日县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根据地大大缩小，田纪云多次被送到当地老乡家充当农民的孩子。在那个时期，他共认了5个干妈，她们像保护亲生儿子一样保护他。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田纪云对“没有广大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这句话深信不疑。
生平首次因祸得福
1945年初，田纪云被保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今菏泽地区），直到1946年末。1945年5月，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还不满16岁。
在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的短短两年时间中，田纪云边工作边学习收获甚丰，而其中最大的收获应是他认识了当时第三抗日中学的高才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李英华。
1947年初，田纪云被送到商业会计学校学习。年末，田纪云被分配到了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任总会计，这是他第二次入伍。
1948年，19岁的田纪云当上第二野战军担架营的营长，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田纪云终生难忘的事情。
田纪云所在的担架营出生入死，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同志们也都十分辛苦，经常是人困马乏席地而眠。
一天晚上，担架营又就地露宿，田纪云把手枪枕在脑后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枪没了。田纪云急坏了，问遍了所有人，谁也不知道。一路上，田纪云食不甘味、寝不安神，忐忑不安地回到战勤指挥部，当天就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第二天，司令员何光宇把田纪云喊去了，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田纪云，你这个混小子！你怎么连枪都敢丢……
回到房间里，田纪云很难过，加上不知会受怎样的处分，就一个人闷闷地写检讨，后来科长也来帮他写，写着写着，科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何司令骂你了吗？”
田纪云说，骂了，骂得很厉害。科长一听就乐了，说，司令骂你了就没事了，他要不骂你而给你倒茶，那可就真有事了。
田纪云将信将疑，没想到还真被这位科长说中了，没过几天，就宣布提升他为正营了。
当时部队级别规定是很严格的，只有营级以上干部才可以配一匹马，可以结婚，但爱人必须是有工作的。田纪云原来是副营级干部，不能享受这些待遇。这一提了正营之后，最令田纪云高兴的是可以结婚了。因祸得福，他自己当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人说，司令说他们担架营的工作完成得好，田纪云的认错态度诚恳，人也诚实，觉得有培养前途……因此才有了田纪云在人生路上的第一次“因祸得福”。
从1941年到1948年，田纪云当过兵、做过童工、搞过土改，还带过担架队，这些经历既锻炼了他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造就了他坚强的毅力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八年砥砺，田纪云由一个小八路成长为一名南下干部。
第二次因祸得福
1948年底，解放军开始准备渡江作战，同时，也为南下开辟新区准备干部。当时，从部队和地方选调了一些干部，搭成了省、地、县党政组织机构的架子。田纪云被选调到赣东北行署的班子里，他任行署财政处总会计；1949年底，他又被派到贵州工作。
在贵州工作的大部分时间，田纪云都是在从事财政工作，从省财政厅的科长、处长到副厅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这期间，他遇上了一个严厉的财政厅长，名叫王维。
田纪云说：“战争年代那么艰苦我都没有哭过，但那些年我却经常为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而哭泣，在我起草的不少文稿上都有我的热泪。”他认为自己后来的成长同这位厅长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
1964年，贵州开展大“四清”，田纪云因两条罪状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一条是他在贵州省财政厅任办公室主任时，曾让后勤部门包下了加工豆腐的活，加工出来的豆腐归食品公司，豆腐渣归他们。用这些豆腐渣，他们养了十几头猪。在那个一年难吃到几回肉的困难时期，那十几头猪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一条罪状就是他在任财政厅副厅长期间，曾按省里领导的指示花了70余万元在贵州的花溪盖了一栋别墅，预备让毛主席来贵州时住。这也成了一大罪状。
两条罪状压身，田纪云被派去农村搞“四清”，代理县委书记。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不能接受，就向在贵州搞“四清”的工作组组长、时任西南局副书记的李大章写了一份申诉信，
第二天，李大章就找他谈话了。这次谈话，李大章对田纪云有了很深的印象，李大章见他很年轻，又很有工作能力，回到西南局后，就给他发来了调令，调他到西南局工作，还给他提升了工资级别。这可说是田纪云的第二次“因祸得福”。
1966年初，在贵州工作了16年之后，田纪云调往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共西南局财办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田纪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因中共西南局撤销，他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组工作，其间曾率团下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代理地委书记。
这个时期，田纪云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接触群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经历，无形中为他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抓农村工作奠定了基础。
进人中南海
步人中南海的缘由田纪云自己说过：“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
事情还得从1 979年说起。这年的秋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萍来到成都搞调研，他找来田纪云了解四川经济工作情况。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陈野萍直截了当地问田纪云，你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对四川今后发展有什么想法？对省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听了田纪云的回答，他很高兴，称赞田纪云讲得好，很系统，很全面，有分析，有观点。这个思维严谨、行事果断的财政厅厅长颇令他赏识。
这次谈话后不到半年，即1980年3月，省委组织部通知田纪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他下半年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让他做好准备。
1980年8月下旬，田纪云带着行李如期到中央党校报到。
这一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四川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他当众告诉田纪云，中央已决定调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干什么工作还不知道。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田纪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让他的秘书李保国接田纪云到他家做客，他告诉田纪云说工作调动是中组部推荐，征得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由中央决定的。准备要田纪云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协助他管一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
1981年2月，田纪云到中南海报到上班。
回望来时路，田纪云感慨良多，他说：“回顾这些年来的革命生涯，有顺利、有曲折，立过功、受过奖，也挨过批判、受过委屈。但总体而论，我算是个幸运儿，没有负过伤（指没有负过致命的伤），没有当过俘虏，也没有坐过牢。这些经历，或许是我后半生比较顺利，官至副总理、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达20余年，并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定贡献的基本因素吧。”
父辈抗日少小参军
田纪云，1929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随泰安第一区划归肥城）。田纪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原本在泰安县城教书。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同田纪云的二叔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日军完全占领了田纪云的家乡，田家成了日军追捕的目标，对田家人见一个杀一个，先后三次抄家。田纪云无家可归了，只能在亲戚家东躲西藏。许多亲戚也怕被牵连，走投无路之际，是田纪云的大姨收留了他。
12岁，田纪云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家乡，西渡黄河，投奔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团任参谋长的七叔，当上了一名小八路。
因为年龄太小，无法跟上部队行军速度，七叔只好将他送到了位于东阿的一家抗属工厂。后来，组织上又送他到山东茌平抗日县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根据地大大缩小，田纪云多次被送到当地老乡家充当农民的孩子。在那个时期，他共认了5个干妈，她们像保护亲生儿子一样保护他。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田纪云对“没有广大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这句话深信不疑。
生平首次因祸得福
1945年初，田纪云被保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今菏泽地区），直到1946年末。1945年5月，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还不满16岁。
在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的短短两年时间中，田纪云边工作边学习收获甚丰，而其中最大的收获应是他认识了当时第三抗日中学的高才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李英华。
1947年初，田纪云被送到商业会计学校学习。年末，田纪云被分配到了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任总会计，这是他第二次入伍。
1948年，19岁的田纪云当上第二野战军担架营的营长，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田纪云终生难忘的事情。
田纪云所在的担架营出生入死，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同志们也都十分辛苦，经常是人困马乏席地而眠。
一天晚上，担架营又就地露宿，田纪云把手枪枕在脑后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枪没了。田纪云急坏了，问遍了所有人，谁也不知道。一路上，田纪云食不甘味、寝不安神，忐忑不安地回到战勤指挥部，当天就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第二天，司令员何光宇把田纪云喊去了，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田纪云，你这个混小子！你怎么连枪都敢丢……
回到房间里，田纪云很难过，加上不知会受怎样的处分，就一个人闷闷地写检讨，后来科长也来帮他写，写着写着，科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何司令骂你了吗？”
田纪云说，骂了，骂得很厉害。科长一听就乐了，说，司令骂你了就没事了，他要不骂你而给你倒茶，那可就真有事了。
田纪云将信将疑，没想到还真被这位科长说中了，没过几天，就宣布提升他为正营了。
当时部队级别规定是很严格的，只有营级以上干部才可以配一匹马，可以结婚，但爱人必须是有工作的。田纪云原来是副营级干部，不能享受这些待遇。这一提了正营之后，最令田纪云高兴的是可以结婚了。因祸得福，他自己当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人说，司令说他们担架营的工作完成得好，田纪云的认错态度诚恳，人也诚实，觉得有培养前途……因此才有了田纪云在人生路上的第一次“因祸得福”。
从1941年到1948年，田纪云当过兵、做过童工、搞过土改，还带过担架队，这些经历既锻炼了他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造就了他坚强的毅力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八年砥砺，田纪云由一个小八路成长为一名南下干部。
第二次因祸得福
1948年底，解放军开始准备渡江作战，同时，也为南下开辟新区准备干部。当时，从部队和地方选调了一些干部，搭成了省、地、县党政组织机构的架子。田纪云被选调到赣东北行署的班子里，他任行署财政处总会计；1949年底，他又被派到贵州工作。
在贵州工作的大部分时间，田纪云都是在从事财政工作，从省财政厅的科长、处长到副厅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这期间，他遇上了一个严厉的财政厅长，名叫王维。
田纪云说：“战争年代那么艰苦我都没有哭过，但那些年我却经常为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而哭泣，在我起草的不少文稿上都有我的热泪。”他认为自己后来的成长同这位厅长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
1964年，贵州开展大“四清”，田纪云因两条罪状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一条是他在贵州省财政厅任办公室主任时，曾让后勤部门包下了加工豆腐的活，加工出来的豆腐归食品公司，豆腐渣归他们。用这些豆腐渣，他们养了十几头猪。在那个一年难吃到几回肉的困难时期，那十几头猪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一条罪状就是他在任财政厅副厅长期间，曾按省里领导的指示花了70余万元在贵州的花溪盖了一栋别墅，预备让毛主席来贵州时住。这也成了一大罪状。
两条罪状压身，田纪云被派去农村搞“四清”，代理县委书记。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不能接受，就向在贵州搞“四清”的工作组组长、时任西南局副书记的李大章写了一份申诉信，
第二天，李大章就找他谈话了。这次谈话，李大章对田纪云有了很深的印象，李大章见他很年轻，又很有工作能力，回到西南局后，就给他发来了调令，调他到西南局工作，还给他提升了工资级别。这可说是田纪云的第二次“因祸得福”。
1966年初，在贵州工作了16年之后，田纪云调往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共西南局财办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田纪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因中共西南局撤销，他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组工作，其间曾率团下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代理地委书记。
这个时期，田纪云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接触群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经历，无形中为他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抓农村工作奠定了基础。
进人中南海
步人中南海的缘由田纪云自己说过：“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
事情还得从1 979年说起。这年的秋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萍来到成都搞调研，他找来田纪云了解四川经济工作情况。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陈野萍直截了当地问田纪云，你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对四川今后发展有什么想法？对省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听了田纪云的回答，他很高兴，称赞田纪云讲得好，很系统，很全面，有分析，有观点。这个思维严谨、行事果断的财政厅厅长颇令他赏识。
这次谈话后不到半年，即1980年3月，省委组织部通知田纪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他下半年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让他做好准备。
1980年8月下旬，田纪云带着行李如期到中央党校报到。
这一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四川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他当众告诉田纪云，中央已决定调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干什么工作还不知道。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田纪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让他的秘书李保国接田纪云到他家做客，他告诉田纪云说工作调动是中组部推荐，征得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由中央决定的。准备要田纪云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协助他管一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
1981年2月，田纪云到中南海报到上班。
回望来时路，田纪云感慨良多，他说：“回顾这些年来的革命生涯，有顺利、有曲折，立过功、受过奖，也挨过批判、受过委屈。但总体而论，我算是个幸运儿，没有负过伤（指没有负过致命的伤），没有当过俘虏，也没有坐过牢。这些经历，或许是我后半生比较顺利，官至副总理、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达20余年，并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定贡献的基本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