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广电业微观机制方面的“改革红利”已基本挖尽，宏观体制方面的各种禁忌不能碰触。广电改革一直在“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制播关系”、“公益性与经营性”、“事业与企业”等几组问题上羁绊和纠结，在现行体制与传统行业的栅栏里面打转转，但仍然形成了一定的“存量”和“增量”。新常态和媒体融合时代，我们应当根据新形势新趋势的变化赋予广电改革“红利”以新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