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看了一遍Brook Larmer的《姚明行动》，虽然简体中文版明显经过阉割，但这也丝毫不影响这本书成为最棒的国内体育人物传记。扎实的采访，精巧的结构设计，阅读到痛快之处，常常会猛地站起来在房中来回踱步。
　　正如一位读者评价道：或许世界上只有姚明的母亲和Brook Larmer才会关心，姚明母亲分娩时生下姚明的痛苦。除了如此让人共情的细节之外，作者把姚明放在了更大的文化框架之中：崇尚以和为贵的东方文化，与彰显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的冲突。
　　“当一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背上了整整13亿人口的期望，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都成为了塑造“姚明”的一部分。姚明，更像是一种隐喻，也是国内千万个体制内运动员的缩影。只有解读了非体育语境中的姚明，才能解读真正的姚明和中国体育。
　　作者笔下姚明的个人故事，实际上是两种体制的冲突。当体制内的运动员带着自己的个人意志，试图挣脱体制内框架时，这种个人和集体的碰撞又是极有魅力的。因此在2007年创作完《姚明行动》一书之后，作者Brook又完成了特写《李娜：中国网球的叛逆者》。
　　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也会写出这样出色的作品。
　　前一阵大火的奈飞纪录片《最后之舞The Last Dance》，更像是“姚明”的另一个极端——“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我无法接受从不去尝试。”——个性突出、反抗命运的篮球之神乔丹。看完此片，无他，唯有震撼。但这种震撼，更多是故事层面居多。
　　在2020年的视角下，乔丹和姚明都已经成为了符号。前者，代表篮球，代表美国，甚至和麦当劳一样代表着西方。后者，代表中国和国际接轨的桥梁。
　　在当今中国，很多伟大的故事背后，都会有一层这样更深邃的隐喻。
　　2016年陈楚汉、杜修琪创作的《1986，生死漂流》横空出世后，我在杂志上讀到了这篇历时4个月、历程3000公里，采访了中国、美国和印度多名当事人、最终成稿16000字的故事。
　　作者在题记中说：“我们找到了被党内严重警告的体委官员、意外经历长江最危险江段的记者、从此不敢下水的援藏干部、手上死过人的中国商业漂流之父、落魄的幸存者、国家皮划艇队教练，也见过满嘴谎话的漂流者、寄生于历史簿上的小人物、暴怒的被误解为卖国贼的爱国者、腹部被捅过一刀的随队记者。”
　　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意志被裹挟进时代的滚滚洪流，正如文中奔腾的长江漂流，打个转，就消失不见。
　　看完这篇文章后，我也想创作像《生死漂流》一样的文章，成为经典，激励每一个读到文字的读者。所幸，中国并不缺少这样激荡的好故事，只是缺少能记录这一切的手艺人。1986年有长江漂流，1998有雅鲁藏布江漂流。
　　2018年末，我作为各拉丹东的编辑，指导他完成了这篇《二十个男人和一条江》，成文三万多字，被我逐字修改、一再压缩后，当我重新审视这篇作品的时候，我知道当年阅读完《生死漂流》后的激动又回来了。
　　如果说《1986，生死漂流》是在国民情绪作用下的悲壮探险，那么这篇雅鲁藏布江漂流，是长漂十多年后回归理性的现代探险。民族情绪不再吞噬个人意志，更多的是漂流者自己的个人理想。
　　它背后隐喻着个人意志的回归，更有人性不屈不挠的魅力。现在，我把这篇文童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