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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总结了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分析《北京折叠》一书是如何摆脱困境成功译介的，提出加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可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 困境 中国文学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1.引言
当前，中国文学译介效果不理想。为此，国家设立了数十个中国文学译介工程，国内专家学者也一直在探究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作家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一书却能够突破难题，于2016年8月21日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的《三体》之后我国作家第二次获得该奖项。《北京折叠》成功译介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参考。
2.当今中国文学译介的问题
“译”，即翻译，“介”，即传播，译介是指通过媒介把一国的作品用翻译的手法传播到另一国家。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1]。历史上，当我国文化地位处于强势时，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引入我国的文学作品。例如，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可以说从皇室贵胄到平民百姓都深深接受。甚至在泰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三国演义”时期，越南历史上的文学名著《金云翘传》也来源于中国历史故事。在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处于弱势地位时，晚清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文学作品。由于历史战争原因，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文学文化著作，如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中国首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福尔摩斯故事的引入使得晚清时期的中国文人开始逐步学习到西方的小说技巧和文艺思想，同时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当今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一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译文索引”的数据可以看出：原作语言中位居榜首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汉语排名二十一。
此种状况，是因为负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机制存在缺陷和自身翻译体系不足。
自中華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热潮就开始了。《熊猫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熊猫丛书》由杨宪益倡议和主编，《中国文学》杂志出版，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意在使中国文学走出去。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界掀起“走向世界”的热潮之时，《熊猫丛书》作为“走向世界”的先锋在国内却遭到冷遇[2]。尽管《熊猫丛书》中的一部分作品在国外受到了欢迎，但许多西方汉学家指出其翻译实际背离了翻译原则中的流畅性。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指出“有些翻译读起来甚至很可笑”。此外，将源语翻译成目标语过程中使用的异化策略和译者本身不地道的外语表达造成了西方读者无法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名著。（虽然中国文学出版社当时也应聘了一部分外国译者来协助翻译，但由于刊物出版时间紧急、工作量巨大，翻译效果仍是不佳。）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萧红短篇小说选》时，将“炕”直接音译成“Kang”，并且没有加任何的注释。这就在语言层面上给外国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无法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陕西文学举足轻重，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著名文学家屡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国内大奖，但他们的作品却难以走出国门。如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1993年出版至今，在国内已经推出几十个版本、发行几百万册，还出过多种外文版，却令人意外地一直没有英文版。鲜为人知的是，《白鹿原》没有出现在英文世界中，并非因为陕西土话难翻译，而是因为当初法文版出版时垄断了版权。到目前为止，由于版权问题，英文版何时出版仍不得而知[3]。在中国文学在输出海外的过程中，被外国出版社机构洋合同暗算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国内还没有专门受理文学输出的机构，因此很多作家处理文学输出事务时，都是“一个人的战斗”。涉外出版合同会牵扯很多具体的法律细节，这让惯于握笔写作，却不会抠法律字眼的作家被人欺诈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不少优秀中国文学著作在对外传播时被阻断了传播渠道，无法被外国读者发掘。
3.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是由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第一次将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一些传播学者称这个模式是“最早且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模式之一”[5]。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五个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五个构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事实上，文学译介其实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其中包含了这五个要素。
3.1谁（Who）
“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个人，又可以是集体或专门机构[6]。研究“谁”的学者察看传播者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因素，这个研究领域的子目称为控制分析。在文学译介中，译者的作用并非单纯的提供译本，译者要在原作者、编辑、赞助人等关系中进行沟通协调，要和商务人士、谈判人员、外交家一样，做文化交往的“中间人”[7]。读者对译介主体的认同程度对译本的接受与传播效果也尤其重要[8]。读者的知名度、可靠度和接受度越高，受众越多，译本的传播效果就越好。
3.2说什么（Says What）
“说什么”是指传播内容，它是由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7]。译介内容包括对原作者、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9]。聚焦于“说什么”的专家进行的是内容分析。在谈到文本选择与译者责任时，葛浩文曾说：“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10]在他看来，翻译一本劣书，根本不是错误，也非罪过，简直就是浪费[11]。在分析成功译介的文学作品中，文本只有符合译者审美，译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好的效果。此外，翻译策略也会影响译介效果，译者选择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 3.3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即译介途径，是指可以传播信息的传播媒介，包括广播、报纸、电影、网络等。重点研究传播渠道的人所做的是媒介研究。传播渠道的多少决定了受众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多大可能接触到信源国的文化信息[9]。译介途径越多，越有利于译本的传播，受众范围就越大，译介效果就越好。
3.4对谁说（To Whom）
“对谁”指媒介通达的接受者，传播受传者或受众，是所有受传者如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受众的评价是衡量译本好和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受众不接受传播过来的信息，则传播没有效果。译介受众是翻译传播活动的对象和终点，是译介效果具体体现者和最终实现者[6]。只有深入了解译介受众喜好，并针对其调整翻译策略和翻译内容，才能达到良好的译介效果。
3.5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效果”指信息到達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即对信息的接受情况，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6]。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中，“取得什么效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研究传播和探究其规律都是为了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文学译介也是一样，译介效果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这四个要素的最终目的，也是检验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4.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分析《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
4.1译介主体
尽管译介主体既可以是译者个体，又可以是组织机构，《北京折叠》的翻译主要由刘宇昆一人完成。刘宇昆1976年生于甘肃兰州，11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和法学，辅修计算机，毕业后创立过软件公司也担任过企业税法律师，最终在波士顿成为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业余从事小说及诗歌的创作。他杰出的双语能力，对中美文化的充分了解，扎实的翻译功底及其在美国科幻界的影响都为《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奠定了良好基础。
自幼年起，刘宇昆就酷爱阅读与写作，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虽然很小便移居美国，但他的中文依旧十分流利。定居美国后，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十分痛苦，但其英语水平却大大提升。在哈佛大学，他甚至主动选择了英语文学专业，专业的学习与大量经典作品的熏陶为他日后用英文创作、翻译夯实了基础；在校期间，他在哈佛著名文学期刊《哈佛主张》上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作品，模仿马尔克斯的风格写的一个故事。由此可见，他已能熟练运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加之他的母语为汉语，这为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了精湛的语言能力外，对源语国家和目标语国家文化的了解也是优秀译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刘宇昆曾说，“我是美国人，讲的是美国的故事。”“我身上的中国文化背景也是我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美籍华裔的特殊身份让刘宇昆能切身感受到中美文化异同之处，他的中国文化背景有利于其理解汉语文本中的文化意象，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在翻译过程中能选取更贴合美国民众喜好与价值观的表达。2012年，他斩获雨果奖的《手中纸，心中爱》一文，讲述了一位从香港嫁到美国的传统女性与她完美接受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之间愈来愈大的隔阂，展现了中国人对家庭与亲情的理解。倘若作者对中美文化特质没有足够透彻的了解，是万万驾驭不了这类题材的。
有了坚实的语言功底与文化背景做基础，创作出忠于原文且易于被美国读者接受的译文成为可能。2015年，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其作者刘慈欣在获奖感言中大力赞扬道：“翻译作品总是在跨越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时空。就这本书而言，这座桥梁就是刘宇昆。他的译文非常好，几近完美。”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金·斯坦利·罗宾逊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宇昆绝佳的翻译清晰地容下了中国角度的世界观，让故事生动起来，并将之造就为最好的那类科幻小说，熟悉，但又全然不同。”这无疑肯定了刘宇昆作为一名译者高超的翻译能力，这种能力在《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中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作家立原透耶对此甚至倍感嫉妒，“日本科幻作品在世界上没有中国科幻作品影响力大，并不是因为我们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刘宇昆。”
值得注意的是，刘宇昆不仅是一名译者，本身更是一位在国际科幻界颇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早在2002年，《迦太基的玫瑰》一文的发表就使得他在美国各大幻想文学杂志和网站崭露头角；2012年，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一举夺得三项大奖：星云奖、雨果奖、世界奇幻奖，并入围斯特金奖；另一部中篇《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也获得斯特金奖、雨果奖和星云奖三奖提名；2013年，他凭《物哀》蝉联雨果奖。这些个人荣誉不仅是他能力的证明，而且让他在世界科幻界备受瞩目，为他日后翻译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4.2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的研究主要包含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及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首先，刘宇昆翻译《北京折叠》，因为这是一部科幻作品。从小他就展现出了对科幻作品的浓厚兴趣，如前文所述，八岁他就用中文创作了第一个科幻故事；长大后热情不减反增，工作之余利用空余时间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有时一年能发表高达二三十篇；甚至辞去报酬丰厚的企业税法律师一职，转而当起了诉讼顾问，也是考虑到能有闲暇文学创作。
那么在中国众多科幻作品中，为何选择《北京折叠》呢？这还要从他个人的创作理念谈起。刘宇昆曾表示，对他来说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应该既有技术又有温情：使用有特性和有见地的科学概念，调动情感弧线。例如《手中纸，心中爱》不仅仅满足于科学技术的幻想，更探讨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情感的纠葛，充满人文关怀与思考。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称其“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北京折叠》恰好契合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正如刘宇昆《爱的算法》中收录的故事都从普通家庭生活入手，《北京折叠》也是从一个普通垃圾工老刀的视角，展现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社会的全貌。整篇小说的科技成分并不浓厚，没有涉及任何高深难解的理论，仅仅是“折叠城市”的设定和大量普及的机器人使这篇作品有了些许科幻色彩。但在科学幻想的背后，作者对人性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值得人们关注。采访中，郝景芳表示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多重视角反映现实，书中的主人公们关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家庭、爱、权力和财富，但读者能看到他们世界里的根本性不公平”[12]。小说中老刀与养女糖糖的相依为命，有夫之妇依言与不知情爱慕者秦天的情感纠葛，老刀对于依言请求的难以抉择，这些平凡人物的生活正体现了社会的真实；在不同空间生活的人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劳动力过剩，严重的就业问题，等等，都是能够吸引刘宇昆的地方。 文学翻译中的媒介者，也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其中之一是个性化翻译。比较多的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13]。归化又是常见的翻译策略之一。刘宇昆在翻译《北京折叠》的过程中便多次采用个性化翻译的手法，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其打造成一部符合美国读者价值观、审美习惯的小说。如：
例1：食客围着塑料桌子，埋头在酸辣粉的热气腾腾中，饿虎扑食一般，白色蒸汽遮住了脸。
译文：Customers packed the plastic tables at the food hawker stalls， which were immersed in the aroma of frying oil. They ate heartily with their faces buried in bowls of hot and sour rice noodles， their heads hidden by clouds of white steam.
可以看到，原文中“饿虎扑食”一词在译文中并未被翻出，这其实是译者考虑到中西方狮虎文化的差异而有意为之。在中国，老虎被视为陆地上最凶猛的野兽，往往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汉语中有许多包含虎的褒义表达，如“生龙活虎”“藏龙卧虎”“虎踞龙盘”等，老虎的地位甚至可与“龙”这一意象媲美。与此相反的是，西方文化崇尚狮子而非老虎，甚至有时老虎还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英语中，“a tiger cannot change his strips”指旧习难改，“blind tiger ”指非法售酒等。因此，此处“饿虎扑食”的省译正避免了西方读者看到老虎这一意象后产生不好的联想。
例2：他又吻，最后她退无可退，就把眼睛闭上了，像任人宰割的囚犯，引他一阵怜惜。
译文：He had persisted until she gave in， closing her eyes and returning the kiss.
此处描写的是依言与秦天的初吻，原文中“像任人宰割的囚犯，引他一阵怜惜”被译为“returning the kiss”。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不对等的，“任人宰割”“囚犯”等词都将依言塑造成一位被动，柔弱的女性，处于下位，而“returning the kiss”则表现了一位主动、大胆、热情的女性。但这种不对等正体现了中西方爱情观与男女地位的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父系社会，女性被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男性的附属品；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仍不及男性。同样的，爱情中女性也不应当被男性主宰。因此，原文将依言比作囚犯的比喻是很难为美国读者所接受的，刘玉坤的译文则表现出她本人的意愿，更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
例3：依言推出钱的样子就像是早预料到他会讹诈，这让他受不了。
译文：The way Yi Yan had taken out the money seemed to suggest that she had been anticipating an attempt from him to blackmail her， and he could not accept that. This is what they think of Third Spacers.
这里原文只写到“这让老刀受不了”，并没有明确指出第一空间的人对第三空间的偏见；刘宇昆却加了一句“This is what they think of Third Spacers.”更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偏见。这也符合中西方写作习惯，中国人习惯隐晦表达，需要读者自己揣测；西方国家则倾向于直白明了的写作特色。
4.3译介途径
《北京折叠》的译介途径主要有网络及美国本土出版社。
2015年，《北京折叠》的英译版首先刊登于电子杂志Uncanny。Uncanny是一家美国本土电子杂志，作品多为科幻和奇幻故事，刊登的作品曾多次获雨果奖、切斯利奖等科幻作品奖项，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该杂志受众也多为科幻小说爱好者，为《北京折叠》的有效传播提供了大批潜在读者。《北京折叠》还被收录进刘宇昆翻译的科幻小说集《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被美国科幻电子杂志Lightspeed买下。Lightspeed于2010年创刊，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哲学系教授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制定的科幻杂志影响因子计算公式，Lightspeed位列“英文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第九名，也是促进《北京折叠》传播的一大媒介。2016年11月1日，《看不见的星球》由托尔出版社（TorBooks）出版。托尔出版社创建于1980年，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出版社，其创办的电子杂志Tor.com位列“英文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第五。此外，《北京折叠》还加入了亚马逊等大型网络销售平台。以上多种途径增加了《北京折叠》的曝光率，共同促进了它的传播。
4.4译介受众
《北京折叠》不仅符合译者刘宇昆的喜好，更契合了美国大众读者。
首先，美国拥有发达的科幻市场。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涌现出大批风格鲜明的科幻杂志，科幻文学在美国兴起；二战后，美国更是迎来了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质量越来越高，读者群体不断加大，甚至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科幻小说的全面繁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设有许多国际知名科幻小说奖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雨果奖与星云奖。雨果奖（The Hugo Awards） 的奖项设置极为全面，除了传统的最佳长篇、最佳中长篇、最佳中篇和最佳短篇奖之外，还有最佳编辑奖、最佳美术奖及专门针对科幻迷的“最佳科幻迷作家獎”和“最佳科幻迷美术奖”，等等，可见美国人对科幻的重视程度；尽管星云奖（Nebula Award）评选范围仅限于在美国出版或发表的科幻及奇幻作品，仍是幻想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常与雨果奖合称为“双奖”，可见美国科幻小说在世界科幻小说界的地位之高。美国科幻的表现形式不只局限于小说，还有科幻电影。1972年，美国科幻、奇幻及恐怖电影学院创办了一年一度的影视奖项土星奖（Saturn Awards），旨在奖励和推进当年电影及电视领域的科幻类和恐怖类佳作，以及有突破和创新意义的优秀作品。根据北美票房排行榜（The North America Box Office），2014—2015年排行前十里均有五部是科幻电影14，可见科幻在美国极受欢迎。如此，《北京折叠》作为一部科幻小说能够比较容易地吸引读者。 除了广义上的科幻背景外，《北京折叠》中关于自动化技术及其影响的探讨也能够吸引美国读者的注意。美国本身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其自动化技术十分先进，但人们对此并非全无疑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TraPac在洛杉矶的货柜码头大量应用机器人装卸和搬运货柜，能减少雇用50%港口工人；但其推动自动化的过程阻力重重，西岸的国际码头工人工会（ILWU）激烈抗争，阻止港口营运商使用自动化设备[15]。不仅民众对自动化技术有所抵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播客节目Pod Save America的采访时也表示：“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主要是因为自动化，这种趋势还将加速。无人驾驶的Uber和所有行业中的自动化正在取代很多人的工作，这对人们来说是可怕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始思考工作岗位的来源，政府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以及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工作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有工作……你只要看看在刚过去不久的圣诞节里，我们的零售业发生了什么。亚马逊和在线销售正在消灭传统零售业，这种情况将出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中。”[6]《北京折叠》中，由于劳动力与失业问题等因素自动化垃圾处理设备不被批准的情节正契合了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
除此以外，书中对于北京的描写也满足了部分读者对中国及北京了解的需要。在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英美读者中间，有两类读者值得注意。一类读者完全将中国文学视为反映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献来阅读，认为“它们总是与现实主义小说联系在一起”（Said，1994：76）。而第二类读者则完全受神秘东方的吸引，它奇特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他们猎奇的对象[17]。无论是哪一种读者，他们都希望通过中国文学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及其形象。《北京折叠》虽为科幻小说，却展示了中国当下的社会，以夸张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于想了解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5译介效果
《北京折叠》最大成就即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所颁发的奖项，自1953年起每年在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F Convention）上颁发，与星云奖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荣获此奖项正是它成功译介的最好证明。此外，截至2018年4月，《看不见的星球》在美国亚马逊上评分高达4.6分（满分5分），最低评分也有三分[18]；在Gooodreads（美国书评网站）上，评分达到4.11（满分5分），96%的网友喜欢这本书。热门评论中，网友Tadiana评价《北京折叠》： 郝景芳没有十分追求故事的戏剧效果，而是关注日生活的细节……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背景独特但不突兀，它通过角色的行为展现了人类性本质及一些更宏大的真理，十分值得一读[19]。由此可见，《北京折叠》在美国反响不错，其翻译行为活动可以说是成功的。
5.结语
文学传播不仅取决于文本的质量，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译介模式的影响。成功的译介模式需要多方考虑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最后才能取得满意的译介效果。《北京折叠》在以上几个方面做得就比较成功，译者能力出众，选题符合受众口味，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在，深入研究适合中国文学的译介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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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4]http：//www.boxofficemojo.com/yearly/chart/？y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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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今中国文学译介的问题
“译”，即翻译，“介”，即传播，译介是指通过媒介把一国的作品用翻译的手法传播到另一国家。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1]。历史上，当我国文化地位处于强势时，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引入我国的文学作品。例如，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可以说从皇室贵胄到平民百姓都深深接受。甚至在泰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三国演义”时期，越南历史上的文学名著《金云翘传》也来源于中国历史故事。在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处于弱势地位时，晚清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文学作品。由于历史战争原因，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文学文化著作，如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中国首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福尔摩斯故事的引入使得晚清时期的中国文人开始逐步学习到西方的小说技巧和文艺思想，同时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当今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一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译文索引”的数据可以看出：原作语言中位居榜首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汉语排名二十一。
此种状况，是因为负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机制存在缺陷和自身翻译体系不足。
自中華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热潮就开始了。《熊猫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熊猫丛书》由杨宪益倡议和主编，《中国文学》杂志出版，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意在使中国文学走出去。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界掀起“走向世界”的热潮之时，《熊猫丛书》作为“走向世界”的先锋在国内却遭到冷遇[2]。尽管《熊猫丛书》中的一部分作品在国外受到了欢迎，但许多西方汉学家指出其翻译实际背离了翻译原则中的流畅性。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指出“有些翻译读起来甚至很可笑”。此外，将源语翻译成目标语过程中使用的异化策略和译者本身不地道的外语表达造成了西方读者无法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名著。（虽然中国文学出版社当时也应聘了一部分外国译者来协助翻译，但由于刊物出版时间紧急、工作量巨大，翻译效果仍是不佳。）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萧红短篇小说选》时，将“炕”直接音译成“Kang”，并且没有加任何的注释。这就在语言层面上给外国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无法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陕西文学举足轻重，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著名文学家屡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国内大奖，但他们的作品却难以走出国门。如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1993年出版至今，在国内已经推出几十个版本、发行几百万册，还出过多种外文版，却令人意外地一直没有英文版。鲜为人知的是，《白鹿原》没有出现在英文世界中，并非因为陕西土话难翻译，而是因为当初法文版出版时垄断了版权。到目前为止，由于版权问题，英文版何时出版仍不得而知[3]。在中国文学在输出海外的过程中，被外国出版社机构洋合同暗算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国内还没有专门受理文学输出的机构，因此很多作家处理文学输出事务时，都是“一个人的战斗”。涉外出版合同会牵扯很多具体的法律细节，这让惯于握笔写作，却不会抠法律字眼的作家被人欺诈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不少优秀中国文学著作在对外传播时被阻断了传播渠道，无法被外国读者发掘。
3.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是由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第一次将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一些传播学者称这个模式是“最早且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模式之一”[5]。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五个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五个构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事实上，文学译介其实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其中包含了这五个要素。
3.1谁（Who）
“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个人，又可以是集体或专门机构[6]。研究“谁”的学者察看传播者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因素，这个研究领域的子目称为控制分析。在文学译介中，译者的作用并非单纯的提供译本，译者要在原作者、编辑、赞助人等关系中进行沟通协调，要和商务人士、谈判人员、外交家一样，做文化交往的“中间人”[7]。读者对译介主体的认同程度对译本的接受与传播效果也尤其重要[8]。读者的知名度、可靠度和接受度越高，受众越多，译本的传播效果就越好。
3.2说什么（Says What）
“说什么”是指传播内容，它是由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7]。译介内容包括对原作者、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9]。聚焦于“说什么”的专家进行的是内容分析。在谈到文本选择与译者责任时，葛浩文曾说：“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10]在他看来，翻译一本劣书，根本不是错误，也非罪过，简直就是浪费[11]。在分析成功译介的文学作品中，文本只有符合译者审美，译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好的效果。此外，翻译策略也会影响译介效果，译者选择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 3.3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即译介途径，是指可以传播信息的传播媒介，包括广播、报纸、电影、网络等。重点研究传播渠道的人所做的是媒介研究。传播渠道的多少决定了受众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多大可能接触到信源国的文化信息[9]。译介途径越多，越有利于译本的传播，受众范围就越大，译介效果就越好。
3.4对谁说（To Whom）
“对谁”指媒介通达的接受者，传播受传者或受众，是所有受传者如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受众的评价是衡量译本好和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受众不接受传播过来的信息，则传播没有效果。译介受众是翻译传播活动的对象和终点，是译介效果具体体现者和最终实现者[6]。只有深入了解译介受众喜好，并针对其调整翻译策略和翻译内容，才能达到良好的译介效果。
3.5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效果”指信息到達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即对信息的接受情况，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6]。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中，“取得什么效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研究传播和探究其规律都是为了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文学译介也是一样，译介效果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这四个要素的最终目的，也是检验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4.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分析《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
4.1译介主体
尽管译介主体既可以是译者个体，又可以是组织机构，《北京折叠》的翻译主要由刘宇昆一人完成。刘宇昆1976年生于甘肃兰州，11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和法学，辅修计算机，毕业后创立过软件公司也担任过企业税法律师，最终在波士顿成为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业余从事小说及诗歌的创作。他杰出的双语能力，对中美文化的充分了解，扎实的翻译功底及其在美国科幻界的影响都为《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奠定了良好基础。
自幼年起，刘宇昆就酷爱阅读与写作，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虽然很小便移居美国，但他的中文依旧十分流利。定居美国后，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十分痛苦，但其英语水平却大大提升。在哈佛大学，他甚至主动选择了英语文学专业，专业的学习与大量经典作品的熏陶为他日后用英文创作、翻译夯实了基础；在校期间，他在哈佛著名文学期刊《哈佛主张》上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作品，模仿马尔克斯的风格写的一个故事。由此可见，他已能熟练运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加之他的母语为汉语，这为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了精湛的语言能力外，对源语国家和目标语国家文化的了解也是优秀译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刘宇昆曾说，“我是美国人，讲的是美国的故事。”“我身上的中国文化背景也是我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美籍华裔的特殊身份让刘宇昆能切身感受到中美文化异同之处，他的中国文化背景有利于其理解汉语文本中的文化意象，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在翻译过程中能选取更贴合美国民众喜好与价值观的表达。2012年，他斩获雨果奖的《手中纸，心中爱》一文，讲述了一位从香港嫁到美国的传统女性与她完美接受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之间愈来愈大的隔阂，展现了中国人对家庭与亲情的理解。倘若作者对中美文化特质没有足够透彻的了解，是万万驾驭不了这类题材的。
有了坚实的语言功底与文化背景做基础，创作出忠于原文且易于被美国读者接受的译文成为可能。2015年，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其作者刘慈欣在获奖感言中大力赞扬道：“翻译作品总是在跨越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时空。就这本书而言，这座桥梁就是刘宇昆。他的译文非常好，几近完美。”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金·斯坦利·罗宾逊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宇昆绝佳的翻译清晰地容下了中国角度的世界观，让故事生动起来，并将之造就为最好的那类科幻小说，熟悉，但又全然不同。”这无疑肯定了刘宇昆作为一名译者高超的翻译能力，这种能力在《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中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作家立原透耶对此甚至倍感嫉妒，“日本科幻作品在世界上没有中国科幻作品影响力大，并不是因为我们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刘宇昆。”
值得注意的是，刘宇昆不仅是一名译者，本身更是一位在国际科幻界颇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早在2002年，《迦太基的玫瑰》一文的发表就使得他在美国各大幻想文学杂志和网站崭露头角；2012年，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一举夺得三项大奖：星云奖、雨果奖、世界奇幻奖，并入围斯特金奖；另一部中篇《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也获得斯特金奖、雨果奖和星云奖三奖提名；2013年，他凭《物哀》蝉联雨果奖。这些个人荣誉不仅是他能力的证明，而且让他在世界科幻界备受瞩目，为他日后翻译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4.2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的研究主要包含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及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首先，刘宇昆翻译《北京折叠》，因为这是一部科幻作品。从小他就展现出了对科幻作品的浓厚兴趣，如前文所述，八岁他就用中文创作了第一个科幻故事；长大后热情不减反增，工作之余利用空余时间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有时一年能发表高达二三十篇；甚至辞去报酬丰厚的企业税法律师一职，转而当起了诉讼顾问，也是考虑到能有闲暇文学创作。
那么在中国众多科幻作品中，为何选择《北京折叠》呢？这还要从他个人的创作理念谈起。刘宇昆曾表示，对他来说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应该既有技术又有温情：使用有特性和有见地的科学概念，调动情感弧线。例如《手中纸，心中爱》不仅仅满足于科学技术的幻想，更探讨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情感的纠葛，充满人文关怀与思考。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称其“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北京折叠》恰好契合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正如刘宇昆《爱的算法》中收录的故事都从普通家庭生活入手，《北京折叠》也是从一个普通垃圾工老刀的视角，展现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社会的全貌。整篇小说的科技成分并不浓厚，没有涉及任何高深难解的理论，仅仅是“折叠城市”的设定和大量普及的机器人使这篇作品有了些许科幻色彩。但在科学幻想的背后，作者对人性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值得人们关注。采访中，郝景芳表示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多重视角反映现实，书中的主人公们关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家庭、爱、权力和财富，但读者能看到他们世界里的根本性不公平”[12]。小说中老刀与养女糖糖的相依为命，有夫之妇依言与不知情爱慕者秦天的情感纠葛，老刀对于依言请求的难以抉择，这些平凡人物的生活正体现了社会的真实；在不同空间生活的人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劳动力过剩，严重的就业问题，等等，都是能够吸引刘宇昆的地方。 文学翻译中的媒介者，也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其中之一是个性化翻译。比较多的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13]。归化又是常见的翻译策略之一。刘宇昆在翻译《北京折叠》的过程中便多次采用个性化翻译的手法，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其打造成一部符合美国读者价值观、审美习惯的小说。如：
例1：食客围着塑料桌子，埋头在酸辣粉的热气腾腾中，饿虎扑食一般，白色蒸汽遮住了脸。
译文：Customers packed the plastic tables at the food hawker stalls， which were immersed in the aroma of frying oil. They ate heartily with their faces buried in bowls of hot and sour rice noodles， their heads hidden by clouds of white steam.
可以看到，原文中“饿虎扑食”一词在译文中并未被翻出，这其实是译者考虑到中西方狮虎文化的差异而有意为之。在中国，老虎被视为陆地上最凶猛的野兽，往往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汉语中有许多包含虎的褒义表达，如“生龙活虎”“藏龙卧虎”“虎踞龙盘”等，老虎的地位甚至可与“龙”这一意象媲美。与此相反的是，西方文化崇尚狮子而非老虎，甚至有时老虎还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英语中，“a tiger cannot change his strips”指旧习难改，“blind tiger ”指非法售酒等。因此，此处“饿虎扑食”的省译正避免了西方读者看到老虎这一意象后产生不好的联想。
例2：他又吻，最后她退无可退，就把眼睛闭上了，像任人宰割的囚犯，引他一阵怜惜。
译文：He had persisted until she gave in， closing her eyes and returning the kiss.
此处描写的是依言与秦天的初吻，原文中“像任人宰割的囚犯，引他一阵怜惜”被译为“returning the kiss”。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不对等的，“任人宰割”“囚犯”等词都将依言塑造成一位被动，柔弱的女性，处于下位，而“returning the kiss”则表现了一位主动、大胆、热情的女性。但这种不对等正体现了中西方爱情观与男女地位的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父系社会，女性被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男性的附属品；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仍不及男性。同样的，爱情中女性也不应当被男性主宰。因此，原文将依言比作囚犯的比喻是很难为美国读者所接受的，刘玉坤的译文则表现出她本人的意愿，更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
例3：依言推出钱的样子就像是早预料到他会讹诈，这让他受不了。
译文：The way Yi Yan had taken out the money seemed to suggest that she had been anticipating an attempt from him to blackmail her， and he could not accept that. This is what they think of Third Spacers.
这里原文只写到“这让老刀受不了”，并没有明确指出第一空间的人对第三空间的偏见；刘宇昆却加了一句“This is what they think of Third Spacers.”更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偏见。这也符合中西方写作习惯，中国人习惯隐晦表达，需要读者自己揣测；西方国家则倾向于直白明了的写作特色。
4.3译介途径
《北京折叠》的译介途径主要有网络及美国本土出版社。
2015年，《北京折叠》的英译版首先刊登于电子杂志Uncanny。Uncanny是一家美国本土电子杂志，作品多为科幻和奇幻故事，刊登的作品曾多次获雨果奖、切斯利奖等科幻作品奖项，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该杂志受众也多为科幻小说爱好者，为《北京折叠》的有效传播提供了大批潜在读者。《北京折叠》还被收录进刘宇昆翻译的科幻小说集《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被美国科幻电子杂志Lightspeed买下。Lightspeed于2010年创刊，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哲学系教授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制定的科幻杂志影响因子计算公式，Lightspeed位列“英文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第九名，也是促进《北京折叠》传播的一大媒介。2016年11月1日，《看不见的星球》由托尔出版社（TorBooks）出版。托尔出版社创建于1980年，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出版社，其创办的电子杂志Tor.com位列“英文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第五。此外，《北京折叠》还加入了亚马逊等大型网络销售平台。以上多种途径增加了《北京折叠》的曝光率，共同促进了它的传播。
4.4译介受众
《北京折叠》不仅符合译者刘宇昆的喜好，更契合了美国大众读者。
首先，美国拥有发达的科幻市场。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涌现出大批风格鲜明的科幻杂志，科幻文学在美国兴起；二战后，美国更是迎来了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质量越来越高，读者群体不断加大，甚至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科幻小说的全面繁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设有许多国际知名科幻小说奖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雨果奖与星云奖。雨果奖（The Hugo Awards） 的奖项设置极为全面，除了传统的最佳长篇、最佳中长篇、最佳中篇和最佳短篇奖之外，还有最佳编辑奖、最佳美术奖及专门针对科幻迷的“最佳科幻迷作家獎”和“最佳科幻迷美术奖”，等等，可见美国人对科幻的重视程度；尽管星云奖（Nebula Award）评选范围仅限于在美国出版或发表的科幻及奇幻作品，仍是幻想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常与雨果奖合称为“双奖”，可见美国科幻小说在世界科幻小说界的地位之高。美国科幻的表现形式不只局限于小说，还有科幻电影。1972年，美国科幻、奇幻及恐怖电影学院创办了一年一度的影视奖项土星奖（Saturn Awards），旨在奖励和推进当年电影及电视领域的科幻类和恐怖类佳作，以及有突破和创新意义的优秀作品。根据北美票房排行榜（The North America Box Office），2014—2015年排行前十里均有五部是科幻电影14，可见科幻在美国极受欢迎。如此，《北京折叠》作为一部科幻小说能够比较容易地吸引读者。 除了广义上的科幻背景外，《北京折叠》中关于自动化技术及其影响的探讨也能够吸引美国读者的注意。美国本身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其自动化技术十分先进，但人们对此并非全无疑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TraPac在洛杉矶的货柜码头大量应用机器人装卸和搬运货柜，能减少雇用50%港口工人；但其推动自动化的过程阻力重重，西岸的国际码头工人工会（ILWU）激烈抗争，阻止港口营运商使用自动化设备[15]。不仅民众对自动化技术有所抵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播客节目Pod Save America的采访时也表示：“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主要是因为自动化，这种趋势还将加速。无人驾驶的Uber和所有行业中的自动化正在取代很多人的工作，这对人们来说是可怕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始思考工作岗位的来源，政府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以及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工作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有工作……你只要看看在刚过去不久的圣诞节里，我们的零售业发生了什么。亚马逊和在线销售正在消灭传统零售业，这种情况将出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中。”[6]《北京折叠》中，由于劳动力与失业问题等因素自动化垃圾处理设备不被批准的情节正契合了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
除此以外，书中对于北京的描写也满足了部分读者对中国及北京了解的需要。在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英美读者中间，有两类读者值得注意。一类读者完全将中国文学视为反映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献来阅读，认为“它们总是与现实主义小说联系在一起”（Said，1994：76）。而第二类读者则完全受神秘东方的吸引，它奇特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他们猎奇的对象[17]。无论是哪一种读者，他们都希望通过中国文学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及其形象。《北京折叠》虽为科幻小说，却展示了中国当下的社会，以夸张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于想了解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5译介效果
《北京折叠》最大成就即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所颁发的奖项，自1953年起每年在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F Convention）上颁发，与星云奖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荣获此奖项正是它成功译介的最好证明。此外，截至2018年4月，《看不见的星球》在美国亚马逊上评分高达4.6分（满分5分），最低评分也有三分[18]；在Gooodreads（美国书评网站）上，评分达到4.11（满分5分），96%的网友喜欢这本书。热门评论中，网友Tadiana评价《北京折叠》： 郝景芳没有十分追求故事的戏剧效果，而是关注日生活的细节……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背景独特但不突兀，它通过角色的行为展现了人类性本质及一些更宏大的真理，十分值得一读[19]。由此可见，《北京折叠》在美国反响不错，其翻译行为活动可以说是成功的。
5.结语
文学传播不仅取决于文本的质量，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译介模式的影响。成功的译介模式需要多方考虑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最后才能取得满意的译介效果。《北京折叠》在以上几个方面做得就比较成功，译者能力出众，选题符合受众口味，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在，深入研究适合中国文学的译介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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