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的大兴安岭已经拉下夜幕，在白雪覆盖的森林包围中，小镇满归早已开始变得寂静。只有这入冬的日子，年近五十的丛德军和李海林才可以偷得清闲——大雪封山，森林被染作银色，是唯一不用再守护的日子。
　　我们正是在这个难耐的冬季，认识丛德军和李海林的。他俩正为到访满归的“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荣威W5车队当起义务讲解员，一个接一个介绍博物馆里的动植物标本。那夜的满归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几度，据说一盆热水泼出门外，瞬间就能结冰。
　　几十年了，丛德军和李海林都未能走出这片林海，也没能离开这片中国最北边境的极寒地带。在1958年之前，这里仍荒无人烟，只有一个鄂温克族人的小部落——敖鲁古雅。
　　“树是山神”——萨满时代的古老传说里，鄂温克人进山打猎时，定要在山神树下，敬酒、磕头，祈求自然赠予。如今猎民们搬走了，老丛和老李成了“神灵”的守望者。

大火像火车般燃烧过来

　　在防火办工作了30年，丛德军的工资涨到了2100块钱。但这与在医院、学校工作的当地人比仍只能算是糊口而已。
　　在此之前，没什么人认识丛德军。在大兴安岭，他这样的防火员稀疏平常。与他们无关的那些词汇里，包含着“高贵”与“富有”，也包含着“荣誉”与“尊敬”。当然也很少有人知道，丛德军守护的森林中，就有着当年鄂温克猎民留下的61棵“树神”。
　　对着森林几十年，丛德军不善言谈。他说不出来什么漂亮话，只有讲起扑火队里的故事才开始显得神采奕奕。他说着他们如何用最快的时间赶到火场；如何阻止燃烧的大火吞噬森林……
　　在丛德军轻描淡写的描述下，那却仿佛是可以吞噬全世界的大火。2005年，金河林区发生火灾，他拿着风力灭火器，老远就看见三十多米宽的“火头”。大火沿着森林，像火车一样冒着黑烟，“轰隆隆”燃烧过来……
　　那一次着火的林区全是油性极强的樟子松，“火过去了以后，‘呼啦’一下子就到树尖，一棵树就没有了。”灭火队中一支30人的队伍被大火逼到了基地里。“火太快了！再去收拾行李不赶趟了。咋整？跑！”
　　当丛德军们赶到基地救援，发现营地里的粮食、帐篷早已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被烧得走形的锅碗瓢盆。扑火的时候，丛德军的裤子烧着了。他在我们面前撩起裤管，满不在乎地说着，直到皮肤感觉到灼烧，自己才发现裤子已经被烧出了窟窿，自此留下了疤痕。
　　12年前，他经历过更加严峻的一次。那是2002年的7月28日，大兴安岭发生火灾，他们在山上“打火”打了24天。“干脆觉也不用睡。出去一天，早晨吃点饭，中午和晚上连饭都吃不上，等到回来已经筋疲力尽。”最危急的时候，他们45个人被大火围困，差点就无法逃脱出去。
　　丛德军记得，那是一场人们没能料到的火灾——发生在雨水较多的夏季。

望远镜里只有一望无际的森林

　　年轻时的丛德军，曾在森林呆过更长的时间——1988到1989年的两年里，作为防火瞭望员的他，和另外两位瞭望员在森林深处的防火瞭望塔上坚守了两年时间。
　　因为夏季雨水较多，那时候的防火瞭望还只观察春秋两季。但这也需要他们半年待在山上——“3月15日上塔，6月15日撤回；再到 9月15日上塔，11月15日撤离。”
　　丛德军二十几岁岁刚刚结婚。山上的日子20天才能回家一次。妻子不愿意，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去。白天的时候，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爬上30米高的瞭望塔，“如果发现烟点，就要用手摇电台报告林业局防火办。”
　　这是一份需要忍受孤独的工作，他们白天在塔顶守望空旷的山野，晚上则睡在没电的小屋。望远镜里，只有一望无际的森林。风大的日子铁塔不断摇晃，若赶上下雨天更要防范雷击。
　　为了打发寂寞，丛德军喜欢看书，也喜欢跟另两位瞭望员“唠嗑”。“跟这个聊完，跟那个聊，到最后都不知道再聊些什么……”
　　没有菜，他们只能吃背上来的土豆和咸菜。没有肉，他们只能吃腌在坛子里的咸肉。没有水，他们只能隔三差五爬到海拔1000米的山下背水。那路要走上几个小时，有的瞭望员干脆在屋檐下用木板做了水槽收集雨水。
　　丛德军喜欢那些树。他在最喜欢的几颗桦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后来几次上山灭火，他都想再去找找它们。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丛德军那代防火瞭望员里，还是有许多人留在塔上。比如，王廷林就仍要像十几年前一样，在黎明中爬上瞭望塔，守望周边7.5万公顷的林地。
　　王廷林守望的瞭望塔建在高山之上——骑摩托车也要两个多小时车程。2002年夏天的那次森林火灾过后，林业局开始增加夏季的防火瞭望力量。瞭望员们在塔上的时间因此增加到了两百多天——如今每年3月15日上塔，直到11月大雪封山才能撤离。
　　随着时代的发展，监控森林火情当然也多了高科技的飞机和GPS，但用肉眼观测的守望者仍无法离开森林。后来经常参与灭火的丛德军最明白其中道理：“它（卫星和GPS）测回来那个热点离实际发生的点，距离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卫星报回来的热点，我们核实过，一差差好几公里。”于是，12年的时间里，王廷林独自守望着林区，直到2007年他才等来了另外一位瞭望员轮流值班。
　　特殊的条件，让大兴安岭的防火瞭望员队伍中多了特殊的“夫妻瞭望员”——这样的模式早已开始在各个林区推广。每一年，这些男人们就会带着他们的妻子，背着锅碗瓢盆，钻进森林、爬上高塔，开始两百多天的守望——在那段时间里，几万公顷的森林，只有夫妻两人。
　　这些默默无闻的森林守望者，在2009年等到了官方的认可。黑龙江省将那年的“感动黑龙江人物”颁给了“大兴安岭森林防火瞭望员群体”。获奖者中，一对阿木耳林业局的夫妻瞭望员，结婚后一起在25米高的瞭望塔上坚守了19年。 　　丛德军却觉得，那些年最难受的不是坚守，而是看着自己每日守望的那一片片林海倒下，变成木材，运出森林……

“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很多大兴安岭的森林人都不会忘记1987年的那场大火。周儒锵记得，那场火轰隆隆地燃烧了一个整月。作为北极村气象站的站长，那时候这个广东人已经在这个中国最北的村落坚守了27年。
　　我是第二天在新的漠河县城见到周儒锵的。他是森林气候的守望者，1969年的2月3日，正是他测出了零下52.3℃的中国极端最低气温。1997年，他从北极村退休回到漠河，如今到了80岁，仍无法改掉睡觉不到一个小时就醒来一次的习惯——在气象站工作时，他们每45分钟就要出门记录气温。

　　周儒锵和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开始给灭火部队、防火办提供天气信息——那关乎救灾战士们的性命。
　　不同的守望者用不同的方式守望着这片森林。
　　几十年里，李海林一直与森林里的另一种危难战斗——森林病虫害——一种“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他同样是被荣威W5“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活动奉为“森林气候的守望者”之称。他坐在丛德军身旁，讲述队员们如何收到测报人员提供虫害的监测预警，如何像灭火队一样赶赴现场。他们带着账篷、干粮，住在虫害的发生地每天定时监测。“我们天天就看这虫子，它什么时候放蛹，放完蛹之后什么时候成虫……”最长的一次，李海林在帐篷里住了7天。
　　当地人说，先有林业局，后有满归镇。李海林正是生于这片林海的第一代。1958年，他的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从此扎根大兴安岭，成了一名开“台拖拉”（一种苏联产的木材运输卡车）的林业工人。
　　在人烟稀少的森林深处，计划经济时代的子承父业稀疏平常。年轻时，李海林接了父亲的班，后来又进入了林业局的林管办。如今这样的传承成了难事。
　　丛德军所在的防火队在1992年和1994年招了两批人。之后的年景就是“走了这个、来了那个”。现在，年轻人来的少了。连丛德军自己的女儿也去了城市发展。防火队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8岁。队伍的中坚，都是些年近五十的老队员。
　　李海林的儿子25岁了，想出去闯荡却硬被父亲留下。他把他送去了另一个林业局的防火办。他也知道，在人人都向往城市生活的时代，儿子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很少再有人甘心隐姓埋名守在这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做一名防火员。
　　即使以后子孙记恨，李海林却仍觉得必须将儿子留下，他说：他们老李家三代都与这森林有缘。

荣威W5点评

　　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的群体，默默守望着北国林海，像树一样，寂寥无声，静静地生老病死。这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他们，送给他们不常听到的掌声与喝彩，因为，专业的坚守，让他们融成了雪域林海的一部分，成为了这大片森林的守望精灵。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条路都可能成为传奇。梦想有多大，心中的舞台就有多大，无论，路有多远，山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