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自我迷失的时代。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在群体的丛林里，以此确立和建构着自己的身份信息，并被这些身份符号赋予生存的意义，是突围抑或缴械，终究难逃身份塑造的“外壳”。每一种身份宛如一张张名片，携带着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折射出个体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潮流中的生存处境。读完本期“新现实·星现实”栏目的诗作，我们可以窥见这些作品呈现出的个体身份焦虑与生存困境。
　　个体身份的建构与消解是这些诗作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理解和阐释这些诗作的重要维度之一。先来看简的《两个母亲的对视》，“我”在观看一位母亲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虽然这种观照带有明显的身体意识，“高大肥壮的身子”、“浑黄的眼睛”、“干瘪下垂的乳房”、“毒素淤积的地方”……两位母亲在身体的对视中互相确立着母亲身份的共性。再如麦豆的《爸爸》，父亲身份在进城之后被消解掉了，因为“农民进城后叫建筑工”，农民像是一个胎记，刻在了父亲身上，吊诡的是，作为父亲的身份特征在21世纪的今天被悄然抹去了，父性特征被冠以职业身份和经济身份的符号标签。
　　尤为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春暖水的组诗《邻居的邻居的邻居》，个体作为他者存在的处境从标题一窥即知。在组诗第一首《提审》中，诗人将公安、作家、服刑犯、黑社会等身份符号依次抹去，个体身份的勾连仅存于性别相同和一根烟的交流之间。这是一处耐人寻味之笔，当一个个社会人被清除某些身份信息后，他们的焦虑无疑会得以放大和肆意蔓延，成为时代的某种症候。《案情审判会》和《现场·蜘蛛》聚焦的“围观”、“虚空”、“现场”等词语，也传递出个体的精神虚无与身体缺席。在我看来，组诗《邻居的邻居的邻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公安视角”，将叙述的对象置入特定的专业术语或背景中观照，进而挖掘主体的精神生存空间，在诗歌技术层面是另辟蹊径的做法。
　　不可否认，乡村身份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城市的挤压和塑造。乡村一方面在城市的对比下尴尬地存在着，另一方面自身固有的伦理、风俗、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本期“新现实·星现实”栏目的诗作來看，乡村是作为城市的他者而存在的。具体说来，在城市务工的清洁工（金国泉的《清洁工》）、农民工（金国泉的《农民工小张》、仲华的《一群农民工在喝酒》和《脚手架上的工人》），以及留守在村庄里的女性（刘泽安的《喊妈妈》、简的《送五味子的妇人》和《伍婆走了》），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此外，麦豆的《失眠者》（组诗）以及任明发的《打工那些年》（三首）则生动地再现了作为一个外来者身份的打工者在城市艰难生存的现实图景，他们干着最普通的工作，却难以获取较高的身份认同感。这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宿命，他们自出身起就被贴上了底层的标签，即使身处都市，依旧难以脱离他者的身份窘境。
　　坦白而言，本期“新现实·星现实”栏目的这些诗歌在审美旨趣上流露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一些诗人似乎是在为底层代言，并试图呈现出当下现实中个体在乡村和城市的生存境况。平心而论，这种写作方式在诗歌技术层面难脱观念化、模式化的嫌疑，也容易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但静下心来分析，这些诗作一方面揭示了底层真实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个体在商品经济时代的精神焦虑。这种焦虑宛如一股大范围的冷气流，侵扰着人群，不管你是生活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都市，还是置身炊烟袅袅、小桥流水的乡村，都处于焦虑的气流之中。我们焦虑着自己的身份，焦虑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焦虑自己的情感空虚……焦虑的气息像“瘟疫”一样蔓延，并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挟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法幸免，也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