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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有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唐玄宗作为唐朝的皇帝，国家大事委于一身，其决策、做法甚至兴趣爱好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走向。在唐南天宝年之战中，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对唐军的大败，无论在直接还是间接上，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先看看唐玄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唐玄宗，名李隆基，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父亲为唐睿宗李旦，母亲为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李隆基生于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八月的东都洛阳，《旧唐书》载李隆基“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史书说他性格英明果断，而且多才多艺，知音律善书法，仪表堂堂且异于常人。李隆基七岁时便封楚王，并“开府置官署”，建立府署自选僚属，曾因管理严格整肃而遭到武则天的侄子武懿宗的忌惮，欲借其仪仗“折之”，反遭李隆基呵斥：“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在唐中宗末期平定韦氏一党的事件中，李隆基更是表现出其果敢坚毅的一面。
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唐中宗李显暴卒，他的第二任皇后韦氏临朝称制，“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矫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后登基称帝，改元唐隆，韦后自立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后据《资治通鉴》载，宗楚客、武延秀、赵复温、叶静农等大臣连同韦后族人，劝她学习武则天，“遵武后故事”，“革唐命”，并且要伺机杀掉时为相王的李旦。此时已是临淄郡王的李隆基帅万骑讨乱，诛杀韦氏一党。期间有人劝他“先启大王”，让李隆基先告诉李旦并听取他的意见，李隆基回道：“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李旦）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兵贵神速，何况这种需要冲进宫禁争夺皇权的行动，更是容不得丝毫优柔寡断、坐失良机。一夜之间，李隆基带领军马攻玄武门、白兽门、玄德门，合于凌烟阁，一路过关斩将，到天明时分，杀韦后、安乐公主于太极殿，“内外讨捕，皆斩之”。
事后，李旦夸奖他：“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祗万姓，赖汝之力也”。在李旦上位的这件事上，李隆基是出了大力的，从此也奠定了他作为李旦接班人的地位。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与后期的懈怠完全不同，如认同杨相如所劝要以隋朝为戒，以唐太宗为楷模，“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重视农业发展，因农事繁忙停修大明宫;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严明刑罚，抑制贵戚权力，整顿吏治、任人唯才;克厉节俭，将金银器物变卖，以供军队和国家使用等等。 然而，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的开元盛世，这位皇帝却开始丧失进取之心，安于享乐，在用人上也不断出现错误。唐时在骊山有温泉，唐玄宗几乎每年都去，在天宝年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每年十月必去骊山温泉宫或华清宫，逗留时间最少一月，甚至有几次到第二年正月才回宫。唐玄宗怠于国事，想将国家政务交付宰相大臣处理，自己退居幕后安享清乐。《资治通鉴》载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足见其已满足于开元盛世的现状。唐玄宗任用非人，开元初期，因为他任用贤相，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后期却重用李林甫、安禄山之辈，致使朝堂官员倾轧不断，边将恃宠而骄，听信杨国忠一人之言，将攻伐南诏的大败信为大胜。李林甫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塞皇帝视听，对与自己持不同意见或才能高于自己而可能取代自己相权的人大加排斥，且每每都能得逞，史载：“公卿之进，有不出其（李林甫）门者，必以罪去之”。
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溺更是体现了他的昏聩，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按《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元年之唐备边兵力部署，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河东节度与朔方节度互为犄角御突厥，范围大体为唐朝东北至北部边境，三镇总兵力为十八万之多。安禄山本人“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安禄山很胖，肚子大到能下垂到膝盖，“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而且带点痴傻，其实性格十分狡猾。唐玄宗曾经嘲笑安禄山的肚子说：“你这个人的肚子里究竟有什么？怎么会这么大！”安禄山回答道：“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唐玄宗不因他狡猾而生氣，反而很高兴。安禄山恃宠而骄，见太子不下拜，狡辩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唐玄宗竟然信了他的话，此后更加宠溺，在宴会上让他与自己平起平坐。甚至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有官员报奏安禄山反，唐玄宗仍然以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而不信。
《左传》中有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虽说古代不少帝王和将领有利用神力神迹的情形，但他们只是用来便于自己的革命或政策或战斗的顺利进行，事后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信。他们知道要想自己事业顺利、江山永固，只能依靠贤良的臣子和勤奋的百姓。但是，后期的唐玄宗却笃信神怪，因此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史载，在天宝元年（742年）时，陈王府的一个参军田同秀上书唐玄宗，在丹凤门上的空中见到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老子告诉田同秀在函谷关尹喜台附近藏有灵符，唐玄宗命人求而得之，此后田同秀任散朝大夫，这是一个秩从五品的官。过了一年后，又有一个叫崔以清的人，也说经玄元皇帝指引发现了灵符之类的话，经东都留守王倕审问，承认自己撒谎，然而唐玄宗却“不深罪，流之而已”。
后期的唐玄宗，既无进取之心，也无识人之明，将国家大事委于权臣，自己贪图享乐，致使国家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出现衰败之势，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靠着前期打下的基础，仍可以在周边各国间称王称霸，然而在与南诏的战争中却显示其已走上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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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还有鲜于仲通。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也就是在兄弟里排行老二，先祖为殷商后裔，武王克商后，其先祖封于现东北、朝鲜一带。鲜于仲通祖父名士简，士简为其叔父匡绍养育，安家于新政。《资治通鉴》载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才智”，是唐朝时新政的一户富民，新政在唐时位于现在的四川阆中，是唐朝时阆州下的一个县。鲜于仲通年少时喜欢射猎，重义气、重然诺，但疏于学习，以至于到二十多岁“尚未知书”，后发愤读书，在年近四十岁时中乡贡进士。杨国忠还叫杨钊时，作为杨贵妃的族兄，却不学无术，“为宗党所鄙”，杨钊在蜀地当兵，多年下来也只得到了一个叫新都尉的官职，而且家里穷到拿不出路费来回乡，就在这段时间，鲜于仲通却经常“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欣赏鲜于仲通才能，引为采访支使，所谓支使，在唐时与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巡等同为节度、采访的幕僚。章仇兼琼以鲜于仲通为心腹，曾为了攀结杨贵妃对抗李林甫而希望他去长安，鲜于仲通推脱道：“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同时又给章仇兼琼推荐了一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就是杨钊，即后来的杨国忠。因为这件事，鲜于仲通可以说是有恩于杨国忠，后来杨国忠因此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剑南节度，据《资治通鉴》载治益州，即大体为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一带，其“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六军，屯十三州之境，是唐朝的西南重镇。史书记载鲜于仲通“性褊急”，就是说他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因此而“失蛮夷心”。之前，因云南太守张虔陀行为不端，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征求”并辱骂他，事后却恶人先告状，“密奏其罪”，致使阁罗凤发兵攻杀张虔陀，并夺取唐羁糜之州三十二个。鲜于仲通据此举兵攻南诏，最后却落得八万大军中他“仅以身免”。后鲜于仲通上表请任为遥领剑南，而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实际上丧失了对剑南节度的领导权，后任为京兆尹，请人刻颂杨国忠，唐玄宗在颂词上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则用“金填之”。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病逝。 3
第三个需要说的人是杨国忠，杨国忠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战阵，但唐朝先后两次大败的战斗，都是杨国忠推荐的人领导的，可以说杨国忠属于幕后指挥人员，而且从他掩盖失败消息来看，唐朝与南诏的这次战争的结果会对他的官位有何种巨大影响。
杨国忠，原名杨钊，国忠这个名是唐玄宗所赐，他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的从祖兄，属于杨贵妃祖父的亲兄弟一脉，武则天宠臣张易之的外甥。传言，杨国忠其实是张易之的儿子，武则天天授年间，张易之很得武则天的宠爱，以至于她下诏命张易之回到家就要居于楼上，并且撤掉楼梯，防止张易之与其他女人接触。张易之的母亲害怕这样下去，他们张家要绝嗣，于是密令一个奴婢上楼，因此而生下杨国忠。《资治通鉴》不相信此说法，认为过于暧昧无稽，但也可以看出杨国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资治通鉴》载杨国忠“不学无行”，《旧唐书》载他“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形”，说杨国忠这个人不学无术、行为不检，酒量大，会赌博，但又不遵守赌桌上的规矩。
杨国忠早年在四川任新都尉时，常受到鲜于仲通的资助。杨贵妃的生父杨玄琰去世时，因是同族，杨国忠经常去杨玄琰家，一来二去却与杨玄琰的二女儿私通上。杨国忠的发迹与鲜于仲通有很大关系，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得到唐玄宗的喜爱，但在朝中没有深交之人，害怕如果有一天李林甫因忌惮而陷害他，都没有人能帮忙，于是章仇兼琼想委托鲜于仲通去长安与杨贵妃结交，鲜于仲通推脱了这件事，但向章仇兼琼推荐了杨国忠。章仇兼琼以杨国忠为自己的幕僚推官，并给他大量金银财宝，让他去长安结交。杨国忠也“不辱使命”，到了长安，见到了杨贵妃和她的诸位姐妹，将礼物奉上，并对她们说：“此章仇公所赠也”，于是杨贵妃和这些姐妹们在唐玄宗面前“日夜誉兼琼”，还说杨国忠善于下棋，因此杨国忠得出入宫禁，授监察御史。《旧唐书》载杨国忠大兴党狱，在京城另外设置推院，“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杨国忠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派人观察唐玄宗喜好，《资治通鉴》载他“善窥上（唐玄宗）意所爱恶而迎之”，因此杨国忠也从“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杨国忠在唐朝攻打南诏时，伪传捷报，将失败报告成胜利，他推荐鲜于仲通帅八万精兵去攻打南诏，唐军大败，杨国忠掩盖兵败的消息，还在唐玄宗面前表扬鲜于仲通的战功。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攻打四川，因杨国忠此时领剑南节度使，四川百姓要求杨国忠领军镇压，杨国忠畏战，临行时向唐玄宗哭诉此行必为李林甫所害，杨贵妃也帮忙请求唐玄宗，结果，杨国忠刚到四川就被召回。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杨国忠又让李宓帅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大败，李宓战死，杨国忠又掩盖兵败的消息，而以捷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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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的是阁罗凤，阁罗凤在天宝战争时为南诏国主，亲帅大军大败唐朝军队，在南诏与吐蕃间纵横捭阖，为南诏的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阁罗凤是南诏第五代诏主，姓蒙，据现有资料，阁罗凤祖上为细奴逻，为“哀牢夷”后裔，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避祸迁入现在的巍山县，即蒙舍，称蒙舍诏，又称南诏，细奴逻即为南诏初祖。自细奴逻开始，南诏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而至阁罗凤。
阁罗凤生于约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初年，据《南诏德化碑》载，阁罗凤“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形容他才能出众，心思灵巧异于常人，思维条理清楚，出类拔萃，且相貌堂堂，有帝王之相。阁罗凤年轻时非常注重学习汉文化，努力提升自身修养，史载其“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而且文武双全，“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阁罗凤很早就随其父亲皮逻阁出征，参加过多次战斗。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皮逻阁开始统一六诏，兵分两路攻打河蛮，皮逻阁“统军打石桥城（今下关）”，阁罗凤与唐御史严正诲攻打石和子（今凤仪），“两殄凶丑”，阁罗凤擒石和子守将施各皮，为皮逻阁顺利攻下石桥城解除了后顾之忧，南诏进而占据整个河蛮地区。因河蛮附于吐蕃，所以唐王朝对这次胜利也十分高兴，擢升阁罗凤为左领军卫大将军。
后来河蛮余部与邓赕、施浪、浪穹三诏组成联军反扑，南诏又大败三诏联军，使其退至剑川，于是阁罗凤又与唐监军宦官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邓赕、施浪、浪穹三诏与河蛮一样，也附于吐蕃，于是唐为表阁罗凤功绩，“忠绩载扬，赏延于嗣，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对他不仅表扬、升官，而且还赏了他的子嗣。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开始了对越析诏的战斗，越析诏于赠逃至泸江（今丽江东部、鹤庆北部），不时骚扰南诏，“结比凶渠，扰我边鄙”，皮逻阁遣使劝降，都被拒绝，“飞书遣将，皆辄拒还”，于是阁罗凤请求带兵攻打越析诏，“恨兹残丑，敢逆大队，因请自征，志在扫平”，斩于赠，“倾（于赠）伏藏之穴”，此战，阁罗凤缴获宝刀“铎鞘”和大量财物，更“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祲”，事后，唐王朝封阁罗凤为“上柱国”。后皮逻阁死，阁罗凤袭云南王。
皮逻阁在位时，在统一六诏后，就与唐朝在吞并“爨蛮”的事情上有了矛盾，《旧唐书》载：“归义（皮逻阁）既并五诏，服群蛮……意望亦高。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皮逻阁在统一六诏后就想吞并“爨蛮”，因此说他“意望亦高”，而唐朝又不许南诏这样做。阁罗凤袭云南王后，利用“爨蛮”两派间的斗争，成功地吞并了他们而控制了滇东地区，于是又为后来的天宝战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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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战争大体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南诏攻杀张虔陀至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身死南诏的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年。
在张虔陀之前，南诏已经与唐朝产生了矛盾。南诏借助唐朝力量击败依附吐蕃的其他五诏后，皮逻阁有意染指滇东诸爨，《旧唐书》说“意望亦高”，即指于此。唐朝自高祖李渊即位，就有志于经略爨部，《新唐书》载：“高祖（李渊）即位，以其（爨震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昆州”位于今天昆明至楚雄东一带，唐高祖李渊任命其地方长官，希望借助其手控制爨部。并且，在爨部控制的安宁地区，有盐铁之利，这也是唐朝所追求的，史书记载“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时任剑南节度使的章仇兼琼遣使至南诏，而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说明两者在爨部的矛盾上没有改善。天宝初年，章仇兼琼命竹靈倩筑安宁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而在此之前，唐“置府东爨”，意图将东爨地区纳入行政版图，致使诸爨大乱，攻破安宁城。唐王朝命孙希庄、韩洽、李宓连同皮逻阁平定诸爨，安宁城得以再建。随后爨部内部发生斗争，爨崇道杀死自己的叔叔爨归王，《南诏德化碑》载：“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遂激崇道，令煞归王”。为遏止即将发生的暴乱，南诏又命大军将段忠国（即在后面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段俭魏，是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辈）连同黎敬义、李宓再赴安宁，“再和诸爨”，而在此期间，李宓行离间分化之计，使爨崇道又杀其弟弟爨日进，于是爨部大乱，南诏借与爨部存在姻亲关系的机会出兵并完全控制爨部。 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携妻、子拜谒张虔陀，而张虔陀接下来的做法直接惹怒了阁罗凤，《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南诏野史》等史籍记录都比较隐晦，都说“私之”。而《大理古佚书钞·淮城夜雨·天宝轶事》说得则比较直白：“往谒剑南节度使留后、云南都督李宓……凤路过白崖，歇张虔陀邸。云南太守张虔陀性淫虐，夜宴阁罗凤，凤醉。入凤爱妃元贞夫人室，奸之。”总之，张虔陀因为行为不检点，再加上“多所征求”，向阁罗凤索要大量财物，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派人辱骂阁罗凤，并且上书诬告他，阁罗凤一怒之下，发兵反叛。《资治通鉴》载：“阁罗凤忿怨，是岁（天宝九年），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此处的“云南”即为姚州，相当于现在云南省楚雄州的姚安、大姚、永仁等县的范围，按照《蛮书》所讲，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孟获叛乱，诸葛亮伐南中，其《出师表》中：“五月渡泸”之地就在姚州的弄栋城，即今姚安以北的地方。这一仗，阁罗凤派遣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攻张虔陀，逼其喝毒药自杀，接着，阁罗凤派人至安宁城说明事情缘由并表达对唐朝的忠心，守城将领王克昭拒绝了阁罗凤的请求，阁罗凤继而命大军将李克铎帅军攻下安宁城，杀死王克昭，南诏取得了楚雄府的姚州等共三十二个唐朝的羁糜州，并俘获郑回，因为爱惜郑回的才能，拜为清平官。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唐王朝又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打南诏。鲜于仲通帅兵八万，分成两路，一路从戎州进发，一路从嶲州进发，直抵曲州和靖州。戎州为宜宾一带，嶲州为西昌一带，曲州位于今天的昭通市，靖州为今天宜良县、大关县一带，唐朝大军从四川出发集于滇东，已经紧临南诏边境。为应对唐朝军队，阁罗凤命令大军将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从步头路进，会同即今天的会理，步头即今天的通海、蒙自一带。两人分路迎战唐军，双方损失万余人，同时阁罗凤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归还唐朝俘虏、修缮并归还所占“云南城”，还对鲜于仲通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此话明显带有威胁的意味，如果唐朝退兵，阁罗凤就会归还俘虏和城池，如果不退兵，阁罗凤就会联合吐蕃共同对抗唐朝，南诏这块可以牵制吐蕃的战略要地就会变为威胁唐朝西南边境的前沿阵地。
天宝十年，唐王朝还沐浴在开元盛世的春风里，国内稳定、经济富庶，对西北和北部诸少数民族政权也处于强势地位，自然认为自己是华夏上国，而周边国家都被冠以“夷狄戎蛮”等蔑称，在地位上低自己一等。现在南诏竟然敢用言语威胁，当然是唐朝接受不了的，所以“仲通不许，囚其使”。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唐朝囚禁南诏使节，不仅是在侮辱南诏国格，同时仍是对待周边国家时态度傲慢的表现。
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的请求后，继续发兵向西进攻。《大理古佚书钞·淮城夜雨·天宝轶事》对鲜于仲通这次战斗记载较为详细：“仲通驻云南白崖城，派大将军王天运，兵出青龙山，渡茅草哨，顺漾水东岸，走冷水箐，出佛顶峰南坳口。为凤伽异、段俭魏伏击于苦竹箐，以毒箭、巨石射杀唐军三万余，俘一万余，唐军损将士五万余，王天运战殁。段俭魏直捣定西岭，夜击唐军，杀唐将二十余员，唐军八千余。鲜于仲通及四随从逃脱于红栎坪。”其他史书都提到唐军进军西洱河并在此大败，但都没有说鲜于仲通亲临战阵，据此可以大体描绘出唐军进军洱海以及最后失败的时空路线。
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请和提议后，即帅军继续西进，期间可能还有零星战斗，最后鲜于仲通驻扎在白崖，即现在的弥渡一带。阁罗凤多次派使者请和，鲜于仲通陈兵“江口”，南诏使者“且陈丹款，至于再三”，鲜于仲通却不同意和解，且“唯言屠戮”，在鲜于仲通看来，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都是扯淡，杀人攻城越货继而请功才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弥渡自古是洱海的门户，过了弥渡就可以直面洱海，威胁南诏都城太和城，因此鲜于仲通将白崖作为此战的指挥部以及一路进攻路线，另派出大将王天运绕道越过苍山佛顶峰坳口，佛顶峰下就是太和城，这样就可以对太和城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阁罗凤则以凤伽异、段俭魏在王天运的行军路上进行伏击，依托山高林密、地形险恶的地形优势，用弓箭和石块杀死俘虏唐军五万多人，并杀大将王天运，唐军西路战线被破。南诏借此乘胜追击，集中兵力于唐军另一路即从弥渡进军的部队。他们采取夜袭的方式，击杀唐军八千多人，并俘虏鲜于仲通手下将领二十多人，鲜于仲通则带领几个随从逃跑。
这一战，唐军出师八万，从与南诏在滇东开始第一次战斗后，前后死伤被俘六万多人，损失达四分之三还多。据《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唐军边镇的兵力总数为四十九万，虽说经过十年时间，兵力数量肯定会有增长，但六万人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此此战也是天宝之战中唐军的第一次大败。鲜于仲通经此一败，逃回长安，必然免不了一死，他本人也必然知道兵败将死的道理。但他却从容回国，原因就在于他明白，杨国忠肯定会保住他的命，而且唐玄宗也必然会听杨国忠的话。《资治通鉴》载：“杨国忠掩其（鲜于仲通）败状，仍叙其战功”，此后，鲜于仲通还坐上了京兆尹的位子，最后病死，竟然落得个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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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之后，南诏完全倒向吐蕃。阁罗凤与大臣讨论后一致认为：“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对鲜于仲通这一战虽然是胜利了，但是南诏毕竟是小国，唐朝经此一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还会伺机报复。到那时，如果唐朝举全国之力攻打南诏，南诏必然抗不住，因此还需要找个帮手，为将来的战事做准备。而吐蕃素来与唐朝不和，双方争战不断，吐蕃又与唐朝和南诏接壤，如果南诏与吐蕃联合对抗唐朝，则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南诏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与吐蕃交好。
阁罗凤派儿子鐸传以及赵佺邓、杨传磨侔共六十多人，带上大量财宝，“西朝献凯”，献附于吐蕃。吐蕃赞普则命其宰相，带上金冠、锦袍、金帐、金宝带等物品，册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改年“赞普钟元年（天宝十一年，752年）”。《资治通鉴》载：“蛮语谓弟为‘钟’”，阁罗凤号为“东帝”，吐蕃赐给金印，两国结为“兄弟之国”。鲜于仲通之败，对于唐朝的社会震动很大。后来，唐王朝招募长安、洛阳以及河南、河北士卒以攻打南诏，人们因为听说云南多瘴疠，未开战便会死掉十之八九，纷纷不肯应招，逼得杨国忠没办法，只能将这些人戴上枷锁送到军所，致使“哭声振野”。 此后，唐朝与南诏、吐蕃来来往往几次战斗。南诏攻打四川，期间还上演杨国忠假传捷报攻克洪州以及前面所说的到了四川又被召回的闹剧。
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唐朝命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领广、桂、邕、蒙、交等岭南五府兵攻打南诏。同是这一年，唐玄宗命令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大军再置姚州府，以贾瓘为都督。南诏上下都认为如果不尽快除去新建的姚州府，必为后患，“佥曰汉（指唐王朝）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于是，阁罗凤派遣将领首先切断姚州府粮道，“遂差军将王丘各，绝其粮道”，然后命令大军将洪光乘、吐蕃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出兵包围姚州府城，一夜之间便破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活捉贾瓘，其余士卒全部逃跑。姚州府处于大理至昆明必经之路上，唐朝在此设立姚州府并驻军镇守，退可守滇东，进可攻南诏，对南诏来说是近在身旁的威胁，因此南诏上下十分紧张，必然要在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将其除掉。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南诏赞普钟三年，公元754年，唐王朝再次发七万兵攻打南诏，唐朝的领军将领是李宓，出征前为侍御史、剑南留后，而这次出征却成为了他的末路，南诏也成为他的身死之地。
为了这一战，唐王朝征发了陕西、甘肃地区的精兵，《南诏德化碑》载：“总秦、陇英豪”，由李宓率领自北而南，同时也可能是吸取了前次鲜于仲通失败的教训，军队里“兼安南子弟”，由何履光率领从南北进。陕西、甘肃是唐朝西北门户，自古民风剽悍，常年与吐蕃、突厥战斗，不论装备还是兵员的战斗素养，都是很高的。安南即为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气候上也是潮湿湿润，与云南气候相似，唐朝这次征发安南兵，一方面是安南距离南诏很近并且经常受到南诏攻打，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考虑到气候相近，安南兵更容易适应云南的战斗。
面对这次唐朝气势汹汹，阁罗凤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等待吐蕃军队救援，然后内外夹击的策略。李宓以其长子李贞元为副总兵，带领三万将士出红山，过沙坪江尾，在此遇到了南诏凤伽异、段俭魏从水陆两路的夹击，李贞元中箭跳水后淹死，三万将领全军覆没。唐军进抵洱海的陇坪，陇坪位于洱海东岸，李宓在此驻扎一部，令何履光修造战船，“舟楫备修”，另再兵分三路，一部位于洱海北部的邓川，一部位于苍山西侧的漾濞，一部位于洱海南部的龙尾关南，即今天的下关西洱河南，将处于洱海西岸的太和城四面围住，“拟水陆俱进”。南诏方面，邓川一部有龙首关抵挡，龙尾关南一部有西洱河和龙尾关抵挡，漾濞一部有苍山阻隔，苍山本身就是一道人力难以逾越的屏障，龙尾关和龙首关和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一样，一头连着苍山，另一头接着洱海，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有在洱海东岸一部上，南诏的防守最弱。一旦唐朝军队的舰船修造完备，洱海则会变成一马平川，也因此，李宓将主力驻扎在此地。
阁罗凤针对自己这个防守上的弱处，并没有被动待援，而是主动出击，派遣军将王乐宽带领军士偷袭了造船之所，“伏尸遍毗舍之野”，唐朝造好的舰船连同造船工具一并被毁，李宓次子及其所带领的五千人马在旧铺这个地方又遭到南诏伏击，全部阵亡。阁罗凤又命李中傍、段附克伏击唐军运粮部队，截断了唐军的粮草供应。在古代，打仗打的就是粮草，粮草一旦被断，则会军心浮动，军队就会处于劣势，而南诏又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唐军无法就地补给。此时虽说南诏四面被围，但战场局势显然对唐军十分不利，此时的唐军已是天不时、地不利，由于还未正式开打就接连受挫，人估计也开始不和了。
西汉时期对匈奴多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很少发动大军攻打匈奴，也是因为粮草的问题。之所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也包含了中原农业王朝面对北部草原帝国侵略时的无奈。匈奴雄踞北地，与汉之间隔着茫茫大漠，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农业国家来说，茫茫大漠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匈奴侵寇中原，往往是小股骑兵，速去速回。如果汉朝发兵驱逐，等到了地方，匈奴骑兵早已跑远，如果要深入大漠追击匈奴，则要面对后勤补给这个最大的问题。深入大漠，必然要兴师动众，且在外时间肯定要很久，所以辎重水草粮食的数目也要十分巨大，光是前期准备时间就会很长。因此，单是一个匈奴就可以让汉帝国的国家机器满负荷运转起来。因为这些原因，霍去病出兵匈奴，则放弃了汉家兵法，采用匈奴战术，以骑兵突进，就地补充粮草，估计就是打到一个地方就劫掠那里的匈奴人，长驱直入匈奴王庭，这才有了漠北大捷。
李宓作为唐朝领军将领，军事上不会一无是处，对粮草的重要性也必然了然于胸，然而面对粮草被断、舰船被毁的被动局面，仍然要攻打南诏，其中原因也许是掺杂了个人私欲。史载，在李宓出征南诏之前，杨国忠曾向其承诺，攻克南诏后将会让李宓取代阁罗凤的地位，管理南诏地区，因此李宓出征时连家眷都带上了，也可以说是用自己全部家当来轻一次敌了。但另一方面，李宓也许也存在着一个不得不就的选择。粮道被断，唐军的战场形势已然陷入被动，但前方的太和城近在咫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回军撤退的话，极有可能遭到南诏断粮军队的伏击，到那时，如果太和城的敌人从后追击的话，必然也是一个前后夹击的态势。再加上二子和数万将士被杀的悲愤，李宓也只好破釜沉舟，豪赌一把。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是这一次，面对即将到来的南诏与吐蕃军队，李宓只剩“置之死地无后生”了。
李宓坚持进军，“进逼邓川”，此时，吐蕃论绮里徐带领援军赶到，于是南诏与吐蕃内外夹击，唐军大败，士卒“死什七八”。《南诏德化碑》载：“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衂，元帅沉江。”唐军惨败的情景，从这段话中已经可以看出来。而“弓不暇张，刃不及发”，说明战事进行得很快，南诏和吐蕃军队如同狂风扬沙一般席卷了唐朝军队，唐朝士兵的弓还没拉开，刀也没拔出来，就成了地府之鬼。他们是否仍然轻敌而没做好战斗准备？这是有可能的。是否又中了埋伏而让战斗变成了屠杀？也是有可能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唐军士卒已经畏战、厌战，敌人一来，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溃如决堤。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唐王朝为了攻打南诏，在两京招募兵员，有高勋的人可以免服役，被征发的都是低勋或者普通百姓，而百姓因为云南多瘴疠，是九死一生之地而不肯应召，杨国忠只能把他们抓起来如同押犯人一般送到军所，以至于“哭声振野”。另外，从兵源上来说，这次的七万士兵，应该不会全部是西北边镇士兵，边镇士兵还要用来对抗吐蕃和突厥，所以征发的民间百姓应该很多。再一点，天宝年间，唐朝的军制和军纪已然败坏，将领对军士进行压迫和随意驱使，“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戍边者，又多為边将苦使”，致使很多兵士逃跑，并且因为当兵多年也无法得到升迁，很多士大夫也以当兵为耻，响应国家募兵号召的都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另外，由于唐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和平环境，以至于出现了和平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认为国家不用养兵了，甚至禁止民间百姓携带兵器，做武官也会受到鄙视，史载：“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所以，就这次战斗来说，百姓常年不习战阵致使缺乏战斗精神，险恶的环境和不公的募兵方式致使无心战斗，从秦、陇之地长途奔袭而使兵士疲惫不堪、思归情切，再加上粮道被断的慌张和腹背受敌的惊惧，这样的军队必然是不堪一击。 7
对于李宓的结局，史书上有很多说法，有的说他沉江了，有的说被俘了，有的说他逃跑过桥的时候，桥断，他坠陷在桥下淤泥里无法动弹，被追兵用弓箭射死了。说法不一，但李宓死后，他和他的将士们却并非暴尸荒野任凭野狗虫蚁啃食，阁罗凤“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对待李宓，更是建庙修祠，庙即建在苍山斜阳峰下，名为将军庙，民间百姓世代供奉香火。到现在，李宓已然成为了大理地区白族人民的本主之一。然而汉史之中甚至难寻李宓一传，但他的作为却在苍洱之间口耳相传下来。
李宓的军士们也得到很好的安葬，南诏为其筑“唐天宝战士冢”，经历过几次重修，完好的保存了下来，现仍在大理下关。另外，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中提到：“赵州亦有万人冢，曾见照片”。天宝战士冢有两处，一处在下关，另一处在凤仪，《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说：“二所，一在龙尾关东，一在赵州治北。”他引用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七十八“云南大理府古迹唐城条”中也有记载：“（万人冢）在赵州南十九里，唐天宝中李宓征南诏时筑。”
唐军这次失败，在唐玄宗和杨国忠那里依然变身为捷报，从而又继续发兵征讨。《资治通鉴》载：“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李宓之战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北部边镇一一被安禄山夺取，唐玄宗也被逼逃离长安，到四川避祸，唐朝全部精力用来对付安禄山之反，也就没有再管南诏这边的事情，唐朝和南诏天宝年之战也就这样的结束了。
天宝之战使唐朝与南诏处于完全的对立狀态，南诏也完全倒向吐蕃，云南也确“非唐有也”。此后，南诏的继任国王也有过与唐朝重修旧好的情况，但南诏国主从天宝战争中看出唐军的羸弱，看出利用吐蕃能得到的好处，因此唐南之间总是时分时好，这可以说也是天宝战争的负面影响。
天宝之战的另一个影响，是削弱了唐朝对边将的控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安禄山。安禄山在反叛唐朝之前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控制了唐朝北部边镇。天宝战争中，唐朝“发中国利兵”，也就是说都是唐朝的精兵，然而经过两次大败，前后死伤近二十万，对唐朝的军事力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唐玄宗面对这种情况也一时拿不出办法来。《资治通鉴》中提到了唐玄宗与高力士的一次对话，“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边将拥兵太盛”指的就是安禄山等人，天宝之战中，唐朝损失了大量精兵，致使中央王朝与边将之间产生了不平衡，一旦边将拥兵反叛，唐朝一时之间确实抽不出与之抗衡的力量。面对此种情形，唐玄宗也无可奈何，只能“卿勿言，朕徐思之。”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他时间慢慢思考，在天宝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以“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兴师反唐，唐朝也从高高在上的盛世直坠着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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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朝与南诏由早期的关系融洽到后来的拔刀相对，其最初嫌隙的萌芽就在于两者在如何对待滇东爨部的事情上。
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向来采取的是羁糜政策，以恩抚之、以威慑之。就爨部来说，如果唐朝将其吞并进来，文化上的归化却是一大难题，不如维持现有局面，节省了朝廷开支，维护了边疆稳定，同时作为战争时唐朝本土的缓冲地带，好处更多一些。南诏在统一六诏后，兵将士气正盛，都想着建功立业，阁罗凤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开疆拓土，使南诏的实力更上一层楼，而南边的安南是唐朝领土，北边的吐蕃实力强大，只剩下东边的爨部既不属唐也不团结。因此南诏向东扩展的愿望与唐朝对爨部的政策发生了碰撞，及至后来唐朝筑安宁城，想加强对爨部的控制，从而引发爨部内部骚乱，南诏又适时地介入，进一步控制了爨部，使得唐与南诏矛盾更加激化，一步步升级而发展成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对爨部的争夺，是天宝战争爆发的最初原因。
汪篯在对向达《蛮书校注》提的意见中关于天宝战争原因说到：“唐、诏之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争夺爨部”，他认为不能将战争原因全部归咎与在南诏和爨之间采取以夷制夷策略的唐朝，而是双方在此地利益上的争夺。南诏是奴隶主政权，要维护这种政权的运转，需要不断补充大量奴隶作为劳动力，这从南诏攻打爨部和四川时大量掳掠人口和财物就可以看出，南诏吞并爨部后，曾迁徙当地二十万人到保山，后来数次攻打四川，也俘虏了大量人口，这一因素也就成为南诏吞并爨部的根本动力。另外，如果唐朝不取爨部，吐蕃可是眼睁睁盼着要取的，吐蕃对云南地区也是垂涎已久，早早就在此经营，取得此地，吐蕃再往东走就是一马平川，与西北路配合起来就能对唐朝形成犄角之势，而且此地有盐井、有铁矿，不论是对经济还是对军事，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此重要的地方，唐朝肯定不希望落入吐蕃手里。
天宝战争的初战即南诏攻杀张虔陀的原因，在《南诏德化碑》中已经列举了六款，即为：
吐蕃是汉积讐，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向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讐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弊我。六也。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对南诏采取了联合南诏敌国、扶持反对南诏的势力、开展军事行动、增加苛捐杂税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措施，从而逼得南诏反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南诏德化碑》的客观性问题。《南诏德化碑》为南诏所刻，且刻碑时间早不过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即天宝战争结束后的第十二年，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唐朝逐步稳定政局，也就是说，唐朝已经能腾出空间来解决南诏方面的问题，并且南诏也明白“小能胜大祸之胎”，以南诏国家的实力，无法与唐王朝长期对抗，和好是南诏必然的选择，而横在唐朝与南诏和好之间的就是天宝战争，所以将天宝战争原因说成是唐朝错误，把南诏塑造成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被动反唐的悲情角色，是其必然选择。 唐朝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个是突厥，一个就是吐蕃。突厥等北方游牧政权，一直都是其南方汉族王朝的最大敌人，秦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辽、金、夏、蒙，明朝时的后金，就连清朝入主中原后，也要时刻提防蒙古草原诸部。唐朝对吐蕃从唐太宗时期就战争不断，唐朝无法彻底清除吐蕃势力，因此两者之间时战时和。唐朝帮助南诏统一六诏，最初也是为了借助云南来抑制吐蕃，除皮罗阁的南诏外，其他几诏几乎都是亲吐蕃的。可以说，不论是南诏还是诸爨，对唐朝来说都是它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带。南诏东进直接破坏了唐朝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两者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讀《南诏德化碑》至此处时，总是要细细地读，因为南诏攻杀张虔陀是整个天宝战争的导火索，而南诏为何要攻杀张虔陀则就要从这六款罪状来看。然而，细细读下来之后，就觉得第一条罪状有不合理的地方。第一条即“吐蕃是汉积讐，遂与阴谋，拟共灭我”，意思就是张虔陀联合吐蕃意图灭亡南诏。但翻遍史书，说到此事中的张虔陀只有“私之”和“多所征求”等行为，并没有记载他与吐蕃如何阴谋推翻南诏政权。另外，西南方面，唐朝在意的是如何防御吐蕃，主要矛盾也集中在吐蕃身上，不论是爨部还是南诏，都是唐朝以“以夷制夷”策略用来制约吐蕃的，如果没有南诏或者南诏靠向吐蕃，唐朝的西南边疆定然吃紧，从唐朝西南边疆政策和情势来看，灭亡南诏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从唐朝册封皮逻阁就可以看出来，皮逻阁不仅是因为“服群蛮”而得到唐朝封赏，更因为皮逻阁合并六诏时“破吐蕃”，打击了吐蕃在六诏中的势力，唐朝也能利用南诏作为自己的屏障。如此看来，张虔陀是否真的串通吐蕃，密谋颠覆南诏，还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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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上，唐朝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然而承袭着开元盛世的唐王朝为何会在天宝战争中输给了刚刚统一不久的南诏？
首先，最直接的是将领指挥的失当。无论是鲜于仲通还是李宓，都打到了南诏核心附近，鲜于仲通打到弥渡，李宓更是与南诏都城太和城一水之隔。然而，深入敌人领土和对地形的不熟悉则致使这两次进攻都是大败而归。鲜于仲通派出绕行苍山西侧的部队被南诏伏击，继而位于弥渡的主力遭到突袭;李宓则突进太深，粮道被断，战船被毁而功亏一篑。南诏则及时地改变外交策略与吐蕃联合，以苍山、洱海和强关为屏障，固守待援，最终瓦解了唐军。
其次，时间选择上的错误。鲜于仲通和李宓的两次进攻，时间都选在夏季，鲜于仲通为四月，李宓为六月。夏季的云南高温多雨，唐军又是远道而来，人困马乏，北方征发的军士极不适应，“军中染疫疾”。南诏将士却都是本地土生土长，对这种气候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当粮道被断后，为解决粮食问题，李宓令将士就地捕鱼和采食野果充饥，然而部将不认得当地物产，“以刺果救军粮”，这种果实味道甘甜，可食用，但如果吃多了则会肚子胀，结果唐军“肚胀如鼓，无力作战”。
再次，天宝年间，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经开始腐败。
政治上，唐朝廷内部倾轧不断，先是李林甫后是杨国忠，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勾结同党，不断排斥异己，甚至欺君罔上。李林甫担任宰相时，对于那些在功绩和才能上比自己强而得到唐玄宗厚待的人，必定要想方设法地除掉，“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右相，同样也是排斥异己，“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攀附在李林甫、杨国忠周围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是帮助李、杨大兴党狱，祸害忠良。唐玄宗晚年安于现状、宠幸佞臣、沉溺女色、不纳谏言，将国家大事委于权相。他身边的高力士劝他不要将大权全部委任给权臣，唐玄宗听了后很不高兴。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她的姐妹因此结成团伙，外面大臣有事都来请求她们，她们则借机敛财。唐玄宗好大喜功，边镇将领为了迎合皇帝，多次出兵攻打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经济上，租庸调制遭到破坏，民间私铸钱币泛滥，致使“市井不通，物价腾起”。军事上，到天宝后期，军队数量越来越大，所需军资军费也越来越大，致使“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军中纪律越来越败坏，将领对待下属军士随意苛责役使，而边将又拥兵自重。也许，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唐朝在修整一段时间后还会继续攻打南诏，天宝战争也可能会再延长几年，战争结果也可能发生改变，但安禄山横空杀出，打乱了唐朝的安排部署，天宝战争最终也以唐朝失败的画面定格于历史，唐朝或者唐玄宗也最终为其错误的政策买单。
唐王朝在内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连年发动对南诏的军事进攻，白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唐王朝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的强盛，加之唐军将领指挥失当，面对同仇敌忾的南诏和吐蕃军队，其失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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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鉴：
以唐朝雄厚的国力、殷阜的财物，对付南诏这样尚不发达的国家，本可以如洪水决堤、狂风卷叶一般。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出乎常理的推测。南诏并没有像其他小国那样屈服于威势俯首称臣，代之以坚决并且有效地抵抗，让唐朝在西南这块地方栽了一个大跟头。可见，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不能惟国家实力一概而论。
唐朝之败，最终还要归在“用人”二字上。在古代历史的王朝中，关系国家发展命运的，除了皇帝的才能，那就数对官吏的使用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如此，汉武帝驱逐匈奴如此，唐太宗贞观之治如此，唐玄宗开元盛世也是如此。上任伊始的唐玄宗，可谓“圣明之主”，他革除时弊，任用才能之士为相，所以“经济之才”和“论思之士”充斥朝野，烽烟不起、万国来朝。“开元”这一年号使用了29年之久，正如孔子所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经过一世的开元朝，本应该在天宝年间推行王道仁政，然而，唐玄宗却意志渐失，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宠信安禄山、杨玉环等人。奈何“国无贤臣，圣亦难理”，唐玄宗耳畔充斥的都是谄媚妄上之言，朝廷内尽是妒贤害能之事，官员想的是怎样巴结攀附，边将想的是怎样恃功邀宠。南诏战事上，鲜于仲通“性褊急”，张虔陀行为不端，李宓“内蕴奸欺”，最终让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接连出现失误，使二十万将士葬身南诏，只轮不返。
编辑手记：
天宝战争有许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东西，例如，唐朝的皇帝、朝廷的官员、边镇的将领，南诏的国王、对敌的战术、外交的策略。其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天宝战争必然会持久进行下去，这从两汉对待匈奴、唐朝对待突厥吐蕃中就可以得出。安史之乱可能打断了唐朝对南诏的征讨策略，但是，天宝年间唐朝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却必然要引起安史之乱，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这些偶然与必然之中不断前进的。南诏的胜利不会让它取代唐帝国成为超级大国，但国家实力与战争结局之间巨大的落差，却让南诏在当时确立了西南强国的地位。
俗语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有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唐玄宗作为唐朝的皇帝，国家大事委于一身，其决策、做法甚至兴趣爱好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走向。在唐南天宝年之战中，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对唐军的大败，无论在直接还是间接上，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先看看唐玄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唐玄宗，名李隆基，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父亲为唐睿宗李旦，母亲为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李隆基生于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八月的东都洛阳，《旧唐书》载李隆基“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史书说他性格英明果断，而且多才多艺，知音律善书法，仪表堂堂且异于常人。李隆基七岁时便封楚王，并“开府置官署”，建立府署自选僚属，曾因管理严格整肃而遭到武则天的侄子武懿宗的忌惮，欲借其仪仗“折之”，反遭李隆基呵斥：“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在唐中宗末期平定韦氏一党的事件中，李隆基更是表现出其果敢坚毅的一面。
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唐中宗李显暴卒，他的第二任皇后韦氏临朝称制，“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矫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后登基称帝，改元唐隆，韦后自立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后据《资治通鉴》载，宗楚客、武延秀、赵复温、叶静农等大臣连同韦后族人，劝她学习武则天，“遵武后故事”，“革唐命”，并且要伺机杀掉时为相王的李旦。此时已是临淄郡王的李隆基帅万骑讨乱，诛杀韦氏一党。期间有人劝他“先启大王”，让李隆基先告诉李旦并听取他的意见，李隆基回道：“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李旦）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兵贵神速，何况这种需要冲进宫禁争夺皇权的行动，更是容不得丝毫优柔寡断、坐失良机。一夜之间，李隆基带领军马攻玄武门、白兽门、玄德门，合于凌烟阁，一路过关斩将，到天明时分，杀韦后、安乐公主于太极殿，“内外讨捕，皆斩之”。
事后，李旦夸奖他：“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祗万姓，赖汝之力也”。在李旦上位的这件事上，李隆基是出了大力的，从此也奠定了他作为李旦接班人的地位。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与后期的懈怠完全不同，如认同杨相如所劝要以隋朝为戒，以唐太宗为楷模，“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重视农业发展，因农事繁忙停修大明宫;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严明刑罚，抑制贵戚权力，整顿吏治、任人唯才;克厉节俭，将金银器物变卖，以供军队和国家使用等等。 然而，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的开元盛世，这位皇帝却开始丧失进取之心，安于享乐，在用人上也不断出现错误。唐时在骊山有温泉，唐玄宗几乎每年都去，在天宝年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每年十月必去骊山温泉宫或华清宫，逗留时间最少一月，甚至有几次到第二年正月才回宫。唐玄宗怠于国事，想将国家政务交付宰相大臣处理，自己退居幕后安享清乐。《资治通鉴》载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足见其已满足于开元盛世的现状。唐玄宗任用非人，开元初期，因为他任用贤相，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后期却重用李林甫、安禄山之辈，致使朝堂官员倾轧不断，边将恃宠而骄，听信杨国忠一人之言，将攻伐南诏的大败信为大胜。李林甫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塞皇帝视听，对与自己持不同意见或才能高于自己而可能取代自己相权的人大加排斥，且每每都能得逞，史载：“公卿之进，有不出其（李林甫）门者，必以罪去之”。
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溺更是体现了他的昏聩，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按《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元年之唐备边兵力部署，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河东节度与朔方节度互为犄角御突厥，范围大体为唐朝东北至北部边境，三镇总兵力为十八万之多。安禄山本人“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安禄山很胖，肚子大到能下垂到膝盖，“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而且带点痴傻，其实性格十分狡猾。唐玄宗曾经嘲笑安禄山的肚子说：“你这个人的肚子里究竟有什么？怎么会这么大！”安禄山回答道：“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唐玄宗不因他狡猾而生氣，反而很高兴。安禄山恃宠而骄，见太子不下拜，狡辩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唐玄宗竟然信了他的话，此后更加宠溺，在宴会上让他与自己平起平坐。甚至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有官员报奏安禄山反，唐玄宗仍然以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而不信。
《左传》中有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虽说古代不少帝王和将领有利用神力神迹的情形，但他们只是用来便于自己的革命或政策或战斗的顺利进行，事后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信。他们知道要想自己事业顺利、江山永固，只能依靠贤良的臣子和勤奋的百姓。但是，后期的唐玄宗却笃信神怪，因此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史载，在天宝元年（742年）时，陈王府的一个参军田同秀上书唐玄宗，在丹凤门上的空中见到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老子告诉田同秀在函谷关尹喜台附近藏有灵符，唐玄宗命人求而得之，此后田同秀任散朝大夫，这是一个秩从五品的官。过了一年后，又有一个叫崔以清的人，也说经玄元皇帝指引发现了灵符之类的话，经东都留守王倕审问，承认自己撒谎，然而唐玄宗却“不深罪，流之而已”。
后期的唐玄宗，既无进取之心，也无识人之明，将国家大事委于权臣，自己贪图享乐，致使国家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出现衰败之势，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靠着前期打下的基础，仍可以在周边各国间称王称霸，然而在与南诏的战争中却显示其已走上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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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还有鲜于仲通。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也就是在兄弟里排行老二，先祖为殷商后裔，武王克商后，其先祖封于现东北、朝鲜一带。鲜于仲通祖父名士简，士简为其叔父匡绍养育，安家于新政。《资治通鉴》载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才智”，是唐朝时新政的一户富民，新政在唐时位于现在的四川阆中，是唐朝时阆州下的一个县。鲜于仲通年少时喜欢射猎，重义气、重然诺，但疏于学习，以至于到二十多岁“尚未知书”，后发愤读书，在年近四十岁时中乡贡进士。杨国忠还叫杨钊时，作为杨贵妃的族兄，却不学无术，“为宗党所鄙”，杨钊在蜀地当兵，多年下来也只得到了一个叫新都尉的官职，而且家里穷到拿不出路费来回乡，就在这段时间，鲜于仲通却经常“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欣赏鲜于仲通才能，引为采访支使，所谓支使，在唐时与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巡等同为节度、采访的幕僚。章仇兼琼以鲜于仲通为心腹，曾为了攀结杨贵妃对抗李林甫而希望他去长安，鲜于仲通推脱道：“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同时又给章仇兼琼推荐了一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就是杨钊，即后来的杨国忠。因为这件事，鲜于仲通可以说是有恩于杨国忠，后来杨国忠因此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剑南节度，据《资治通鉴》载治益州，即大体为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一带，其“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六军，屯十三州之境，是唐朝的西南重镇。史书记载鲜于仲通“性褊急”，就是说他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因此而“失蛮夷心”。之前，因云南太守张虔陀行为不端，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征求”并辱骂他，事后却恶人先告状，“密奏其罪”，致使阁罗凤发兵攻杀张虔陀，并夺取唐羁糜之州三十二个。鲜于仲通据此举兵攻南诏，最后却落得八万大军中他“仅以身免”。后鲜于仲通上表请任为遥领剑南，而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实际上丧失了对剑南节度的领导权，后任为京兆尹，请人刻颂杨国忠，唐玄宗在颂词上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则用“金填之”。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病逝。 3
第三个需要说的人是杨国忠，杨国忠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战阵，但唐朝先后两次大败的战斗，都是杨国忠推荐的人领导的，可以说杨国忠属于幕后指挥人员，而且从他掩盖失败消息来看，唐朝与南诏的这次战争的结果会对他的官位有何种巨大影响。
杨国忠，原名杨钊，国忠这个名是唐玄宗所赐，他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的从祖兄，属于杨贵妃祖父的亲兄弟一脉，武则天宠臣张易之的外甥。传言，杨国忠其实是张易之的儿子，武则天天授年间，张易之很得武则天的宠爱，以至于她下诏命张易之回到家就要居于楼上，并且撤掉楼梯，防止张易之与其他女人接触。张易之的母亲害怕这样下去，他们张家要绝嗣，于是密令一个奴婢上楼，因此而生下杨国忠。《资治通鉴》不相信此说法，认为过于暧昧无稽，但也可以看出杨国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资治通鉴》载杨国忠“不学无行”，《旧唐书》载他“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形”，说杨国忠这个人不学无术、行为不检，酒量大，会赌博，但又不遵守赌桌上的规矩。
杨国忠早年在四川任新都尉时，常受到鲜于仲通的资助。杨贵妃的生父杨玄琰去世时，因是同族，杨国忠经常去杨玄琰家，一来二去却与杨玄琰的二女儿私通上。杨国忠的发迹与鲜于仲通有很大关系，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得到唐玄宗的喜爱，但在朝中没有深交之人，害怕如果有一天李林甫因忌惮而陷害他，都没有人能帮忙，于是章仇兼琼想委托鲜于仲通去长安与杨贵妃结交，鲜于仲通推脱了这件事，但向章仇兼琼推荐了杨国忠。章仇兼琼以杨国忠为自己的幕僚推官，并给他大量金银财宝，让他去长安结交。杨国忠也“不辱使命”，到了长安，见到了杨贵妃和她的诸位姐妹，将礼物奉上，并对她们说：“此章仇公所赠也”，于是杨贵妃和这些姐妹们在唐玄宗面前“日夜誉兼琼”，还说杨国忠善于下棋，因此杨国忠得出入宫禁，授监察御史。《旧唐书》载杨国忠大兴党狱，在京城另外设置推院，“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杨国忠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派人观察唐玄宗喜好，《资治通鉴》载他“善窥上（唐玄宗）意所爱恶而迎之”，因此杨国忠也从“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杨国忠在唐朝攻打南诏时，伪传捷报，将失败报告成胜利，他推荐鲜于仲通帅八万精兵去攻打南诏，唐军大败，杨国忠掩盖兵败的消息，还在唐玄宗面前表扬鲜于仲通的战功。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攻打四川，因杨国忠此时领剑南节度使，四川百姓要求杨国忠领军镇压，杨国忠畏战，临行时向唐玄宗哭诉此行必为李林甫所害，杨贵妃也帮忙请求唐玄宗，结果，杨国忠刚到四川就被召回。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杨国忠又让李宓帅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大败，李宓战死，杨国忠又掩盖兵败的消息，而以捷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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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的是阁罗凤，阁罗凤在天宝战争时为南诏国主，亲帅大军大败唐朝军队，在南诏与吐蕃间纵横捭阖，为南诏的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阁罗凤是南诏第五代诏主，姓蒙，据现有资料，阁罗凤祖上为细奴逻，为“哀牢夷”后裔，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避祸迁入现在的巍山县，即蒙舍，称蒙舍诏，又称南诏，细奴逻即为南诏初祖。自细奴逻开始，南诏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而至阁罗凤。
阁罗凤生于约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初年，据《南诏德化碑》载，阁罗凤“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形容他才能出众，心思灵巧异于常人，思维条理清楚，出类拔萃，且相貌堂堂，有帝王之相。阁罗凤年轻时非常注重学习汉文化，努力提升自身修养，史载其“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而且文武双全，“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阁罗凤很早就随其父亲皮逻阁出征，参加过多次战斗。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皮逻阁开始统一六诏，兵分两路攻打河蛮，皮逻阁“统军打石桥城（今下关）”，阁罗凤与唐御史严正诲攻打石和子（今凤仪），“两殄凶丑”，阁罗凤擒石和子守将施各皮，为皮逻阁顺利攻下石桥城解除了后顾之忧，南诏进而占据整个河蛮地区。因河蛮附于吐蕃，所以唐王朝对这次胜利也十分高兴，擢升阁罗凤为左领军卫大将军。
后来河蛮余部与邓赕、施浪、浪穹三诏组成联军反扑，南诏又大败三诏联军，使其退至剑川，于是阁罗凤又与唐监军宦官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邓赕、施浪、浪穹三诏与河蛮一样，也附于吐蕃，于是唐为表阁罗凤功绩，“忠绩载扬，赏延于嗣，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对他不仅表扬、升官，而且还赏了他的子嗣。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开始了对越析诏的战斗，越析诏于赠逃至泸江（今丽江东部、鹤庆北部），不时骚扰南诏，“结比凶渠，扰我边鄙”，皮逻阁遣使劝降，都被拒绝，“飞书遣将，皆辄拒还”，于是阁罗凤请求带兵攻打越析诏，“恨兹残丑，敢逆大队，因请自征，志在扫平”，斩于赠，“倾（于赠）伏藏之穴”，此战，阁罗凤缴获宝刀“铎鞘”和大量财物，更“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祲”，事后，唐王朝封阁罗凤为“上柱国”。后皮逻阁死，阁罗凤袭云南王。
皮逻阁在位时，在统一六诏后，就与唐朝在吞并“爨蛮”的事情上有了矛盾，《旧唐书》载：“归义（皮逻阁）既并五诏，服群蛮……意望亦高。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皮逻阁在统一六诏后就想吞并“爨蛮”，因此说他“意望亦高”，而唐朝又不许南诏这样做。阁罗凤袭云南王后，利用“爨蛮”两派间的斗争，成功地吞并了他们而控制了滇东地区，于是又为后来的天宝战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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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战争大体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南诏攻杀张虔陀至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身死南诏的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年。
在张虔陀之前，南诏已经与唐朝产生了矛盾。南诏借助唐朝力量击败依附吐蕃的其他五诏后，皮逻阁有意染指滇东诸爨，《旧唐书》说“意望亦高”，即指于此。唐朝自高祖李渊即位，就有志于经略爨部，《新唐书》载：“高祖（李渊）即位，以其（爨震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昆州”位于今天昆明至楚雄东一带，唐高祖李渊任命其地方长官，希望借助其手控制爨部。并且，在爨部控制的安宁地区，有盐铁之利，这也是唐朝所追求的，史书记载“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时任剑南节度使的章仇兼琼遣使至南诏，而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说明两者在爨部的矛盾上没有改善。天宝初年，章仇兼琼命竹靈倩筑安宁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而在此之前，唐“置府东爨”，意图将东爨地区纳入行政版图，致使诸爨大乱，攻破安宁城。唐王朝命孙希庄、韩洽、李宓连同皮逻阁平定诸爨，安宁城得以再建。随后爨部内部发生斗争，爨崇道杀死自己的叔叔爨归王，《南诏德化碑》载：“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遂激崇道，令煞归王”。为遏止即将发生的暴乱，南诏又命大军将段忠国（即在后面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段俭魏，是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辈）连同黎敬义、李宓再赴安宁，“再和诸爨”，而在此期间，李宓行离间分化之计，使爨崇道又杀其弟弟爨日进，于是爨部大乱，南诏借与爨部存在姻亲关系的机会出兵并完全控制爨部。 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携妻、子拜谒张虔陀，而张虔陀接下来的做法直接惹怒了阁罗凤，《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南诏野史》等史籍记录都比较隐晦，都说“私之”。而《大理古佚书钞·淮城夜雨·天宝轶事》说得则比较直白：“往谒剑南节度使留后、云南都督李宓……凤路过白崖，歇张虔陀邸。云南太守张虔陀性淫虐，夜宴阁罗凤，凤醉。入凤爱妃元贞夫人室，奸之。”总之，张虔陀因为行为不检点，再加上“多所征求”，向阁罗凤索要大量财物，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派人辱骂阁罗凤，并且上书诬告他，阁罗凤一怒之下，发兵反叛。《资治通鉴》载：“阁罗凤忿怨，是岁（天宝九年），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此处的“云南”即为姚州，相当于现在云南省楚雄州的姚安、大姚、永仁等县的范围，按照《蛮书》所讲，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孟获叛乱，诸葛亮伐南中，其《出师表》中：“五月渡泸”之地就在姚州的弄栋城，即今姚安以北的地方。这一仗，阁罗凤派遣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攻张虔陀，逼其喝毒药自杀，接着，阁罗凤派人至安宁城说明事情缘由并表达对唐朝的忠心，守城将领王克昭拒绝了阁罗凤的请求，阁罗凤继而命大军将李克铎帅军攻下安宁城，杀死王克昭，南诏取得了楚雄府的姚州等共三十二个唐朝的羁糜州，并俘获郑回，因为爱惜郑回的才能，拜为清平官。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唐王朝又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打南诏。鲜于仲通帅兵八万，分成两路，一路从戎州进发，一路从嶲州进发，直抵曲州和靖州。戎州为宜宾一带，嶲州为西昌一带，曲州位于今天的昭通市，靖州为今天宜良县、大关县一带，唐朝大军从四川出发集于滇东，已经紧临南诏边境。为应对唐朝军队，阁罗凤命令大军将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从步头路进，会同即今天的会理，步头即今天的通海、蒙自一带。两人分路迎战唐军，双方损失万余人，同时阁罗凤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归还唐朝俘虏、修缮并归还所占“云南城”，还对鲜于仲通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此话明显带有威胁的意味，如果唐朝退兵，阁罗凤就会归还俘虏和城池，如果不退兵，阁罗凤就会联合吐蕃共同对抗唐朝，南诏这块可以牵制吐蕃的战略要地就会变为威胁唐朝西南边境的前沿阵地。
天宝十年，唐王朝还沐浴在开元盛世的春风里，国内稳定、经济富庶，对西北和北部诸少数民族政权也处于强势地位，自然认为自己是华夏上国，而周边国家都被冠以“夷狄戎蛮”等蔑称，在地位上低自己一等。现在南诏竟然敢用言语威胁，当然是唐朝接受不了的，所以“仲通不许，囚其使”。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唐朝囚禁南诏使节，不仅是在侮辱南诏国格，同时仍是对待周边国家时态度傲慢的表现。
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的请求后，继续发兵向西进攻。《大理古佚书钞·淮城夜雨·天宝轶事》对鲜于仲通这次战斗记载较为详细：“仲通驻云南白崖城，派大将军王天运，兵出青龙山，渡茅草哨，顺漾水东岸，走冷水箐，出佛顶峰南坳口。为凤伽异、段俭魏伏击于苦竹箐，以毒箭、巨石射杀唐军三万余，俘一万余，唐军损将士五万余，王天运战殁。段俭魏直捣定西岭，夜击唐军，杀唐将二十余员，唐军八千余。鲜于仲通及四随从逃脱于红栎坪。”其他史书都提到唐军进军西洱河并在此大败，但都没有说鲜于仲通亲临战阵，据此可以大体描绘出唐军进军洱海以及最后失败的时空路线。
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请和提议后，即帅军继续西进，期间可能还有零星战斗，最后鲜于仲通驻扎在白崖，即现在的弥渡一带。阁罗凤多次派使者请和，鲜于仲通陈兵“江口”，南诏使者“且陈丹款，至于再三”，鲜于仲通却不同意和解，且“唯言屠戮”，在鲜于仲通看来，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都是扯淡，杀人攻城越货继而请功才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弥渡自古是洱海的门户，过了弥渡就可以直面洱海，威胁南诏都城太和城，因此鲜于仲通将白崖作为此战的指挥部以及一路进攻路线，另派出大将王天运绕道越过苍山佛顶峰坳口，佛顶峰下就是太和城，这样就可以对太和城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阁罗凤则以凤伽异、段俭魏在王天运的行军路上进行伏击，依托山高林密、地形险恶的地形优势，用弓箭和石块杀死俘虏唐军五万多人，并杀大将王天运，唐军西路战线被破。南诏借此乘胜追击，集中兵力于唐军另一路即从弥渡进军的部队。他们采取夜袭的方式，击杀唐军八千多人，并俘虏鲜于仲通手下将领二十多人，鲜于仲通则带领几个随从逃跑。
这一战，唐军出师八万，从与南诏在滇东开始第一次战斗后，前后死伤被俘六万多人，损失达四分之三还多。据《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唐军边镇的兵力总数为四十九万，虽说经过十年时间，兵力数量肯定会有增长，但六万人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此此战也是天宝之战中唐军的第一次大败。鲜于仲通经此一败，逃回长安，必然免不了一死，他本人也必然知道兵败将死的道理。但他却从容回国，原因就在于他明白，杨国忠肯定会保住他的命，而且唐玄宗也必然会听杨国忠的话。《资治通鉴》载：“杨国忠掩其（鲜于仲通）败状，仍叙其战功”，此后，鲜于仲通还坐上了京兆尹的位子，最后病死，竟然落得个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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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之后，南诏完全倒向吐蕃。阁罗凤与大臣讨论后一致认为：“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对鲜于仲通这一战虽然是胜利了，但是南诏毕竟是小国，唐朝经此一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还会伺机报复。到那时，如果唐朝举全国之力攻打南诏，南诏必然抗不住，因此还需要找个帮手，为将来的战事做准备。而吐蕃素来与唐朝不和，双方争战不断，吐蕃又与唐朝和南诏接壤，如果南诏与吐蕃联合对抗唐朝，则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南诏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与吐蕃交好。
阁罗凤派儿子鐸传以及赵佺邓、杨传磨侔共六十多人，带上大量财宝，“西朝献凯”，献附于吐蕃。吐蕃赞普则命其宰相，带上金冠、锦袍、金帐、金宝带等物品，册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改年“赞普钟元年（天宝十一年，752年）”。《资治通鉴》载：“蛮语谓弟为‘钟’”，阁罗凤号为“东帝”，吐蕃赐给金印，两国结为“兄弟之国”。鲜于仲通之败，对于唐朝的社会震动很大。后来，唐王朝招募长安、洛阳以及河南、河北士卒以攻打南诏，人们因为听说云南多瘴疠，未开战便会死掉十之八九，纷纷不肯应招，逼得杨国忠没办法，只能将这些人戴上枷锁送到军所，致使“哭声振野”。 此后，唐朝与南诏、吐蕃来来往往几次战斗。南诏攻打四川，期间还上演杨国忠假传捷报攻克洪州以及前面所说的到了四川又被召回的闹剧。
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唐朝命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领广、桂、邕、蒙、交等岭南五府兵攻打南诏。同是这一年，唐玄宗命令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大军再置姚州府，以贾瓘为都督。南诏上下都认为如果不尽快除去新建的姚州府，必为后患，“佥曰汉（指唐王朝）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于是，阁罗凤派遣将领首先切断姚州府粮道，“遂差军将王丘各，绝其粮道”，然后命令大军将洪光乘、吐蕃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出兵包围姚州府城，一夜之间便破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活捉贾瓘，其余士卒全部逃跑。姚州府处于大理至昆明必经之路上，唐朝在此设立姚州府并驻军镇守，退可守滇东，进可攻南诏，对南诏来说是近在身旁的威胁，因此南诏上下十分紧张，必然要在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将其除掉。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南诏赞普钟三年，公元754年，唐王朝再次发七万兵攻打南诏，唐朝的领军将领是李宓，出征前为侍御史、剑南留后，而这次出征却成为了他的末路，南诏也成为他的身死之地。
为了这一战，唐王朝征发了陕西、甘肃地区的精兵，《南诏德化碑》载：“总秦、陇英豪”，由李宓率领自北而南，同时也可能是吸取了前次鲜于仲通失败的教训，军队里“兼安南子弟”，由何履光率领从南北进。陕西、甘肃是唐朝西北门户，自古民风剽悍，常年与吐蕃、突厥战斗，不论装备还是兵员的战斗素养，都是很高的。安南即为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气候上也是潮湿湿润，与云南气候相似，唐朝这次征发安南兵，一方面是安南距离南诏很近并且经常受到南诏攻打，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考虑到气候相近，安南兵更容易适应云南的战斗。
面对这次唐朝气势汹汹，阁罗凤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等待吐蕃军队救援，然后内外夹击的策略。李宓以其长子李贞元为副总兵，带领三万将士出红山，过沙坪江尾，在此遇到了南诏凤伽异、段俭魏从水陆两路的夹击，李贞元中箭跳水后淹死，三万将领全军覆没。唐军进抵洱海的陇坪，陇坪位于洱海东岸，李宓在此驻扎一部，令何履光修造战船，“舟楫备修”，另再兵分三路，一部位于洱海北部的邓川，一部位于苍山西侧的漾濞，一部位于洱海南部的龙尾关南，即今天的下关西洱河南，将处于洱海西岸的太和城四面围住，“拟水陆俱进”。南诏方面，邓川一部有龙首关抵挡，龙尾关南一部有西洱河和龙尾关抵挡，漾濞一部有苍山阻隔，苍山本身就是一道人力难以逾越的屏障，龙尾关和龙首关和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一样，一头连着苍山，另一头接着洱海，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有在洱海东岸一部上，南诏的防守最弱。一旦唐朝军队的舰船修造完备，洱海则会变成一马平川，也因此，李宓将主力驻扎在此地。
阁罗凤针对自己这个防守上的弱处，并没有被动待援，而是主动出击，派遣军将王乐宽带领军士偷袭了造船之所，“伏尸遍毗舍之野”，唐朝造好的舰船连同造船工具一并被毁，李宓次子及其所带领的五千人马在旧铺这个地方又遭到南诏伏击，全部阵亡。阁罗凤又命李中傍、段附克伏击唐军运粮部队，截断了唐军的粮草供应。在古代，打仗打的就是粮草，粮草一旦被断，则会军心浮动，军队就会处于劣势，而南诏又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唐军无法就地补给。此时虽说南诏四面被围，但战场局势显然对唐军十分不利，此时的唐军已是天不时、地不利，由于还未正式开打就接连受挫，人估计也开始不和了。
西汉时期对匈奴多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很少发动大军攻打匈奴，也是因为粮草的问题。之所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也包含了中原农业王朝面对北部草原帝国侵略时的无奈。匈奴雄踞北地，与汉之间隔着茫茫大漠，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农业国家来说，茫茫大漠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匈奴侵寇中原，往往是小股骑兵，速去速回。如果汉朝发兵驱逐，等到了地方，匈奴骑兵早已跑远，如果要深入大漠追击匈奴，则要面对后勤补给这个最大的问题。深入大漠，必然要兴师动众，且在外时间肯定要很久，所以辎重水草粮食的数目也要十分巨大，光是前期准备时间就会很长。因此，单是一个匈奴就可以让汉帝国的国家机器满负荷运转起来。因为这些原因，霍去病出兵匈奴，则放弃了汉家兵法，采用匈奴战术，以骑兵突进，就地补充粮草，估计就是打到一个地方就劫掠那里的匈奴人，长驱直入匈奴王庭，这才有了漠北大捷。
李宓作为唐朝领军将领，军事上不会一无是处，对粮草的重要性也必然了然于胸，然而面对粮草被断、舰船被毁的被动局面，仍然要攻打南诏，其中原因也许是掺杂了个人私欲。史载，在李宓出征南诏之前，杨国忠曾向其承诺，攻克南诏后将会让李宓取代阁罗凤的地位，管理南诏地区，因此李宓出征时连家眷都带上了，也可以说是用自己全部家当来轻一次敌了。但另一方面，李宓也许也存在着一个不得不就的选择。粮道被断，唐军的战场形势已然陷入被动，但前方的太和城近在咫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回军撤退的话，极有可能遭到南诏断粮军队的伏击，到那时，如果太和城的敌人从后追击的话，必然也是一个前后夹击的态势。再加上二子和数万将士被杀的悲愤，李宓也只好破釜沉舟，豪赌一把。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是这一次，面对即将到来的南诏与吐蕃军队，李宓只剩“置之死地无后生”了。
李宓坚持进军，“进逼邓川”，此时，吐蕃论绮里徐带领援军赶到，于是南诏与吐蕃内外夹击，唐军大败，士卒“死什七八”。《南诏德化碑》载：“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衂，元帅沉江。”唐军惨败的情景，从这段话中已经可以看出来。而“弓不暇张，刃不及发”，说明战事进行得很快，南诏和吐蕃军队如同狂风扬沙一般席卷了唐朝军队，唐朝士兵的弓还没拉开，刀也没拔出来，就成了地府之鬼。他们是否仍然轻敌而没做好战斗准备？这是有可能的。是否又中了埋伏而让战斗变成了屠杀？也是有可能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唐军士卒已经畏战、厌战，敌人一来，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溃如决堤。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唐王朝为了攻打南诏，在两京招募兵员，有高勋的人可以免服役，被征发的都是低勋或者普通百姓，而百姓因为云南多瘴疠，是九死一生之地而不肯应召，杨国忠只能把他们抓起来如同押犯人一般送到军所，以至于“哭声振野”。另外，从兵源上来说，这次的七万士兵，应该不会全部是西北边镇士兵，边镇士兵还要用来对抗吐蕃和突厥，所以征发的民间百姓应该很多。再一点，天宝年间，唐朝的军制和军纪已然败坏，将领对军士进行压迫和随意驱使，“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戍边者，又多為边将苦使”，致使很多兵士逃跑，并且因为当兵多年也无法得到升迁，很多士大夫也以当兵为耻，响应国家募兵号召的都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另外，由于唐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和平环境，以至于出现了和平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认为国家不用养兵了，甚至禁止民间百姓携带兵器，做武官也会受到鄙视，史载：“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所以，就这次战斗来说，百姓常年不习战阵致使缺乏战斗精神，险恶的环境和不公的募兵方式致使无心战斗，从秦、陇之地长途奔袭而使兵士疲惫不堪、思归情切，再加上粮道被断的慌张和腹背受敌的惊惧，这样的军队必然是不堪一击。 7
对于李宓的结局，史书上有很多说法，有的说他沉江了，有的说被俘了，有的说他逃跑过桥的时候，桥断，他坠陷在桥下淤泥里无法动弹，被追兵用弓箭射死了。说法不一，但李宓死后，他和他的将士们却并非暴尸荒野任凭野狗虫蚁啃食，阁罗凤“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对待李宓，更是建庙修祠，庙即建在苍山斜阳峰下，名为将军庙，民间百姓世代供奉香火。到现在，李宓已然成为了大理地区白族人民的本主之一。然而汉史之中甚至难寻李宓一传，但他的作为却在苍洱之间口耳相传下来。
李宓的军士们也得到很好的安葬，南诏为其筑“唐天宝战士冢”，经历过几次重修，完好的保存了下来，现仍在大理下关。另外，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中提到：“赵州亦有万人冢，曾见照片”。天宝战士冢有两处，一处在下关，另一处在凤仪，《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说：“二所，一在龙尾关东，一在赵州治北。”他引用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七十八“云南大理府古迹唐城条”中也有记载：“（万人冢）在赵州南十九里，唐天宝中李宓征南诏时筑。”
唐军这次失败，在唐玄宗和杨国忠那里依然变身为捷报，从而又继续发兵征讨。《资治通鉴》载：“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李宓之战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北部边镇一一被安禄山夺取，唐玄宗也被逼逃离长安，到四川避祸，唐朝全部精力用来对付安禄山之反，也就没有再管南诏这边的事情，唐朝和南诏天宝年之战也就这样的结束了。
天宝之战使唐朝与南诏处于完全的对立狀态，南诏也完全倒向吐蕃，云南也确“非唐有也”。此后，南诏的继任国王也有过与唐朝重修旧好的情况，但南诏国主从天宝战争中看出唐军的羸弱，看出利用吐蕃能得到的好处，因此唐南之间总是时分时好，这可以说也是天宝战争的负面影响。
天宝之战的另一个影响，是削弱了唐朝对边将的控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安禄山。安禄山在反叛唐朝之前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控制了唐朝北部边镇。天宝战争中，唐朝“发中国利兵”，也就是说都是唐朝的精兵，然而经过两次大败，前后死伤近二十万，对唐朝的军事力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唐玄宗面对这种情况也一时拿不出办法来。《资治通鉴》中提到了唐玄宗与高力士的一次对话，“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边将拥兵太盛”指的就是安禄山等人，天宝之战中，唐朝损失了大量精兵，致使中央王朝与边将之间产生了不平衡，一旦边将拥兵反叛，唐朝一时之间确实抽不出与之抗衡的力量。面对此种情形，唐玄宗也无可奈何，只能“卿勿言，朕徐思之。”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他时间慢慢思考，在天宝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以“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兴师反唐，唐朝也从高高在上的盛世直坠着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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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朝与南诏由早期的关系融洽到后来的拔刀相对，其最初嫌隙的萌芽就在于两者在如何对待滇东爨部的事情上。
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向来采取的是羁糜政策，以恩抚之、以威慑之。就爨部来说，如果唐朝将其吞并进来，文化上的归化却是一大难题，不如维持现有局面，节省了朝廷开支，维护了边疆稳定，同时作为战争时唐朝本土的缓冲地带，好处更多一些。南诏在统一六诏后，兵将士气正盛，都想着建功立业，阁罗凤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开疆拓土，使南诏的实力更上一层楼，而南边的安南是唐朝领土，北边的吐蕃实力强大，只剩下东边的爨部既不属唐也不团结。因此南诏向东扩展的愿望与唐朝对爨部的政策发生了碰撞，及至后来唐朝筑安宁城，想加强对爨部的控制，从而引发爨部内部骚乱，南诏又适时地介入，进一步控制了爨部，使得唐与南诏矛盾更加激化，一步步升级而发展成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对爨部的争夺，是天宝战争爆发的最初原因。
汪篯在对向达《蛮书校注》提的意见中关于天宝战争原因说到：“唐、诏之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争夺爨部”，他认为不能将战争原因全部归咎与在南诏和爨之间采取以夷制夷策略的唐朝，而是双方在此地利益上的争夺。南诏是奴隶主政权，要维护这种政权的运转，需要不断补充大量奴隶作为劳动力，这从南诏攻打爨部和四川时大量掳掠人口和财物就可以看出，南诏吞并爨部后，曾迁徙当地二十万人到保山，后来数次攻打四川，也俘虏了大量人口，这一因素也就成为南诏吞并爨部的根本动力。另外，如果唐朝不取爨部，吐蕃可是眼睁睁盼着要取的，吐蕃对云南地区也是垂涎已久，早早就在此经营，取得此地，吐蕃再往东走就是一马平川，与西北路配合起来就能对唐朝形成犄角之势，而且此地有盐井、有铁矿，不论是对经济还是对军事，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此重要的地方，唐朝肯定不希望落入吐蕃手里。
天宝战争的初战即南诏攻杀张虔陀的原因，在《南诏德化碑》中已经列举了六款，即为：
吐蕃是汉积讐，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向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讐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弊我。六也。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对南诏采取了联合南诏敌国、扶持反对南诏的势力、开展军事行动、增加苛捐杂税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措施，从而逼得南诏反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南诏德化碑》的客观性问题。《南诏德化碑》为南诏所刻，且刻碑时间早不过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即天宝战争结束后的第十二年，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唐朝逐步稳定政局，也就是说，唐朝已经能腾出空间来解决南诏方面的问题，并且南诏也明白“小能胜大祸之胎”，以南诏国家的实力，无法与唐王朝长期对抗，和好是南诏必然的选择，而横在唐朝与南诏和好之间的就是天宝战争，所以将天宝战争原因说成是唐朝错误，把南诏塑造成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被动反唐的悲情角色，是其必然选择。 唐朝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个是突厥，一个就是吐蕃。突厥等北方游牧政权，一直都是其南方汉族王朝的最大敌人，秦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辽、金、夏、蒙，明朝时的后金，就连清朝入主中原后，也要时刻提防蒙古草原诸部。唐朝对吐蕃从唐太宗时期就战争不断，唐朝无法彻底清除吐蕃势力，因此两者之间时战时和。唐朝帮助南诏统一六诏，最初也是为了借助云南来抑制吐蕃，除皮罗阁的南诏外，其他几诏几乎都是亲吐蕃的。可以说，不论是南诏还是诸爨，对唐朝来说都是它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带。南诏东进直接破坏了唐朝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两者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讀《南诏德化碑》至此处时，总是要细细地读，因为南诏攻杀张虔陀是整个天宝战争的导火索，而南诏为何要攻杀张虔陀则就要从这六款罪状来看。然而，细细读下来之后，就觉得第一条罪状有不合理的地方。第一条即“吐蕃是汉积讐，遂与阴谋，拟共灭我”，意思就是张虔陀联合吐蕃意图灭亡南诏。但翻遍史书，说到此事中的张虔陀只有“私之”和“多所征求”等行为，并没有记载他与吐蕃如何阴谋推翻南诏政权。另外，西南方面，唐朝在意的是如何防御吐蕃，主要矛盾也集中在吐蕃身上，不论是爨部还是南诏，都是唐朝以“以夷制夷”策略用来制约吐蕃的，如果没有南诏或者南诏靠向吐蕃，唐朝的西南边疆定然吃紧，从唐朝西南边疆政策和情势来看，灭亡南诏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从唐朝册封皮逻阁就可以看出来，皮逻阁不仅是因为“服群蛮”而得到唐朝封赏，更因为皮逻阁合并六诏时“破吐蕃”，打击了吐蕃在六诏中的势力，唐朝也能利用南诏作为自己的屏障。如此看来，张虔陀是否真的串通吐蕃，密谋颠覆南诏，还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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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上，唐朝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然而承袭着开元盛世的唐王朝为何会在天宝战争中输给了刚刚统一不久的南诏？
首先，最直接的是将领指挥的失当。无论是鲜于仲通还是李宓，都打到了南诏核心附近，鲜于仲通打到弥渡，李宓更是与南诏都城太和城一水之隔。然而，深入敌人领土和对地形的不熟悉则致使这两次进攻都是大败而归。鲜于仲通派出绕行苍山西侧的部队被南诏伏击，继而位于弥渡的主力遭到突袭;李宓则突进太深，粮道被断，战船被毁而功亏一篑。南诏则及时地改变外交策略与吐蕃联合，以苍山、洱海和强关为屏障，固守待援，最终瓦解了唐军。
其次，时间选择上的错误。鲜于仲通和李宓的两次进攻，时间都选在夏季，鲜于仲通为四月，李宓为六月。夏季的云南高温多雨，唐军又是远道而来，人困马乏，北方征发的军士极不适应，“军中染疫疾”。南诏将士却都是本地土生土长，对这种气候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当粮道被断后，为解决粮食问题，李宓令将士就地捕鱼和采食野果充饥，然而部将不认得当地物产，“以刺果救军粮”，这种果实味道甘甜，可食用，但如果吃多了则会肚子胀，结果唐军“肚胀如鼓，无力作战”。
再次，天宝年间，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经开始腐败。
政治上，唐朝廷内部倾轧不断，先是李林甫后是杨国忠，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勾结同党，不断排斥异己，甚至欺君罔上。李林甫担任宰相时，对于那些在功绩和才能上比自己强而得到唐玄宗厚待的人，必定要想方设法地除掉，“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右相，同样也是排斥异己，“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攀附在李林甫、杨国忠周围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是帮助李、杨大兴党狱，祸害忠良。唐玄宗晚年安于现状、宠幸佞臣、沉溺女色、不纳谏言，将国家大事委于权相。他身边的高力士劝他不要将大权全部委任给权臣，唐玄宗听了后很不高兴。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她的姐妹因此结成团伙，外面大臣有事都来请求她们，她们则借机敛财。唐玄宗好大喜功，边镇将领为了迎合皇帝，多次出兵攻打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经济上，租庸调制遭到破坏，民间私铸钱币泛滥，致使“市井不通，物价腾起”。军事上，到天宝后期，军队数量越来越大，所需军资军费也越来越大，致使“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军中纪律越来越败坏，将领对待下属军士随意苛责役使，而边将又拥兵自重。也许，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唐朝在修整一段时间后还会继续攻打南诏，天宝战争也可能会再延长几年，战争结果也可能发生改变，但安禄山横空杀出，打乱了唐朝的安排部署，天宝战争最终也以唐朝失败的画面定格于历史，唐朝或者唐玄宗也最终为其错误的政策买单。
唐王朝在内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连年发动对南诏的军事进攻，白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唐王朝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的强盛，加之唐军将领指挥失当，面对同仇敌忾的南诏和吐蕃军队，其失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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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鉴：
以唐朝雄厚的国力、殷阜的财物，对付南诏这样尚不发达的国家，本可以如洪水决堤、狂风卷叶一般。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出乎常理的推测。南诏并没有像其他小国那样屈服于威势俯首称臣，代之以坚决并且有效地抵抗，让唐朝在西南这块地方栽了一个大跟头。可见，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不能惟国家实力一概而论。
唐朝之败，最终还要归在“用人”二字上。在古代历史的王朝中，关系国家发展命运的，除了皇帝的才能，那就数对官吏的使用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如此，汉武帝驱逐匈奴如此，唐太宗贞观之治如此，唐玄宗开元盛世也是如此。上任伊始的唐玄宗，可谓“圣明之主”，他革除时弊，任用才能之士为相，所以“经济之才”和“论思之士”充斥朝野，烽烟不起、万国来朝。“开元”这一年号使用了29年之久，正如孔子所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经过一世的开元朝，本应该在天宝年间推行王道仁政，然而，唐玄宗却意志渐失，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宠信安禄山、杨玉环等人。奈何“国无贤臣，圣亦难理”，唐玄宗耳畔充斥的都是谄媚妄上之言，朝廷内尽是妒贤害能之事，官员想的是怎样巴结攀附，边将想的是怎样恃功邀宠。南诏战事上，鲜于仲通“性褊急”，张虔陀行为不端，李宓“内蕴奸欺”，最终让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接连出现失误，使二十万将士葬身南诏，只轮不返。
编辑手记：
天宝战争有许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东西，例如，唐朝的皇帝、朝廷的官员、边镇的将领，南诏的国王、对敌的战术、外交的策略。其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天宝战争必然会持久进行下去，这从两汉对待匈奴、唐朝对待突厥吐蕃中就可以得出。安史之乱可能打断了唐朝对南诏的征讨策略，但是，天宝年间唐朝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却必然要引起安史之乱，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这些偶然与必然之中不断前进的。南诏的胜利不会让它取代唐帝国成为超级大国，但国家实力与战争结局之间巨大的落差，却让南诏在当时确立了西南强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