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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抚州宜黄（今江西省临川市宜黄县）人，晚清著名政论家、诗人。他因首先上疏道光帝查禁鸦片走私、严惩吸食者而闻名天下，其诗文也有突出成就。从其诗文中，我们可见其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壮志与担当，所谓“阴求天下士，与世谁仔肩”（《四十初度次韵酬亨甫见赠之作》）。
道光三年（1823），黄爵滋会试中式，第七十二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前后任馆职七年。道光十一年（1831）闰九月，黄爵滋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始为言官。出生农家，“习与老农语，一一闻艰辛”（《辛卯岁除家大人六十生日敬述示儿子模林渠》）的黄爵滋对嘉道时期的朝政腐败与社会问题有清醒地认识，并对之多有论列，成为当时的清流领袖。
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黄爵滋上《综核名实疏》，言崇学校以绝邪教、严保甲以靖会匪、修水利以除水患、广积贮以备赈施、严校阅以肃兵政、严防禁以靖海洋、造就材棺等七事，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作黄爵滋对相关方面问题的总体认知。后人辑《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开篇即是此疏，足见其重要性。黄爵滋后来所上其他奏议，大致是《综核名实疏》的具体与深入，如《江西毗连闽广盗匪繁多请严切查办疏》言会党与邪教，《察核衰庸疏》言吏治与人才，《江汉修防事宜疏》言水利，《州县仓储有名无实疏》言积贮，《敬陳六事疏》言外交与军事，等等。由这些奏疏可知，黄爵滋怀着儒家士大夫的普遍济世情怀，他尝试寻找解决当时社会弊病的方法。
在诗歌中，黄爵滋“下笔原宗杜拾遗”（《与潘四农论诗偶述八首》其二），以杜甫为榜样，学习其“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精神，时刻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如写江南水灾“江南江北民无归，白日但闻新鬼哭，四野几见流民炊”，鼓励去江南为官的好友姚莹（1785-1853）“许身稷契”，以百姓的生命为行政旨归，即“民命官所司”。（《江南行送姚石甫大令》）又如写蝗灾“飞蝗向南行，蝗声所过惟哭声”（《南蝗》），蝗虫过后，食尽五谷，惟有百姓的痛哭声。又如写社会风俗变化的《抚州行寄太守郭松崖前辈》：
我生之初风尙古，岁时伏腊罗尊俎。昔日崇墉足谷家，今时飘泊无聊侣。临川之南龙骨渡，乃是逋逃渊薮处。为狐爲鼠遑恤他，为虎爲狼当奈何。父兄敎不先，子弟率不谨。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燐。士贫孰义学，民贫孰义仓。贫人挑盐富人食，官吏捉盐盐被攘。安得反浇俗，尽为农桑民。安得挽薄习，尽为弦诵人。（《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卷六）
黄爵滋在诗中为友人提及家乡风气的变化：诗人初生时，民风淳朴、家给人足，而今却是官府盘剥，盗贼横行，父子兄弟不睦，家家吸食鸦片，民风浇漓。诗人期盼出现循吏，使百姓富足安康、风俗淳厚。
关心民生的同时，黄爵滋时时关注与外国之关系，《广东行送李石梧学使》：
要令知学回士风，虎头道险华夷通。
天威远控扶桑东，佛郞机静波不鸿。
任尔手掇珊瑚红，我亦快睹爲豪雄。
广州在当时是与外国通商贸易的唯一地点，外国商船很多，且当时鸦片走私已经相当严重，存在着深重的危机。道光十五年（1835），友人李星沅（1797-1851）出任广东学政，黄爵滋赋诗送行。诗中反映出其对上述问题的关注。
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中，鸦片走私泛滥是黄爵滋一直关注的。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黄爵滋上《江西毗连闽广盗匪繁多请严切查办疏》，言及江西赣州地方兵丁诸弊端，其中便包括“贩食鸦片”。道光十三年（1833）左右，其《答许学使书》中言其家乡江西“年节无爆竹之声，比户染鸦片之毒”。在《综核名实疏》中言及海防时，黄爵滋指出“鸦片烟之毒，遍布海内”的事实。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黄爵滋上《敬陈六事疏》，其中言“严剿御以肃夷禁”，更是忧心地指出：
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
黄爵滋指出，由于鸦片走私泛滥，中国白银外流每年至少有二三千万两。由于清朝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并非纸币，白银外流会造成银价格昂贵，对国家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黄爵滋上了著名的《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疏》，详细阐明了其严禁鸦片的主张。在奏疏的开篇，黄爵滋提出问题：
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
道光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节俭皇帝，黄爵滋问，国家为何江河日下、财政困难？他认为：这是因为白银外流引起的银价昂贵，而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走私。黄爵滋描述当时吸食鸦片的情形说：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也就是说，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在沉溺于吸食鸦片。鸦片泛滥，造成国人体质下降之外，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白银外流。黄爵滋在奏疏里指出，当时广东一省因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达每年三千万两，而其余沿海省份外流白银亦达每年一千万两。每年如此多的白银外流，必然造成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
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除，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当时地丁钱粮、盐税征收之后换成白银，因为银价昂贵变得亏损严重，由此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黄爵滋还说，若是持续如此，“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即出现战事，财政将无法支持，正如后来林则徐所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林则徐传》） 黄爵滋在提出解决办法之前，逐一批驳了当时的其他主张：严查海口，因稽查员弁暗中分肥而不肯认真办理；禁止通商，因鸦片泛滥是靠走私，故不能禁止鸦片贸易；查拿兴贩，因州县地方包庇而不能实有效果；开种罂粟之禁，因内地鸦片不能过瘾，故不能抵制外国走私。黄爵滋认为：“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即无吸食之人，则无鸦片贸易。黄爵滋建议，限期一年禁止吸食而断瘾，一年后仍旧吸食者，处以死刑。用严刑峻法清除鸦片贸易的源头，无需求自然无供给，从而断绝鸦片走私，由此而达到阻止白银外流的目的。
疏上，道光帝降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待各省回奏后，又令：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实际上，道光帝心中对鸦片贸易十分痛恨，他下旨处罚主张驰禁鸦片、照药材征税的许乃济时说：“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众多督抚的上奏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所言极为恳切，道光帝于十九年（1839）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随后即是大家熟知的虎门销烟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
林则徐被派往广东禁烟的同时，黄爵滋与祁寯藻（1793-1866）被派遣至福建，协助闽浙总督邓廷桢（1766-1846）办理禁烟事宜。福建期间的黄爵滋，内心充满了报国豪情，写下了“驰驱酬夙愿”（《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的诗句，为国驱驰，正是他一直的心愿。
福建期间，黄爵滋积极为禁烟以及与英国侵略军作战奔走。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初一，上疏请令闽浙总督暂住泉州，以便查禁鸦片；初六，查验福厂戰船，上疏论战船修造迟延积压之弊；二十七日，与邓廷桢、祁寯藻联衔上奏沿海砲台的弊端：
闽洋无内港可守，砲台必须建于海边，海滩沙性浮松，砲台跟脚不固，难以经久。置之坚实之地，则去海较远，砲火之力更不能及。是添建砲台徒糜工费，无济实用。
他们共同提出了以砲墩易砲台之法：海边用麻袋，实以沙土，层层累积，视地势而沙墩之高低、厚薄、长短不同；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砲位安于墩内，砲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砲洞。其法具有修建简单、迅速，费用较少，不易洞穿等特点。这一方法在福建实行，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贼果不能近”（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六月二十七日，与邓廷桢等上奏“筹议海防大局”。
鸦片战争期间，黄爵滋始终主战。于返回京城路过浙江，上《闻见定海情形疏》，提醒道光帝不要轻信英人停战通商之言，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进《海防图》，详述海防情况，为道光帝所嘉奖。是年末，还有《与扬威将军书》，向被道光帝派遣至杭州抗击英军的奕经进言方略。
黄爵滋创作于鸦片战争期间的诗歌，对战争情势有着充分地反映，表现出其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决心：
澳远天连粤，台高浪涌台。
巡洋兵力重，讨海利源开。
何意吞舟者，偏乘漏网来。
斩蛟犹有士，徙鳄岂无才。
（《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其二）
这是写查禁鸦片走私。
闻道铜山击，鲸鲵胆已寒。
重楼虽变幻，狡窟易摧残。
（《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其四）
这是写抓获烟贩，捣毁走私巢穴。
榕隂郁楼阁，茘火隐江岸。
披图足写心，闻事翻扼腕。
甫惊厦门烽，忽报舟山变。
逡巡燕幕危，仓猝鱼釜烂。
东南几天险，瓯闽通一线。
心悬素月飞，目极孤云断。
…… ……
箕斗张前檐，宵深记三叹。
（《阅罗六湖平山晩眺画卷感而赋之》）
这是写战争初期，听闻英军袭扰厦门，攻陷舟山，对局势忧心不已。
古浪屿边月，高崎汛外山。
重门蛟蜃逼，诸岛鹭鸥闲。
险带金门峙，雄看石壁环。
便期东海若，勺水洗尘寰。
（《舟至阳湖复偕祁春浦前辈命入闽途中得杂诗二十一首》其二十一）
这是写厦门一带地势险要，防守严密，必能战胜来犯的侵略者。
这样充满豪情壮志的文字，在黄爵滋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十分常见，《海防篇赠臧牧庵从军一百韵》表意最全，其中写道：
何物阿芙蓉，乘机肆为蛊。
滔甚洪水波，毒逾猛兽齿。
黠者利若邱，愚者命如缕。
已谓家可焚，讵计国之侮。
…… ……
我闻狼山贼，颠覆遭飓母。
又闻落伽寇，披猖激神怒。
帝女作精卫，涛神尚白马。奈何今罔闻，顺蹶逆反助。
我欲叫天后，奋袂使其起。北投黄城鞭，东然黑水炬。
…… ……
众志始为城，不然岂安堵。会当挽天河，洗净六合宇。
收彼佛郞机，铸作汉家柱。
诗人说，鸦片（阿芙蓉）泛滥，对国家、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严禁鸦片走私利国利民；英军以此为借口进犯，实如“贼”“寇”；我们众志成城，一定可以战胜来犯之敌，扫灭胡尘，将缴获的侵略者之大炮（佛郎机）熔铸成纪功的铁柱。
黄爵滋虽有报国之愿、建功之志，但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他也在随后不久落职回乡，以讲学为事。然无论何时，其爱国之情、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从未改变。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黄爵滋学习杜甫《秋兴八首》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百年身合渔樵老，四海名惭妇孺闻。
马帐传经犹济济，鸡林求集亦纷纷。
著书寂寞怜扬子，誓墓徐徊惜右军。
只有平生恩未报，淋漓看剑夜初分。
（《乙巳首春漫兴八首》其三）
诗人当年首倡禁烟，声名妇孺皆知，如今落职闲居，只能以讲学为业；诗人在夜间挑灯看剑，其报国壮志始终不改。黄爵滋与他的好友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姚莹、邓廷桢等，正是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鸦片战争失败了，满清政府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赢得了民族对独立，靠的正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靠的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靠的正是爱国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精神依然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清流领袖
道光三年（1823），黄爵滋会试中式，第七十二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前后任馆职七年。道光十一年（1831）闰九月，黄爵滋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始为言官。出生农家，“习与老农语，一一闻艰辛”（《辛卯岁除家大人六十生日敬述示儿子模林渠》）的黄爵滋对嘉道时期的朝政腐败与社会问题有清醒地认识，并对之多有论列，成为当时的清流领袖。
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黄爵滋上《综核名实疏》，言崇学校以绝邪教、严保甲以靖会匪、修水利以除水患、广积贮以备赈施、严校阅以肃兵政、严防禁以靖海洋、造就材棺等七事，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作黄爵滋对相关方面问题的总体认知。后人辑《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开篇即是此疏，足见其重要性。黄爵滋后来所上其他奏议，大致是《综核名实疏》的具体与深入，如《江西毗连闽广盗匪繁多请严切查办疏》言会党与邪教，《察核衰庸疏》言吏治与人才，《江汉修防事宜疏》言水利，《州县仓储有名无实疏》言积贮，《敬陳六事疏》言外交与军事，等等。由这些奏疏可知，黄爵滋怀着儒家士大夫的普遍济世情怀，他尝试寻找解决当时社会弊病的方法。
在诗歌中，黄爵滋“下笔原宗杜拾遗”（《与潘四农论诗偶述八首》其二），以杜甫为榜样，学习其“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精神，时刻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如写江南水灾“江南江北民无归，白日但闻新鬼哭，四野几见流民炊”，鼓励去江南为官的好友姚莹（1785-1853）“许身稷契”，以百姓的生命为行政旨归，即“民命官所司”。（《江南行送姚石甫大令》）又如写蝗灾“飞蝗向南行，蝗声所过惟哭声”（《南蝗》），蝗虫过后，食尽五谷，惟有百姓的痛哭声。又如写社会风俗变化的《抚州行寄太守郭松崖前辈》：
我生之初风尙古，岁时伏腊罗尊俎。昔日崇墉足谷家，今时飘泊无聊侣。临川之南龙骨渡，乃是逋逃渊薮处。为狐爲鼠遑恤他，为虎爲狼当奈何。父兄敎不先，子弟率不谨。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燐。士贫孰义学，民贫孰义仓。贫人挑盐富人食，官吏捉盐盐被攘。安得反浇俗，尽为农桑民。安得挽薄习，尽为弦诵人。（《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卷六）
黄爵滋在诗中为友人提及家乡风气的变化：诗人初生时，民风淳朴、家给人足，而今却是官府盘剥，盗贼横行，父子兄弟不睦，家家吸食鸦片，民风浇漓。诗人期盼出现循吏，使百姓富足安康、风俗淳厚。
关心民生的同时，黄爵滋时时关注与外国之关系，《广东行送李石梧学使》：
要令知学回士风，虎头道险华夷通。
天威远控扶桑东，佛郞机静波不鸿。
任尔手掇珊瑚红，我亦快睹爲豪雄。
广州在当时是与外国通商贸易的唯一地点，外国商船很多，且当时鸦片走私已经相当严重，存在着深重的危机。道光十五年（1835），友人李星沅（1797-1851）出任广东学政，黄爵滋赋诗送行。诗中反映出其对上述问题的关注。
首倡禁烟
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中，鸦片走私泛滥是黄爵滋一直关注的。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黄爵滋上《江西毗连闽广盗匪繁多请严切查办疏》，言及江西赣州地方兵丁诸弊端，其中便包括“贩食鸦片”。道光十三年（1833）左右，其《答许学使书》中言其家乡江西“年节无爆竹之声，比户染鸦片之毒”。在《综核名实疏》中言及海防时，黄爵滋指出“鸦片烟之毒，遍布海内”的事实。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黄爵滋上《敬陈六事疏》，其中言“严剿御以肃夷禁”，更是忧心地指出：
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
黄爵滋指出，由于鸦片走私泛滥，中国白银外流每年至少有二三千万两。由于清朝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并非纸币，白银外流会造成银价格昂贵，对国家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黄爵滋上了著名的《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疏》，详细阐明了其严禁鸦片的主张。在奏疏的开篇，黄爵滋提出问题：
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
道光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节俭皇帝，黄爵滋问，国家为何江河日下、财政困难？他认为：这是因为白银外流引起的银价昂贵，而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走私。黄爵滋描述当时吸食鸦片的情形说：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也就是说，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在沉溺于吸食鸦片。鸦片泛滥，造成国人体质下降之外，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白银外流。黄爵滋在奏疏里指出，当时广东一省因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达每年三千万两，而其余沿海省份外流白银亦达每年一千万两。每年如此多的白银外流，必然造成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
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除，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当时地丁钱粮、盐税征收之后换成白银，因为银价昂贵变得亏损严重，由此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黄爵滋还说，若是持续如此，“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即出现战事，财政将无法支持，正如后来林则徐所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林则徐传》） 黄爵滋在提出解决办法之前，逐一批驳了当时的其他主张：严查海口，因稽查员弁暗中分肥而不肯认真办理；禁止通商，因鸦片泛滥是靠走私，故不能禁止鸦片贸易；查拿兴贩，因州县地方包庇而不能实有效果；开种罂粟之禁，因内地鸦片不能过瘾，故不能抵制外国走私。黄爵滋认为：“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即无吸食之人，则无鸦片贸易。黄爵滋建议，限期一年禁止吸食而断瘾，一年后仍旧吸食者，处以死刑。用严刑峻法清除鸦片贸易的源头，无需求自然无供给，从而断绝鸦片走私，由此而达到阻止白银外流的目的。
疏上，道光帝降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待各省回奏后，又令：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实际上，道光帝心中对鸦片贸易十分痛恨，他下旨处罚主张驰禁鸦片、照药材征税的许乃济时说：“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众多督抚的上奏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所言极为恳切，道光帝于十九年（1839）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随后即是大家熟知的虎门销烟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
始终主战
林则徐被派往广东禁烟的同时，黄爵滋与祁寯藻（1793-1866）被派遣至福建，协助闽浙总督邓廷桢（1766-1846）办理禁烟事宜。福建期间的黄爵滋，内心充满了报国豪情，写下了“驰驱酬夙愿”（《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的诗句，为国驱驰，正是他一直的心愿。
福建期间，黄爵滋积极为禁烟以及与英国侵略军作战奔走。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初一，上疏请令闽浙总督暂住泉州，以便查禁鸦片；初六，查验福厂戰船，上疏论战船修造迟延积压之弊；二十七日，与邓廷桢、祁寯藻联衔上奏沿海砲台的弊端：
闽洋无内港可守，砲台必须建于海边，海滩沙性浮松，砲台跟脚不固，难以经久。置之坚实之地，则去海较远，砲火之力更不能及。是添建砲台徒糜工费，无济实用。
他们共同提出了以砲墩易砲台之法：海边用麻袋，实以沙土，层层累积，视地势而沙墩之高低、厚薄、长短不同；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砲位安于墩内，砲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砲洞。其法具有修建简单、迅速，费用较少，不易洞穿等特点。这一方法在福建实行，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贼果不能近”（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六月二十七日，与邓廷桢等上奏“筹议海防大局”。
鸦片战争期间，黄爵滋始终主战。于返回京城路过浙江，上《闻见定海情形疏》，提醒道光帝不要轻信英人停战通商之言，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进《海防图》，详述海防情况，为道光帝所嘉奖。是年末，还有《与扬威将军书》，向被道光帝派遣至杭州抗击英军的奕经进言方略。
黄爵滋创作于鸦片战争期间的诗歌，对战争情势有着充分地反映，表现出其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决心：
澳远天连粤，台高浪涌台。
巡洋兵力重，讨海利源开。
何意吞舟者，偏乘漏网来。
斩蛟犹有士，徙鳄岂无才。
（《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其二）
这是写查禁鸦片走私。
闻道铜山击，鲸鲵胆已寒。
重楼虽变幻，狡窟易摧残。
（《闽中述事四首呈邓嶰筠制军前辈》其四）
这是写抓获烟贩，捣毁走私巢穴。
榕隂郁楼阁，茘火隐江岸。
披图足写心，闻事翻扼腕。
甫惊厦门烽，忽报舟山变。
逡巡燕幕危，仓猝鱼釜烂。
东南几天险，瓯闽通一线。
心悬素月飞，目极孤云断。
…… ……
箕斗张前檐，宵深记三叹。
（《阅罗六湖平山晩眺画卷感而赋之》）
这是写战争初期，听闻英军袭扰厦门，攻陷舟山，对局势忧心不已。
古浪屿边月，高崎汛外山。
重门蛟蜃逼，诸岛鹭鸥闲。
险带金门峙，雄看石壁环。
便期东海若，勺水洗尘寰。
（《舟至阳湖复偕祁春浦前辈命入闽途中得杂诗二十一首》其二十一）
这是写厦门一带地势险要，防守严密，必能战胜来犯的侵略者。
这样充满豪情壮志的文字，在黄爵滋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十分常见，《海防篇赠臧牧庵从军一百韵》表意最全，其中写道：
何物阿芙蓉，乘机肆为蛊。
滔甚洪水波，毒逾猛兽齿。
黠者利若邱，愚者命如缕。
已谓家可焚，讵计国之侮。
…… ……
我闻狼山贼，颠覆遭飓母。
又闻落伽寇，披猖激神怒。
帝女作精卫，涛神尚白马。奈何今罔闻，顺蹶逆反助。
我欲叫天后，奋袂使其起。北投黄城鞭，东然黑水炬。
…… ……
众志始为城，不然岂安堵。会当挽天河，洗净六合宇。
收彼佛郞机，铸作汉家柱。
诗人说，鸦片（阿芙蓉）泛滥，对国家、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严禁鸦片走私利国利民；英军以此为借口进犯，实如“贼”“寇”；我们众志成城，一定可以战胜来犯之敌，扫灭胡尘，将缴获的侵略者之大炮（佛郎机）熔铸成纪功的铁柱。
黄爵滋虽有报国之愿、建功之志，但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他也在随后不久落职回乡，以讲学为事。然无论何时，其爱国之情、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从未改变。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黄爵滋学习杜甫《秋兴八首》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百年身合渔樵老，四海名惭妇孺闻。
马帐传经犹济济，鸡林求集亦纷纷。
著书寂寞怜扬子，誓墓徐徊惜右军。
只有平生恩未报，淋漓看剑夜初分。
（《乙巳首春漫兴八首》其三）
诗人当年首倡禁烟，声名妇孺皆知，如今落职闲居，只能以讲学为业；诗人在夜间挑灯看剑，其报国壮志始终不改。黄爵滋与他的好友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姚莹、邓廷桢等，正是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鸦片战争失败了，满清政府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赢得了民族对独立，靠的正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靠的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靠的正是爱国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精神依然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