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打算办一本杂志，那时我才刚升上大二，仍是一个毛头小子。
　　办杂志的初衷十分简单，而且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大一的时候，我在院团委编辑部做事，编辑院刊。我对院刊不太满意，其中的内容多是一些考研题型、学院活动，顺带刊载几篇学生习作，文学性及可读性不强，可说是一本工具书。大二的时候，院团委编辑部重组，我这个“异见”分子被剔除于新名单之外。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为什么我不自己办一本文艺杂志”的想法。
　　我向文学院相关领导递交申请材料，将我的想法传达给他们，不久，我便得到了领导们的同意，他们只提出了一个条件：杂志内容必须经过院领导审核，体现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一本杂志的制作的。幸运的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期待。我们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组稿，有人负责宣传，有人负责营销……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还戏谑地在每一个人的职位后面加上了“总监”二字。
　　一本杂志，最重要的还是其风格。因此，在办杂志之前，我们得先确定她的骨架。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我们给杂志取了一个温柔的名字——“迟到”——我们一致认为：“美好的事物总是姗姗来迟，一如这本杂志。”我们对《迟到》寄予了厚望，希望她是简单的、纯粹的、包容的，所以，并未给她加上太多条条框框，来稿不限体裁、题材，鼓励各类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
　　确定了指导思想，我们的行动便有了方向性。宣传部的人负责在豆瓣、微博、榕树下等网站发布约稿函，编辑部的人负责清理邮箱以及与作者联系，营销部的人负责在学校里发放传单、海报，与咖啡馆、冷饮店谈赞助。
　　这其中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稿费是象征性的，开得很低，我们遭受到一些同学的谩骂；排版软件操作不当，跌跌撞撞，才总算把版式排得像模像样；资金不够，尽管拉到一些赞助、广告，但仍不够付印刷费。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好人——免费提供优质稿件的作者；印刷厂亲切的陈姐，她耐心教导我们的“美术总监”排版；写作学教授，他慷慨解囊，资助杂志……
　　三个月后，杂志做出来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到此为止。我们还要把杂志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而不是“仅供自己欣赏”。于是，我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在学校里发放传单并张贴海报、在个人社交网站宣传杂志；与周边书店合作，将杂志摆放在书架上；与咖啡馆合作，让咖啡馆购置杂志，陈列在显眼处……
　　故事发展到这里，也许你会猜测它将有一个喜剧结尾。但是，我还是得负责任地告诉你真相，一切并不如理想中那般美好——我们的杂志在书店里摆放了一个星期之后，由于翻阅的人不多，店主将它们放在了角落里，取而代之的是一本英语工具书；海报总在一夜之后被人撕毁，偌大的校园里，似乎每一个垃圾桶里都能找到我们发放的传单；社交网站上关于杂志内容的浏览量寥寥无几，有时候随便说一句矫情的话却能引来不少人点赞；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激情逐渐冷却，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
　　一切都回归到原点，唯一改变的是，我的桌下，多了一堆没来得及推广出去的杂志。我将它们打包，塑封，藏在干净的角落里。后来，我毕业了，搬家了，尽管它们既沉重又麻烦，我始终没有动过扔掉它们的念头，偶尔拿出来翻翻，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少年的模样——他仗剑走天涯，很酷的样子。
　　有一件事，我必须得说说。我读大一的时候，学校里有一家书店，那是一家特别好的书店，里面的书籍不仅种类齐全，还免费供人翻阅，我就是在那里翻完了里尔克、王小波、余华、米兰·昆德拉等人的作品。我记得那里有一本书，是北岛和李陀编著的，叫《七十年代》，写朦胧诗兴起时期那拨人的故事。那本书很厚，我每天都会去翻一点儿，里面有一个情节很打动我，讲一拨年轻人如何克服困难、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后来又停刊的故事。我读大二的时候，那家书店拆了，听说是赚不到钱，运营不下去。不过，我仍常过去看看，期待某天，它又重新开张。
　　后来，直至毕业，它也未再开张，而那些一起与我做杂志的伙伴，他们几乎都走上了与文学毫不相干的道路——工程师、厨师、商人等等。而我呢，在毕业之后，成为了一个职业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