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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以毕生的创作,把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提升到了经典的位置。本文试从契诃夫的写作特点、创作经历、风格形成等几个方面阐述契诃夫的艺术魅力以及其对讽刺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关键词:契诃夫 幽默 讽刺 艺术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A
契诃夫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而他自己却强调:他的第一职业是医生,第二职业才是作家。契诃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契诃夫出身清寒,站过店铺柜台,进过教堂唱诗班,靠当家庭教师和给幽默杂志写稿赚钱而完成中学、大学学业。他常常挨打,为得到的每一小块面包道谢,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艰苦的生活固然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但过分的艰苦却也会损伤人的精神。在回想早年的经历时,契诃夫也意识到这种损害,但他通过努力而“脱胎换骨”了。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一一摊开,你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表上的那种庸俗习气在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礼服越来越大方和随便。”这是当然的。“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个有义务、受自己责任感和良心约束的人民作家。
一
1880年,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同年开始写作。在最初的创作生涯中,为解决温饱,契诃夫多写些滑稽、幽默的东西来满足小市民的脾胃,作品风格多流于肤浅粗俗。随着创作生涯的不断进步,他“化严肃为幽默”的才能开始显现,在他的笔下,庸俗无聊的小市民、见风使舵的小官吏,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无不成为其嘲讽和抨击的对象。在《一个小文官之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中,他毫不留情地讽刺了那些对上级官员战战兢兢,胆小懦弱——而在另一方面却又鱼肉百姓的小官吏。 “蛆”一般的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冒着火腿和咖啡渣气味的瘦子”和见风使舵的小巡官奥楚蔑勒夫,几乎把为帝俄——这架官僚机器服务的小官吏的皮全剥了,只剩下一颗颗被官僚制度扭曲了的,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丑陋的灵魂。在《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中,他对小市民的庸俗无聊、唯利是图的个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揭露;在《文学教师》、《黑修士》、《醋栗》等小说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对浮躁猥琐、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加以鞭挞。而在这类批判庸俗的小说中,契诃夫的讽刺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887年以前,契诃夫的创作风格主要是幽默辅以讽刺,他善于将政治讽刺与幽默合成为讽刺幽默。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灰色生活用温和的幽默来进行批判,其冷静的讽刺风格往往表现为不重情节、性格的描述,却重事件的情趣的幽默特色。随着他文学创作的不断进步,其讽刺文学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二
在契诃夫的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从深层讲,幽默是一种艺术天才,人正是靠着幽默获得对用庸俗的精神超越的。“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创作早期写下的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但当作家对人生的认识随着时日的推移深化起来时,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这中间有讽刺、有嘲弄、有同情、有爱怜。讽刺是道德批判的利刃,能解除一切丑恶的伪装。《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对那些卑躬屈膝、矮了半截的官场小人物的蔑视;《变色龙》辛辣的笑声的背后,嘲讽的是那些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势力。高尔基说:“我在他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都听到一颗纯真的信所发出的平静而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予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这也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牡蛎》、《苦恼》和《万卡》描写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的作品中,作者以其深切的同情表达着自己对劳动人民不幸和无奈的理解,在这些作品中,笑引起的则是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 “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该小说细腻幽默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雨伞、雨鞋、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对劳动大众的善意、同情的笑,对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讥讽和嘲笑,也不断印证了他创作的民主主义性。
契诃夫的生命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威胁。在19世纪,这几乎是一种绝症。他面对疾病从不畏惧。他的手记里有一条戏谑地写到,“咯血,什么,那是浓疮破了关系,没关系,再喝一杯吧。”面对病痛的折磨,人生的磨难,契诃夫保持了一向的幽默和乐观。在逝世前,他向妻子要了杯香槟,擎起杯子后,对妻子露出他特有的笑容,说:“我好久不喝香槟了。”一饮而尽,然后安静地躺下了,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将幽默感保持到了死神降临前的最后一刻。
三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契诃夫有句名言:简练是才能的姐妹。他所有的小说,都是依着这个准则创作的。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产生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而这些特点也正是世人所熟知的。
在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中,天生存在着东方式的艺术审美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无一例外地钟情流连于自然。《猎人笔记》就是集大成者。俄罗斯茂密的森林,壮美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都是那么得让人向往。然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在作品中将真正的主角定位于大自然的,还是契诃夫。《草原》中的人物,是作者设定的导游,带领读者前往草原去领略俄罗斯大草原的无限美丽风光。契诃夫以其细致入微的刻画手段描写了草原上的牧羊人,犹太人,飞鸟,草虫,雷雨,淡色的远方……。随着那辆破旧的马车不断前行的“辘辘”声,一个个优美的意象不断地拥挤过来,倾轧着我们的想象。契诃夫曾谦虚地说:如果我这个小故事能让我们的同行们想起被人遗忘的草原,如果我那些写得仓促而又枯燥的章节哪怕只有一段文字能给某个诗人提供一点引他深思的东西,那我就谢天谢地了。”事实上,这篇织锦一般的小说本身就是一首诗,自然的诗。
“无论是托尔斯泰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都会被他们的作品吸引进去,逼迫得思维混乱,逼迫你去追赶他们的呼吸,逼迫你接受他们的信念!契诃夫却不同,他的理念是‘审判员(作家)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然而让陪审员(读者)按各自的口味去解决问题’。”在读到这段评论时,之前关于契诃夫的混乱思绪一下子豁然清晰。的确,在他的书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里边没有作家个人的无休无止的唠叨,没有喋喋不休的对政治的愤恨,没有哲学式空泛的议论,也没有偏激的固执己见。这是一个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的世界。
四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从文学生涯初期“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中的极端苦闷,到渴求“明确的世界观”,“来一个脱胎换骨”,契诃夫不断经历着思想的变化。从萨哈林岛归来后,契诃夫理性地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哲学只是空想而不能实行的高尚的忍受哲学,“不以报抗恶,宽容、博爱”是“最伟大”的利他主义,但对于现实却不适用。契诃夫在1892年发表了《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作品对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做出了否定与批评。但小说中单薄的主人公,一如其笔下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痛苦与彷徨,找不到出路,这也反映了契诃夫虽然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束缚但仍没有一个总的明确的世界观的局限性。
历史已经表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1905年的大革命,契诃夫在《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农民》、《新娘》等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强烈情绪。特别是对像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更是充满热情赞扬。“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契诃夫受到了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契诃夫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契诃夫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道德上的伟人。他不顾体弱多病与旅途的艰难,只身远赴西伯利亚的萨哈林,他参加赈济饥荒和扑灭霍乱的工作,支持左拉为德雷富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以及为支持高尔基而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他,不愧为“体现着最崇高的道德力量的献身者”。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五 结语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把道德激情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新生活的向往),那些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勉力。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他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时代精神、他的勤奋努力、他的爱憎分明、他的乐观幽默、他的简练明快……造就了这位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家。在对他的评述中,每一个特性都环环相扣,无法脱离其中的一个章节单独论述。而当我们串起这些犹如散落珍珠的篇章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宝藏”,还有那张充满严肃认真、优雅而忧郁的面庞。我想,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作为结尾最合适不过了:“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参考文献:
[1]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 《外国文学名著快读》,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
[3] 郑海啸:《把奴性一滴一滴挤出去》,正义网。
[4] 《契诃夫和契诃夫的小说》,故乡网。
[5] 《著名作家契诃夫绝妙的快乐心情》,《上海老年报》,2002年11月27日。
作者简介:马烁,女,1982—,河北邢台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关键词:契诃夫 幽默 讽刺 艺术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A
契诃夫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而他自己却强调:他的第一职业是医生,第二职业才是作家。契诃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契诃夫出身清寒,站过店铺柜台,进过教堂唱诗班,靠当家庭教师和给幽默杂志写稿赚钱而完成中学、大学学业。他常常挨打,为得到的每一小块面包道谢,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艰苦的生活固然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但过分的艰苦却也会损伤人的精神。在回想早年的经历时,契诃夫也意识到这种损害,但他通过努力而“脱胎换骨”了。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一一摊开,你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表上的那种庸俗习气在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礼服越来越大方和随便。”这是当然的。“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个有义务、受自己责任感和良心约束的人民作家。
一
1880年,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同年开始写作。在最初的创作生涯中,为解决温饱,契诃夫多写些滑稽、幽默的东西来满足小市民的脾胃,作品风格多流于肤浅粗俗。随着创作生涯的不断进步,他“化严肃为幽默”的才能开始显现,在他的笔下,庸俗无聊的小市民、见风使舵的小官吏,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无不成为其嘲讽和抨击的对象。在《一个小文官之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中,他毫不留情地讽刺了那些对上级官员战战兢兢,胆小懦弱——而在另一方面却又鱼肉百姓的小官吏。 “蛆”一般的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冒着火腿和咖啡渣气味的瘦子”和见风使舵的小巡官奥楚蔑勒夫,几乎把为帝俄——这架官僚机器服务的小官吏的皮全剥了,只剩下一颗颗被官僚制度扭曲了的,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丑陋的灵魂。在《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中,他对小市民的庸俗无聊、唯利是图的个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揭露;在《文学教师》、《黑修士》、《醋栗》等小说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对浮躁猥琐、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加以鞭挞。而在这类批判庸俗的小说中,契诃夫的讽刺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887年以前,契诃夫的创作风格主要是幽默辅以讽刺,他善于将政治讽刺与幽默合成为讽刺幽默。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灰色生活用温和的幽默来进行批判,其冷静的讽刺风格往往表现为不重情节、性格的描述,却重事件的情趣的幽默特色。随着他文学创作的不断进步,其讽刺文学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二
在契诃夫的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从深层讲,幽默是一种艺术天才,人正是靠着幽默获得对用庸俗的精神超越的。“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创作早期写下的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但当作家对人生的认识随着时日的推移深化起来时,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这中间有讽刺、有嘲弄、有同情、有爱怜。讽刺是道德批判的利刃,能解除一切丑恶的伪装。《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对那些卑躬屈膝、矮了半截的官场小人物的蔑视;《变色龙》辛辣的笑声的背后,嘲讽的是那些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势力。高尔基说:“我在他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都听到一颗纯真的信所发出的平静而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予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这也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牡蛎》、《苦恼》和《万卡》描写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的作品中,作者以其深切的同情表达着自己对劳动人民不幸和无奈的理解,在这些作品中,笑引起的则是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 “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该小说细腻幽默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雨伞、雨鞋、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对劳动大众的善意、同情的笑,对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讥讽和嘲笑,也不断印证了他创作的民主主义性。
契诃夫的生命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威胁。在19世纪,这几乎是一种绝症。他面对疾病从不畏惧。他的手记里有一条戏谑地写到,“咯血,什么,那是浓疮破了关系,没关系,再喝一杯吧。”面对病痛的折磨,人生的磨难,契诃夫保持了一向的幽默和乐观。在逝世前,他向妻子要了杯香槟,擎起杯子后,对妻子露出他特有的笑容,说:“我好久不喝香槟了。”一饮而尽,然后安静地躺下了,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将幽默感保持到了死神降临前的最后一刻。
三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契诃夫有句名言:简练是才能的姐妹。他所有的小说,都是依着这个准则创作的。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产生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而这些特点也正是世人所熟知的。
在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中,天生存在着东方式的艺术审美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无一例外地钟情流连于自然。《猎人笔记》就是集大成者。俄罗斯茂密的森林,壮美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都是那么得让人向往。然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在作品中将真正的主角定位于大自然的,还是契诃夫。《草原》中的人物,是作者设定的导游,带领读者前往草原去领略俄罗斯大草原的无限美丽风光。契诃夫以其细致入微的刻画手段描写了草原上的牧羊人,犹太人,飞鸟,草虫,雷雨,淡色的远方……。随着那辆破旧的马车不断前行的“辘辘”声,一个个优美的意象不断地拥挤过来,倾轧着我们的想象。契诃夫曾谦虚地说:如果我这个小故事能让我们的同行们想起被人遗忘的草原,如果我那些写得仓促而又枯燥的章节哪怕只有一段文字能给某个诗人提供一点引他深思的东西,那我就谢天谢地了。”事实上,这篇织锦一般的小说本身就是一首诗,自然的诗。
“无论是托尔斯泰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都会被他们的作品吸引进去,逼迫得思维混乱,逼迫你去追赶他们的呼吸,逼迫你接受他们的信念!契诃夫却不同,他的理念是‘审判员(作家)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然而让陪审员(读者)按各自的口味去解决问题’。”在读到这段评论时,之前关于契诃夫的混乱思绪一下子豁然清晰。的确,在他的书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里边没有作家个人的无休无止的唠叨,没有喋喋不休的对政治的愤恨,没有哲学式空泛的议论,也没有偏激的固执己见。这是一个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的世界。
四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从文学生涯初期“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中的极端苦闷,到渴求“明确的世界观”,“来一个脱胎换骨”,契诃夫不断经历着思想的变化。从萨哈林岛归来后,契诃夫理性地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哲学只是空想而不能实行的高尚的忍受哲学,“不以报抗恶,宽容、博爱”是“最伟大”的利他主义,但对于现实却不适用。契诃夫在1892年发表了《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作品对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做出了否定与批评。但小说中单薄的主人公,一如其笔下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痛苦与彷徨,找不到出路,这也反映了契诃夫虽然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束缚但仍没有一个总的明确的世界观的局限性。
历史已经表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1905年的大革命,契诃夫在《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农民》、《新娘》等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强烈情绪。特别是对像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更是充满热情赞扬。“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契诃夫受到了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契诃夫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契诃夫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道德上的伟人。他不顾体弱多病与旅途的艰难,只身远赴西伯利亚的萨哈林,他参加赈济饥荒和扑灭霍乱的工作,支持左拉为德雷富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以及为支持高尔基而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他,不愧为“体现着最崇高的道德力量的献身者”。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五 结语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把道德激情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新生活的向往),那些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勉力。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他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时代精神、他的勤奋努力、他的爱憎分明、他的乐观幽默、他的简练明快……造就了这位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家。在对他的评述中,每一个特性都环环相扣,无法脱离其中的一个章节单独论述。而当我们串起这些犹如散落珍珠的篇章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宝藏”,还有那张充满严肃认真、优雅而忧郁的面庞。我想,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作为结尾最合适不过了:“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参考文献:
[1]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 《外国文学名著快读》,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
[3] 郑海啸:《把奴性一滴一滴挤出去》,正义网。
[4] 《契诃夫和契诃夫的小说》,故乡网。
[5] 《著名作家契诃夫绝妙的快乐心情》,《上海老年报》,2002年11月27日。
作者简介:马烁,女,1982—,河北邢台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