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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愈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家正统，排斥佛老，他的反佛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仅为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也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但他同时又与多位僧人交往并赠诗，因此，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
关键词：韩愈；排佛；儒道；交往；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1
作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排佛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他主张采取行政打击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灭佛政策，元和十四年初，韩愈更因上《谏佛骨表》而激怒宪宗，险被处以极刑，后被贬谪潮州。他的排佛符合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但作为文学家，他又吸收了佛教的养分。
一、韩愈排佛的原因
元和十三年，唐宪宗派人率领多名僧侣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释迦牟尼佛指骨。这时韩愈挺身而出，予以谏阻。给宪宗上奏了《论佛骨表》，指出古代没有事佛，能够长寿，而事佛之后，往往享国日短。他要求将此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也因此触怒了唐宪宗，险些丢了性命，幸得宰相裴变等人力保，才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排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排佛是为了整顿朝纲，清除弊政，改变中唐以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中唐时期寺院大量占有土地，已经影响到人民生活。僧尼不事生产，过着寄生生活，对当时已经凋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和社会治安混乱。除此之外，寺院僧尼还享有免除徭役和不负担租税的特权，国家的收人和兵源大大减少了。而建造大量的佛寺，加重了国家经济开支，使国家收入不断减少，兵源不足，致使国家与寺院经济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佛教只讲究自身修行，不讲纲常伦理，不问世事，对本就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更加消极的影响。
韩愈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反对佛教，限制寺院、僧尼的发展，从而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力，尽可能多的创造物质财富，使社会结构更加平衡，进而解决生活资料供不应求的矛盾。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和解决国家财政拮据的困难境地，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 。
其次，从思想方面来说，韩愈排佛也是为其倡导的复兴儒学的道路扫清障碍。韩愈生活的时代，儒道已呈现出衰微之势。他自幼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是在儒学熏陶下形成的，这也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他以儒家的继承者自居。立志要成为孟轲之后儒家的继承人，他在给孟简的信中写道：“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忘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也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韩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而要复兴儒学，就必须排除“异端”，当时最大的“异端”就是被视为夷狄文化的佛教。韩愈排佛，最终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
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指责佛教是“夷狄”之教，因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 他认为佛教徒“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等伦理思想是不相容的。如果让佛教蔓延下去，儒家的“先王之道，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纲常学说就要受到影响，社会结构遭受破坏。所以他力辟佛老，为实现儒家道统扫除障碍。这也是韩愈反佛的最根本目的。
二、韩愈与众僧交往的原因
虽然韩愈称自己的“道”是纯粹的“儒道”，但在唐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也不自觉的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韩愈结交了很多佛教徒作为朋友，他曾与多位僧人都有交往，并有诗文寄赠。司马光曾说：“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尝排之，予观其《与孟尚书书》论大颠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公子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说明韩愈遍观佛书，深明佛理。看来，韩愈受大颠思想的熏陶是无可置疑的。韩愈与众僧交往的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为了劝化，以儒化释。韩愈并非反对与僧道交往，而是主张应该借与僧道交往的机会教化他们，使其放弃释老而独奉儒道。韩愈反对佛教却仍然与僧徒来往正是出于这种动机。《送僧澄观》开篇即云：“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事奔驰”，虽然是斥佛，但显然又赞颂澄观在寺观建筑上的超群才能和惊人的文学功底。斥佛却赞僧，貌似相反，其实相成。韩愈所真正痛恨的是佛教，对于那些深受佛教毒害的僧徒他宁愿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对待，始终不改其苦心。
第二，启发心性。佛教基本理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因而“心性”问题是佛教的基本核心。它可以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想象与构思，为诗人艺术创新提供了充分的哲学思想基础。这种重心性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在贞元时期更为明显，并且成为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这一点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追求险怪奇特的诗风。司空图评其诗曰：“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种崇尚险怪的诗风明显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的壁画也为韩愈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韩愈排斥佛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针对当时国家混乱不堪﹑朝纲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所作出的维护封建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努力。同时身处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下以及士人多归心佛老的氛围中，他又不能不受其影响。
参考文献：
[1]《昌黎先生集·论佛骨表》
[2]马兰州.《韩愈崇儒反佛思想论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3]文坚.《论韩愈崇佛与斥佛的功利性》.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2002（3）.
[4]邹进先.《论韩愈反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0（5）
关键词：韩愈；排佛；儒道；交往；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1
作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排佛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他主张采取行政打击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灭佛政策，元和十四年初，韩愈更因上《谏佛骨表》而激怒宪宗，险被处以极刑，后被贬谪潮州。他的排佛符合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但作为文学家，他又吸收了佛教的养分。
一、韩愈排佛的原因
元和十三年，唐宪宗派人率领多名僧侣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释迦牟尼佛指骨。这时韩愈挺身而出，予以谏阻。给宪宗上奏了《论佛骨表》，指出古代没有事佛，能够长寿，而事佛之后，往往享国日短。他要求将此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也因此触怒了唐宪宗，险些丢了性命，幸得宰相裴变等人力保，才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排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排佛是为了整顿朝纲，清除弊政，改变中唐以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中唐时期寺院大量占有土地，已经影响到人民生活。僧尼不事生产，过着寄生生活，对当时已经凋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和社会治安混乱。除此之外，寺院僧尼还享有免除徭役和不负担租税的特权，国家的收人和兵源大大减少了。而建造大量的佛寺，加重了国家经济开支，使国家收入不断减少，兵源不足，致使国家与寺院经济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佛教只讲究自身修行，不讲纲常伦理，不问世事，对本就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更加消极的影响。
韩愈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反对佛教，限制寺院、僧尼的发展，从而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力，尽可能多的创造物质财富，使社会结构更加平衡，进而解决生活资料供不应求的矛盾。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和解决国家财政拮据的困难境地，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 。
其次，从思想方面来说，韩愈排佛也是为其倡导的复兴儒学的道路扫清障碍。韩愈生活的时代，儒道已呈现出衰微之势。他自幼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是在儒学熏陶下形成的，这也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他以儒家的继承者自居。立志要成为孟轲之后儒家的继承人，他在给孟简的信中写道：“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忘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也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韩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而要复兴儒学，就必须排除“异端”，当时最大的“异端”就是被视为夷狄文化的佛教。韩愈排佛，最终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
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指责佛教是“夷狄”之教，因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 他认为佛教徒“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等伦理思想是不相容的。如果让佛教蔓延下去，儒家的“先王之道，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纲常学说就要受到影响，社会结构遭受破坏。所以他力辟佛老，为实现儒家道统扫除障碍。这也是韩愈反佛的最根本目的。
二、韩愈与众僧交往的原因
虽然韩愈称自己的“道”是纯粹的“儒道”，但在唐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也不自觉的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韩愈结交了很多佛教徒作为朋友，他曾与多位僧人都有交往，并有诗文寄赠。司马光曾说：“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尝排之，予观其《与孟尚书书》论大颠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公子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说明韩愈遍观佛书，深明佛理。看来，韩愈受大颠思想的熏陶是无可置疑的。韩愈与众僧交往的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为了劝化，以儒化释。韩愈并非反对与僧道交往，而是主张应该借与僧道交往的机会教化他们，使其放弃释老而独奉儒道。韩愈反对佛教却仍然与僧徒来往正是出于这种动机。《送僧澄观》开篇即云：“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事奔驰”，虽然是斥佛，但显然又赞颂澄观在寺观建筑上的超群才能和惊人的文学功底。斥佛却赞僧，貌似相反，其实相成。韩愈所真正痛恨的是佛教，对于那些深受佛教毒害的僧徒他宁愿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对待，始终不改其苦心。
第二，启发心性。佛教基本理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因而“心性”问题是佛教的基本核心。它可以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想象与构思，为诗人艺术创新提供了充分的哲学思想基础。这种重心性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在贞元时期更为明显，并且成为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这一点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追求险怪奇特的诗风。司空图评其诗曰：“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种崇尚险怪的诗风明显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的壁画也为韩愈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韩愈排斥佛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针对当时国家混乱不堪﹑朝纲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所作出的维护封建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努力。同时身处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下以及士人多归心佛老的氛围中，他又不能不受其影响。
参考文献：
[1]《昌黎先生集·论佛骨表》
[2]马兰州.《韩愈崇儒反佛思想论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3]文坚.《论韩愈崇佛与斥佛的功利性》.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2002（3）.
[4]邹进先.《论韩愈反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