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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之爱：愿此会千秋长相见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的七夕之夜，澄碧的郁水岸边，站着一位眼神忧郁的男子，他就是“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仰望着明净的星空，陷于新旧党争、被贬谪广西横州的秦观不禁思绪万千。今夜，世间无数有情男女都会相约月下，坐看牵牛织女星，对着星空许下爱的誓言，祈求美满幸福的姻缘。
远在天涯的秦观，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位铭记于心却无法相见的女子，于是便有了这首著名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的这首词，诞生于他特殊的人生境况里，缠绵感伤之余，却又乐观旷达，成为抒写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千古名篇，也为七夕这个古代中国最具浪漫气息的节日添上一笔亮彩。
来自星空的爱情神话
世界上大部分的神话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想象，牛郎与织女的传说也不例外。这个由中国古人集体创作的神话故事，在最初是什么样子呢？
《夏小正》一书保存着我国古老的天文历法知识。书中记载：“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先秦时期，在七月的黄昏，璀璨的银河横贯天际，在银河的一端，织女星与两颗小星星大致构成一个三角形，其中，两颗小星星形成的开口正朝向东方。银河另一端的牵牛星，亮度仅次于织女星，因此，人们在仰望织女星的时候，牵牛星也必会映入眼帘。
《诗经·小雅·大东》是最早将织女星和牵牛星联系起来，并进行歌咏的诗篇。这是一首描述征夫之苦的诗歌。常年在外劳役的男子，在旷野里夜行，他心中孤愤难平，于是遍数天上众星徒具虚名，借此讽刺贵族们尸位素餐。“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那织女星纵然整日忙碌，却没有织成一匹带花纹的布料：那牵牛星尽管闪亮，却不能用来拉车载箱。就是这种隐喻的方式，构建了后世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原始基础。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这是说牛郎想娶织女，三次都没有成功。据此，有人推测在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早期阶段，它是个纯粹的悲剧。
从汉代开始，牛郎织女的故事逐渐丰富起来。班固《西都赋》中说：“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汉乐府诗中还有更为细腻的描写：“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些诗文已初具牛郎、织女被银河相隔，相思却不得相见的故事梗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还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牛郎、织女于七夕鹊桥相会的情节已依稀可见。
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终于从相思的恋人变成了夫妻。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有一篇《洛神赋》的注释，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牵牛织女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在这里，牛郎、织女的关系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模糊，而是确定的夫妻关系。
在《荆楚岁时记》中，牛郎织女这一神话故事已大体完备。“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孙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红。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同为天上的星宿神人，天帝恩赐他们结为夫妇。婚后，两人沉迷于幸福生活而荒疏了职责，被罚分隔在天河两岸，一年才能相会一次。牛郎织女的结合、分离与最终命運都已经具备，故事的主要情节基本完整了。
到了后世，随着一代代民间创作者的不断加工，牛郎织女的传说由天界的星神之恋逐渐演变为人神之恋，成为美丽多情的仙女与敦厚朴实的农夫之间凄美动人的婚恋传奇。
走出深宫的爱情故事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唐朝诗人杜牧这首极具画面感的《秋夕》诗，借助宫廷女子坐看牵牛织女星的情景，含蓄简练地展现了唐代七夕节冷寂的一角。
其实，唐代的七夕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这一天唐宫中会“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祭祀过牵牛、织女二星，还会“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即举办通宵的音乐宴会。唐玄宗和杨玉环也有专属的过节方式，“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人，与垂暮之年的大唐帝王在奢华富丽的宫苑之中游乐，天上的星辰见证着他们许过的心愿、盟下的誓约。恰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述的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和着《长恨歌》出现的唐代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对七夕盟誓这一意象也有描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
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始，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便被人们不断地演绎着。除了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从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到清代洪异的昆曲《长生殿》，这个源自深宫里的爱情故事渐渐地脱离了它本来的面目，向着爱情神话的方向发展。而“七夕盟誓”始终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之一。 白朴的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它以杂剧的形式重新诠释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剧中开篇的《密誓》用了整整一折的篇幅，铺陈了二人在长生殿乞巧、密誓的情节。
“龙麝焚金鼎，花萼插银瓶。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剧中，关于乞巧的诸般事物都有详细描写，悬挂鹊橋图虽是元代的七夕节庆活动，却十分应情应景。如普通的世间男女一样，唐明皇赠予杨贵妃金钗一对、钿盒一枚，作为定情信物，并唱道：“两般礼物堪人敬，趁着这新秋节令赐卿卿。七宝金钗盟厚意，百花钿盒表深情。”
乞巧盟誓罢，两人步入庭院仰天观星，谈论起牛郎织女的故事。唐明皇同情牛郎害了相思病，却未料到日后他自己也要承受分离之苦。杨贵妃羡慕牛郎织女能够“年年相见，天长地久”，不免心中忧虑，“但恐春老花残，主上恩移宠衰”，遂发出“世人怎得似他情长也”的感叹。
在最令人感伤的第四折，已是马嵬兵变、贵妃玉殒之后，垂垂老矣的唐明皇孤坐在梧桐树下，相思之余，他又想起了从前的七夕之会。形单影只的他不禁发出哀叹：“妃子呵……长生殿乞巧，誓愿学连理枝比翼鸟，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命夭！”曾经的欢愉时刻转瞬成空，从此阴阳相隔，徒令人伤感。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将其推向顶峰的当属清代洪异的《长生殿》。《长生殿》在当时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清宫内院也特招戏班入宫演出，可谓是一个奇迹。
《长生殿》中的“七夕意象”，对《梧桐雨》的借鉴十分明显。《梧桐雨》中的七夕钗盒定情，被洪异单独敷衍成《定情》一出，《密誓》一出也大体保留了《梧桐雨》中七夕盟誓的原貌。不仅如此，在《长生殿》中，以各种不同视角出现的七夕情节达十余处，由此可见，这一意象在剧里剧外深得人心。
例如，在《哭像》一出中，唐明皇唱道：“当日长生殿里御炉旁，对牛女把深盟讲。”在《见月》一出中，唐明皇还唱道：“谁想那夜双星同照，此夕孤月重来。”感叹他和杨贵妃天人永隔。再如，在《雨梦》一出中，唐明皇梦见杨贵妃未死，梦中太监告之“要把牛女会深盟，和君王续未了”。在《寄情》一出中，杨贵妃传信物时，道出“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洪异还把神话人物牛郎织女从幕后请到台前，让他们亲自为唐明皇和杨贵妃证缘。《密誓》一出中写，天宝十载七夕夜，织女“暂撤机丝”，踏上鹊桥时，见到人间的帝妃二人正在密盟誓言。“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在七夕之夜，天上的牛郎织女共享“胜却人间无数”的不渝之爱，也见证着长生殿里的爱情盟誓。两个爱情故事交相辉映，让天上人间共同笼罩在爱的氛围里。
不仅如此，牛郎织女也反复出现在《长生殿》的剧情中。例如，在《尸解》一出中，织女见杨贵妃复活后，又跟她重叙往事：“前天宝十载七夕……”，这是让她还魂的因由。在《怂合》一出中，牛郎织女谈论：“可记得长生殿里人一对，曾向我焚香密誓齐？”七夕意象的反复出现，让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发展越发地契合牛郎织女的传说，逐渐演变为“帝妃版”的七夕之恋。
《梧桐雨》和《长生殿》都有“乐极而哀”的情感倾向，欢悲之情的对比十分明显。但是，关于七夕的爱情故事，无论是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还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故事，体现的都是“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坚贞之爱，这也是世间无数有情男女衷心的祈愿。
七夕之爱的人间情味
《长生殿》的作者洪异与黄兰次是同年同月生的表兄妹。“素手始扶床，玄发未绾髻”的他们青梅竹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初一，洪异20岁生日当天，与黄兰次结为伉俪。七月初七，他摆宴于岳父宅邸，赋诗《七夕闺中作四首》，其一云：“忆昔同卺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今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新婚宴尔之际又逢七夕佳节，洪异携手爱侣，笑看天上的牵牛织女双星，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之中。
当时的洪异家境宽裕，年少成名，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谁能想到，他的后半生竟是坎坷异常。洪异先是遭受“天伦之变”的家难，被迫离家，贫至断炊。因《长生殿》名动天下的他，也因这部戏于国丧期间“非时唱演”的公案，布衣终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五月，洪异应江宁织造曹寅之邀，在南京用了三个昼夜，尽情地欣赏了《长生殿》的全本演出。在乘舟返回杭州的途中，洪异竟失足落水而死，令人唏嘘不已。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中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经久不衰的爱情名言，也成了后世男女七夕定情的誓言。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曾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了他和“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之间的悲欢离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合卺仪式趋于复杂，有依旧用匏作为盛酒器的，也有改用酒壶或酒杯的。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双联壶，两个造型一样的壶体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表面绘满精美的平行线纹。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传达了一种平等与沟通的观念。据考证，此壶为一件礼仪用品，是氏族结盟或举行重大庆祝活动时对饮的酒具。
约在周代，又出现了飞凤负双杯的造型。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凤鸟双联漆杯，一只口衔宝珠的木雕凤凰背着两只竹壁木底的圆形杯，杯底有竹管连通。杯下有两只开屏的小凤鸟，与大凤鸟的双足共同构成器物的四足。杯内髹红漆，杯外彩绘双龙及波浪纹、卷云纹。此彩绘凤鸟双联漆杯，造型奇妙，制作精美，堪称中国古代酒器中的奇珍。
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一件铜错金镶绿松石合卺杯，也是口衔玉环、立在兽背的凤鸟背负两个圆形高足铜杯的造型。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青玉合卺杯，雕一只凤凰负两杯，杯前雕双螭，杯上刻“子冈制”款，是玉雕名家陆子冈的杰作。正如明代胡应麟《甲乙剩言》所言，其“形制奇特，以兩杯对峙，中通一道，使酒相过。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凤凰展翅负起双杯，祝福一对新人吉瑞祥和、比翼双飞。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件犀角雕鹰熊合卺杯，借“鹰熊”二字表达“英雄”合卺之意。
婚礼中也用以同心彩结装饰的一对形状相同的杯子，也称连理杯、合欢杯。古代婚联“并蒂花开连理树，新醅酒进合欢杯”，说的就是这种一体双杯的套盅。唐代黄滔的《催妆》诗云：“烟树迥垂连蒂杏，彩童交捧合欢杯。”《红楼梦》第九十四回亦有“莫道此花知识浅，欣荣预佐合欢杯”的句子。在民间，“合卺”这一礼节发展为婚宴上喝交杯酒的习俗，至今沿袭。
又有合欢瓶，也称双联瓶。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珐琅彩折枝花纹合欢瓶，看似红瓶、蓝瓶相连，十分美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提到的联珠瓶，则是一款两瓶相连的摆器，也称为“鸳鸯瓶”。这些杯、瓶都与古代的双联杯有关，含如意吉祥、珠联璧合之美意。
恰是平常最深情
古代的有情之人，将日常使用的各种器物赋予诗情爱意，寄托深挚情怀。
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春秋早期的精美青铜盘，因是晋国大师为他的妻子仲姜所做的一件盥洗之器，故被命名为“子仲姜盘”。这是一件既具有实用价值，又表现出极高艺术价值的青铜器，盘内的装饰与纹饰极为精美。盘附有两耳，外侧饰连续的勾云纹，前后各雕一条曲体小龙，龙角弯曲，似欲跃入盘内水中。
盘内所铸动物纹饰总共分四周，盘的中心是一只戴有羽冠的水鸟，第一周浮雕两只青蛙与两只乌龟;第二周为四尾小鱼;第三周为四只头上无冠的水鸟，间以青蛙和乌龟;第四周是浮雕的小鱼与青蛙。这些动物造型生动、活灵活现。该盘最令人称奇的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在原地旋转360度，这种充满动态与生气的装饰技艺是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
所谓带钩，就是古时候的腰带扣。南京博物院藏有一枚“长毋相忘”铭龙首合符银带钩。它的前端刻为龙首，龙晴凸起，整体弯曲如龙形，自中间一分为二，像兵符一般可分可合。两个半扇的内壁分别以阴、阳文刻着“长毋相忘”四个字，可严丝合缝结合在一起。带钩本是普通之物，有了这铭文，贴身而藏的带钩便隐含着夫妻之间私密的誓言：永不相忘，生死相随。
胜，是固定发髻的日用物件。《山海经》中说西王母“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穆天子传》又说周穆王曾与西王母相會于昆仑山，赋诗唱和，情意深长。汉代人就很崇拜西王母，视她为可赐寿福、子嗣的神灵。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四灵玉胜，其质地莹自如羊脂，以玉柱为骨架，上下左右分别雕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灵。玉胜两边柱上还刻有“长宜子孙，延寿万年”之铭文。它不仅被视为辟邪、压胜的吉瑞之物，还隐含长寿万年、白头偕老、子孙繁衍的祈愿，极为珍贵。
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记张生与崔莺莺相会、相恋，终究分离，是一出爱情悲剧。小说中写莺莺给张生寄书信时，还随信附有一枚玉环：“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玉环，即环形玉佩，其中寄托的，是回环无绝的情意。
还有一种蚩尤玉环，在圆环外凸雕蚩尤头形。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多件玉蚩尤环，为双合璧式，两个薄环可错可合，合之则为一完整环形，隐喻男女相合。清代《十二美人图》中《倚榻观鹊》一幅中的仕女手持玉环，目光却望向窗外竹梢头的双鹊，似在观鹊，也似在品味手中玉环所传之情意。
鱼鸟双双小独宿
自然界的鱼儿、水鸟、飞虫、雁雀等，多是双宿双栖，古人也常用此类形状的器物寄托自己对配偶的缠绵深情。
先民举办婚礼，有六礼之程序，即《仪礼·士昏礼》所载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除了纳征之外的五礼，男家都以大雁作为赠礼，也即“奠雁”。
汉代郑玄注《仪礼·土昏礼》说：“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者。”《白虎通·嫁娶篇》也解释：“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元代陈浩集释《礼记·昏义》记：“奠雁，取其不再偶也。”雁为候鸟，按时令往来于南北，顺阴阳、遵节令、遵礼仪、长幼有序，又是忠贞偕老之鸟，正蕴含夫唱妇随、不离不弃、和睦相处的美意。
雁是古代婚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民间有时找不到大雁，就以鹅代雁，或用木雕彩绘雁来代替。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八回写道：“八戒听说，左右观之，果是鹅笼，排列五色彩缎遮幔。”这是在为举行婚礼做准备。首都博物馆的“老北京婚俗展”上，曾陈列一只鹅笼。现在有些地方结婚，还将鹅作为赠礼。
陕西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双雁纹银盒。盒面雕一对振翅而舞的大雁，相对立于一朵莲花上，莲花两边莲叶舒展;双雁对衔一枚菱形胜，胜下挂同心彩结、流苏。盒底中央为四枚花枝围成的桃形图案。这一件银盒就包含了百年好合（“盒”谐音为“合”）、多子多福等多重美好寓意。何家村还出土了一件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匝，配素面银盆，是进餐时的盥手之器（匜用来倾水洗手，盆用来接水）。这些都是唐代皇族结婚时所用的礼器，寓意与双雁纹银盒相似。
南宋福州茶园山许峻墓中出土的鎏金高圈足银杯、鎏金银执壶上，也有鸿雁回旋相对的纹饰，此类图案被称为“喜相逢”，隐含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礼仪文化。
辞书《尔雅》说：“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比目鱼纹也常被用来表达爱情忠贞、子嗣繁盛之意。西安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双鱼纹蔓草花鎏金银盘，盘心以忍冬叶构成圆圈，正中双鱼遨游，周围饰折枝花叶。鱼与花叶上鎏金，色泽光亮。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女性衣物上，也有双鱼相依的图案。玉雕、瓷器、刺绣等也都常用双鱼纹饰，《红楼梦》里就提到凤姐“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比目鱼玫瑰佩”。
鸳鸯一向是人们心目中和谐甜蜜、永恒之爱的象征。早在《诗经》里，就有《鸳鸯》篇表达新婚之祝福：“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战国时有鸳鸯形彩绘漆豆、鸳鸯形漆画盒。唐宋以来工艺美术及画作上常见鸳鸯图形，有交颈的，有互相偎依的，有双双游弋的，有回眸相望的，无不优雅而充满爱意。唐代画家周日方的《簪花仕女图》里，一位站在辛夷花边捕蝴蝶的贵妇，其抹胸上就绣着鸳鸯相依的图案。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白玉鸳鸯圆盒，盒子浑圆，盒盖雕刻一对鼓翅、昂首、喙部相吻的鸳鸯。古代没有直接表现男女亲吻的艺术，用鸳鸯互吻的方式来代替，也是一种巧思。
情意绸缪入画来
历代绘画中，关于有情人相恋的古画实在不少。五代南唐画家卫贤的《高士图》，画的是著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后汉书·逸民传·梁鸿》中记载，东汉隐逸之士梁鸿与妻子孟光相偕隐居。孟光给他端饭时，举案齐眉。夫妇相敬如宾，异常恩爱。又有一个与眉毛有关的爱情故事——张敞画眉。汉代京兆尹张敞怜爱妻子，常给她画眉，实在是夫妻甜蜜爱情之典范。在颐和园长廊清代彩画上，就有《张敞画眉图》。
敦煌莫高窟第85窟南壁晚唐壁画《树下弹筝图》，描绘的是一个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善友太子入海取得摩尼宝珠，却被弟弟恶友刺瞎了双眼，抢走了宝珠。善友流落至利师跋国，在王宫的果园里做了园丁。他常常独自弹筝，吸引了利师跋国公主。两人一见钟情，心心相印，不顾国王反对而成婚。后来，善友与公主一起返回故国，将摩尼宝珠找回，赐予众生幸福。《树下弹筝图》中，善友坐在树荫下，把筝放在膝盖上弹奏;穿白裙和黑襦的公主坐在旁边，虽然是背对着人，却能让人感觉到她在默默倾听，似乎已经入迷。就连背景中两株树的树冠也依偎在一起。这样的画面，使人们感受到甜美而亲密的气氛。
大家熟悉的“乘龙快婿”“吹箫引凤”“凤凰台上忆吹箫”等词语，都出自古代萧史、弄玉的神话故事。西汉刘向《列仙传》有载，春秋时秦穆公之女弄玉善吹笙。有一天晚上，弄玉隐约听到有箫声与自己的笙声相和，十分融洽。弄玉回房睡觉后，竟梦到自己与那吹箫之人相恋。秦穆公得知女儿的心事，便找到吹箫之人萧史，把弄玉嫁给了他。二人居住在凤凰台，合奏笙箫，伉俪应和。后来夫妻随一龙一凤腾云仙去。今天，西岳华山的玉女峰、玉女崖、玉女洞等，便是因此故事而得名。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也记载了萧史、弄玉两人乘赤龙、紫凤飞翔而去的故事。明代画家仇英《人物故事册》中亦有《吹箫引凤图》，工笔重彩绘青碧群山，仙云缭绕，苍松翠柏密布，白石所砌的凤凰台围着层层雕花栏杆。台上，穿襦裙、梳高髻的弄玉正专注地吹奏长箫，萧史穿红衣黄裳坐在一旁，侧耳倾听。天上数只凤凰被箫声吸引，展翅飞来，台上持炉、扇等用具的宫女们十分惊异，有的抬头望着凤凰，有的伸手指点，有的扭头回望，各具情态。画中人物都不大，但衣裳、神情、动作等都刻画得细腻入微。
人们赞赏崔莺莺对真爱的执着，将《莺莺传》不断演绎、改写。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写张生与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协助下相会;张生利举得中，解决了与崔母的矛盾，与莺莺终成眷属。这一爱情故事常见于历代《西厢记》工笔画、版画图册中。明代仇英，清代徐扬、费丹旭，现代女画家王叔晖的工笔画册，还有明代闵寓五刊印的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册，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代书画家陈洪绶所绘《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秘本》版画册，也颇具趣味。其中《窥简》一幅，画莺莺立在四季花鸟屏风前阅信，表情既矜持，又流露出几许期待。机灵可爱的红娘则在一边窥探。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所刻的《西厢记》人物竹臂搁，也是取材于莺莺立于屏风边展信而阅的场景。
无论是缠绵缱绻，还是张扬炽热，不同时代的文物和风格各异的表达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亦隐含着真挚而赤诚的情意。跨过千年光阴，这些情意依旧让你我心向往之——时光可老，愿爱情恒新。
幸毋相忘——流年与信物
《易经》中的“七”代表天地万物循环的运行周期，在爻辞中有回归之意，“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人情多变，世态无常，但到了第七日便会反转、轮回。因此，在各种传说中，七月初七成为重逢之日。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相逢，都是冥冥中的因缘际会。缘分不可言说，有时也会凭借有情的信物传递一份心念与承诺，一瞬，或者一生。
信，《说文解字》中释为“诚也，从人从言”，即“人言为信”，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们在祭祀上天和祖先时所说的言语必须无愧于天地。《玉篇》云：“信，明也，敬也。”《论语》又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信是礼仪之本，许下的承诺要兑现。信物便是信的凭证，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天之间履行信的承载物，授者寄之以情，承者交之以心。
在《诗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与信念都简单、纯粹而执着。那些有情的人儿，相会在“野有蔓草”或“蒹葭苍苍”的所在，四野茫茫，忘却今夕何夕。“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一枝普普通通的来自野外的红管草就是爱情的信物。性情无拘的女子喜欢把芳香的水果，如梅、李、桃、木瓜等，抛向自己的意中人。还有“伐其条枚”“伐其条肄”，则是以手折的嫩枝相赠，很有一种缱绻而蓬勃的情意。
在漫长的思念中，岁月无涯而枝叶长青。《诗经》中更以鲜妍的花草来比喻面容姣好的女子。葱茏的乡野，“有美_人，清扬婉兮”，抑或“有女同车，颜如舜華”。有情的美人相随，即便默默无言，也像拥有了整个世界。《郑风·溱洧》中，风和日丽的仲春之月，相邀同游的青年男女手持兰草相约，互赠芍药告别，东流千年的溱水、洧水，不知见证过多少情爱绵绵的花草之约。
纸上风雅
纸质年代之前的漫漫岁月，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从两河流域写于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到殷墟刻于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卜辞，从青铜到竹简，从岩画到绢帛，人们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材质上凿刻和涂绘，记下郑重的心意。
若干年前，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汉代西域精绝国遗址的黄沙中，出土过一批汉简，多是汉武帝末年到东汉中期的公私文书。有那么一枚竹简，在一堆军政公文、钱粮簿籍、买卖契约之中，显得熠熠生辉，不同寻常。它正面书写“奉谨以琅玕，致问”，背面写着“春君，幸毋相忘”，落笔庄重，情意动人。这应该是一封两千年前的情书，由一个驻守在甘肃的士兵，遥寄给一个叫作春君的女子的。东西相隔万里，驿途迢迢，只能托去一片手制的竹简，再附上一颗沙中淘来的琅王干美玉，纸短情长，万千心意都已秘藏。至于何时送到、能不能送到，似乎都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枚竹简有幸留了下来，这份心意早已弥漫在历史的时空。
直到纸张出现，有情之人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笔锋杀尽中山免”“须臾扫尽数千张”。两千年后的周作人看到了那枚竹简，情动于心，于是在纸笺上写诗遥相致意：“琅王干珍重奉春君，绝塞荒寒寄此身。竹简未枯心未烂，千年谁与更招魂。”能跨越时空，最简单、最直白的表情达意之物，便是书信了。书于纸面、捧在手心的文字如此直入人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细致幽微，欢喜无量。而今，电子读物和微信传书虽然便捷，却远远替代不了纸质书籍和手写书信带来的充实与美好。
以前常在旅途中给朋友写信。在车窗下，在船舷上，伴随着车厢里微弱的灯光或者船舷上的朗朗月光，涂鸦一般，似乎是在梦中书写，字迹如鸟篆虫书。有次在鸣沙山上写信，大风起兮黄沙飞扬，朋友启信时抖落一纸细沙，似乎能听见书写那一刻的萧萧风声。还曾在南京捡了大片的银杏叶给朋友写信，为此填过一首《满庭芳》，其中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
浪漫不过古人。南朝诗人陆凯，行走于横浦驿梅岭之时，忽忆长安好友范哗，便折梅一枝，托驿使送去，并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不知道范哗多久才能收到这枚含情脉脉的梅枝，这份惊喜却已永年。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还有《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将纸皴染成彩笺，心意斑斓，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许广平说鲁迅“是十分精细的，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捡起来就用的”。而有位朋友写给我的信用的信纸常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如商品包装纸、书的扉页、说明书的空白页等，他说那样表明给我写信时心情迫切，“饥不择纸”。王小波给李银河写信用的纸也常常出乎意料，比如他会将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还会用蓝色墨水笔在镜子上写信。台湾导演魏德圣曾讲起类似的温情故事，说有一封信，大概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太太写给留洋的丈夫的。那个时候用油灯，油滴经常喷洒出来，落到纸上。那妻子写道：“如果你闻到这信纸上的灯油味，说明这一刻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其实这份默契已无关灯油的味道，甚至无关乎文字。
张爱玲说：“年轻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风雅的人们在各种笺纸上书写诗词歌赋和冷暖心情，从素笺一直写到彩笺。风云变幻，时过境迁，这些蕴藉雅致的笺纸已被风尘岁月所珍藏，纸质年代渐行渐远。
丝帕传情
云烟过眼，星辰寥落，写一封纸上的书信，而今都成为一种奢侈。而浪漫的古人还常常将信书写在绢帛丝帕之上，并叠成双鲤鱼的形状，寄给牵念的人。那帕子多是由一尺见方的素绢制成，又称“尺素”。汉乐府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展开素白的绢帛，看到密密的蝇头小字，心都是满满的。虽隔了久远的时空，那一刻情意的交汇，却比如今即时的微信更亲近而深抵人心。也有说古代没有信封，人们把信夹在双鱼形的木板之中，有如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解函收信，丝帕呈在指尖，心也随之柔软起来。
手帕这件东西，本身就贴近发肤，承载了太多的情爱和心事，再加上浓烈的文字，寄给对的人，简直是一击即中，立马让对方“束手就擒”。手帕发明之初，甚是简单可爱。生活在丛林之中的原始人将一段豺尾缚在小木棍上，就是他们扇风驱蚊的“手帕”了，有时也用来抹一把汗。先秦时已有体面的“巾”。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在新疆的东汉古墓中发现了一块蓝白印花手帕。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有“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之句，手帕在那时已成为日常之物，却不一定被随身携带。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中记载：“谢（谢尚）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殷浩）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不像现代人口袋中随时揣着餐巾纸，那时用手巾还需叫人取来。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三国时的美男子何晏，他的皮肤非常白。魏明帝怀疑他搽了粉，想查验一下，居然在大夏天让他吃热汤面。吃完面后，何晏大汗淋漓，于是擦了把脸，皮肤反而更加光洁。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撩起衣服来擦脸，说明他也没有随身带手帕的习惯。
手帕传情不知源于何时，反正到了唐朝，手帕系上香囊和爱人的情意，已被常怀衣袖之中。唐代李节度姬有诗《书红绡帕》云：“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与情郎怀袖中。”当时的手帕有正方形的，也有长方形的。王建《宫词》中“缏得红罗手帕子，中心细画一双蝉”一句，描绘的正是一块方形的帕子。讲究几何对称的欧洲人把玩手帕比我们更有心得。法国路易十六时代，手帕的形状五花八门，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多边形、椭圆形等。王后玛丽是位追求完美的享乐主义者，她在反复折叠手帕的过程中发现，正方形的手帕最为方便，可折出多种花样，竟然让路易十六颁布“手帕敕令”：“全国范围内的手帕必须为四边形，且边长相等。”这位奢靡无度的王后将手帕玩到了极致，却逃不过自己悲情的命运。
更著名的典故来自《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因金钏儿和蒋玉菡之事挨了打，黛玉前去探望，哭肿了双眼。待她回去后，宝玉心里牵挂，吩咐晴雯给黛玉送去两条旧帕子。黛玉体会到了他的用心，“一时五内沸然炙起”，情不自禁地在那两条旧帕子上题下三首情诗。“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旧帕子上悲欣交集、心事纵横。而绛珠仙子报答了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之惠，终究要归去了。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说：“他知道她的眼泪是为他流的，所以送她帕子。”不愧是红楼中人，看得懂泪水漫漶的红尘。是的，“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但愿也有人懂得这份细微的心意。
佩饰因缘
有情人之间的信物，最好是随身甚至贴身的。睹物思人，只盼朝暮伴君，相期始终，比如随身的佩饰。《诗经·郑风》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悦巾、有觿之属也。”表明之前的佩饰常以琳琅满目的组佩形式出现，有情人分开之时，“解佩分袂”，只待不日重逢。西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中，郑交甫与江妃二女分开时“请子之佩”，二女便解下玉佩给他。交甫接过玉佩，欲答话回礼致谢，抬眼之间，二女与城邑皆已不见，一切如梦幻泡影。《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贾琏趁丫鬟们不注意，将自己身上佩戴的汉玉九龙佩塞到荷包里，赠予心仪的尤二姐。
贴身的香囊因为带着特别的香气和暧昧的情味，成为情致绵长的信物。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佩戴香囊在当时是一种日常的礼仪。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之句，即把装满香草的香包带在身上。恋人之间更把香囊当作特殊的礼物相互赠送。三国时繁钦有《定情诗》：“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随身的香囊，是一份寤寐思服的心意。“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十分思念杨玉环，密令高力士开墓改葬。据记载，当时的贵妃“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玄宗对之不禁潸然泪下。在《红楼梦》中，黛玉送的香囊总被宝玉藏在贴身的衣服里面。而“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离别之际，更令有情人黯然销魂。
同样可以寄寓深爱与离情的还有簪钗。李渔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繁钦的《定情诗》中说：“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说的是簪钗之物，既能结同心，又能慰别离。簪与钗，虽然都有固定髻鬟的作用，其实是有区别的。簪的本名叫作“笄”，一般做成一股;发钗则做成双股或多股。有情之人别离时，往往将钗分开，二人各执一股以慰相思，待他日重逢再合在一起。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好一番“执手相看泪眼”。白居易《长恨歌》云：“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说的正是杨贵妃与唐明皇当年海誓山盟的深情。我曾为一枚玉簪写过一首词：“旧事依约休重省，念卿卿一笑深情注。长携手，共朝暮。”往事烟消云散，而旧物长存，一如初见。
之前每每新得了爱物，必随身相携，入睡前则置于枕边。但若因缘巧合，遇上更适合它的人，也愿意奉赠。所谓宝剑赠英雄，总觉得这世上的人与物，都该适得其所。
记得那句歌词：“人与人的相遇，如此扑朔又迷离。”人与物的际遇，同样如此。相逢一笑是前緣，原来你也在这里。
纤云弄巧话七夕——古画中的乞巧习俗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在不同的时代，这个节日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演变产生了不同的风俗和节庆活动，与人们求子、求福、乞寿、乞巧等祈愿联系在一起，慢慢演变成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节日。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重要的传统节日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翻阅现存的典籍资料，不难发现历史上的七夕节俗精彩纷呈。
七夕乞巧的变迁史
在七夕的诸多节庆活动中，乞巧是其中最有趣、最典型的一项主题活动。它通过祭祀、占卜、祈愿等多种形式，寄托女性对于自身聪明灵慧、心灵手巧的渴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东汉农学家、文学家崔寔《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同时，人们还要“设酒酺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用来“祈请于河鼓、织女”。传说这二位星神要在当夜相会，于是许多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守夜祈福。
《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可见在东汉时期，民间已普遍流传七夕守夜，并向牵牛、织女二星祈愿的习俗。西晋周处《风土记》中也有记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酺时呆，散香粉”，目的同样是“以祀河鼓、织女”，祭拜者可以乞富、乞寿、乞子，但只能求其一，不可兼得。守夜祈愿作为七夕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穿针乞巧
后世在守夜祈愿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诸多乞巧方式，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穿针乞巧。明人仿仇英所绘《汉宫乞巧图》中即描绘了这一活动场景。
关于七夕穿针活动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文中提到汉代的宫女会在每年的七夕夜晚“穿七孔针于开襟楼”，民间女子也会争相效仿。齐武帝萧赜时期建有层城观，每年七月七日，宫女们登之穿针乞巧，层城观也因此被称为“穿针楼”。
到了唐代，七夕穿针乞巧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尤其以都城长安最为盛行。“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信深阴夜转幽，瑶阶金阁数萤流。班姬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唐代诗人崔颢这首《七夕》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长安城中家家乞巧、户户穿针的繁盛景象。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丝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又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果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可见七夕节在此时已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投针验巧
至明清时期，由穿针乞巧发展出一种投针验巧的方式。在明代刘侗、于奕正撰写的《帝京景物略》中详细记述了验巧之法：每年七月七日中午，妇女们用瓦盆盛水置于太阳下曝晒，不久水面会生成一层水膜，这时候将绣花针投进水里，针就能浮于水面，同时在水底会出现针影。人们通过观察水底绣花针影子的形状来判定是否得巧，倘若针影是云彩、花朵、鸟兽、鞋子、剪刀、水茄等样子，就可称为“得巧”;倘若针影粗如纺锤、细如丝线，或笔直如蜡烛等，就是笨拙的兆头，这时“妇或叹，女有泣者”。此种验巧的方式可谓别出心裁，也反映了女性特有的细腻心思。
成书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的《祥符县志》亦记载了相似的验巧方式，得巧的女性会受到同伴的祝贺，不得巧的女性则心情沮丧，少女尤其忌讳这些，以至于痛哭流涕，母亲还要“曲慰之”。清代画家陈枚所绘《月曼清游图·七月桐荫乞巧》和任颐所绘《乞巧图》，用图画的形式生动、详实地记录了“投针验巧”这一习俗。
喜蛛应巧
另外一种乞巧方式叫喜蛛应巧，大致始于魏晋南北朝。蜘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物，且蜘蛛善于结网，与女性的纺织行为有几分相似。
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初七夜晚，女子们会在庭院中陈设瓜果宴，如果有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开元天宝遗事》中有类似的记载，每年的七夕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会在华清宫游乐宴饮，此时宫中女眷要在庭院中置办瓜果酒食，用来祭拜牵牛、织女二星。同时还要捉蜘蛛放在小盒中，天亮时将盒子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蜘蛛网密的得巧多，蜘蛛网稀的得巧少。南宋吳自牧《梦粱录》亦有云，七月初七夜晚，女子捉取小蜘蛛装在金银制成的小盒里，第二天早上“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
喜蛛应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验证方式：南北朝是观测蛛网的有无，唐朝是比较蛛网的疏密，宋朝则是看蛛网的圆正。《汉宫乞巧图》中侍女所捧的漆盒，或许就是做乞巧之用。
纵观历代七夕乞巧形式的演变，可以推断乞巧活动的禁忌意味在不断弱化，而其娱乐性在不断增强。
画家笔下的乞巧习俗
七夕乞巧是古代画家十分热衷描绘的题材，流传至今的画卷亦有多部，其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宫乞巧图》长卷颇具代表性。此卷为明人仿仇英的《乞巧图》所作，虽非仇英真迹，却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型明代风情画卷，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汉宫乞巧图》是以农历七月初七宫廷中女性的乞巧活动为主题，描绘了76位宫中嫔妃的生活场景，她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立，仪态端庄，举止娴雅。全卷构图处理得当，用笔严谨细腻，敷色清雅妍丽，树木、花草、建筑错落其中，组合成一幅阆苑仙境般的胜景。而且，从女性人物的衣着和妆饰来看，也有较为明显的等级之别，显示了画家敏锐的洞察能力和精湛的造型能力。
事实上，图中女性所着服饰为典型的宋代风格，而建筑格局、家具式样、器物陈设等皆有明代韵味，可见长卷所绘肯定不是汉代真实的宫廷模样，或是后人想象中的宫廷图景。
确属仇英的画作传世不少，如《汉宫春晓图》《仙山楼阁图》《桐阴清话图》《秋江待渡图》等，但后世摹本或市井伪托之作亦众。此卷《汉宫乞巧图》虽被定为明人仿仇英绘制，但极尽勾描渲敷之能事，诚为明代风俗画中的精彩之作。展观此卷，我们似乎能在数百年后的今天，遥望古人，与之同感七夕之乐。
“七夕乞巧”是古代热门的绘画题材，据唐代朱景玄所撰《唐朝名画录》记载，善绘仕女的画家张萱就曾绘过《宫中七夕乞巧图》，可惜此图并未流传下来。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唐宫七夕乞巧图》，传为北宋早期的摹本或改画本，所绘庭院深深，气魄宏大，可一窥唐人笔法。
南宋赵伯驹绘制的《汉宫图》，描绘七月七日夜晚宫廷女性列队登上穿针楼乞巧的壮观场面。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以街景市容、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得到极大发展，对七夕乞巧活动的描绘，极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了范式。自此以降，直到清代的宫廷画师郎世宁、丁观鹏、陈枚，以及“海派四杰”之一的任颐等，都曾创作过七夕乞巧题材的画卷。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仇英《乞巧图》曾被收录于《石渠宝笈》，原为清宫御书房之物。该图为素笺本、白描，落有“仇英实父制”款，一般被认为是仇英的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清代丁观鹏的《乞巧图》，也采用白描技法，绘制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根据图上落款和乾隆皇帝的御题诗可知，此画为仿仇英《乞巧图》之作。
此二图与《汉宫乞巧图》在构图、内容以及尺寸上都极为相似，但前两者仅做白描，没有设色。正因此，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卷《汉宫乞巧图》显得弥足珍贵，它是现存年代较早、尺寸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乞巧图卷。
乞巧图中的女性世界
作为七夕节主题性活动的乞巧，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女性不但是乞巧活动最为虔诚的信奉者与崇拜者，也是乞巧活动的主要推行者与承载者。《汉宫乞巧图》恰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
女性专属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形成了众多传统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然而这些节日一般都是由男性来主导的，唯独七夕节是个例外。
在这个女性专属的节日里，她们可以同男人一样主持和组织一系列的节庆和祭祀活动，并进行娱乐、宴饮等，以期得到更多尊重和情感上的宣泄。《汉宫乞巧图》中描绘有众女子备办饮食的场景，她们烧水、执壶、捧盘、擦桌、摆放器皿，一丝不苟，心中充满对这一节日的重视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