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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卓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他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与新闻工作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参加革命早期，他曾参与《少年》《赤光》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工作；遵义会议召开前他曾主编军委报纸《红星》报；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担当重任后，他也一直关心、重视、支持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理论思考以及具体指示、批示，对于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邓小平的早期革命生涯与办报实践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来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巴耶支部担任宣传干事，同时受命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赵世炎、周恩来先后负责编辑工作。邓小平、李大章曾负责刻印蜡板的工作。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新增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成为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组织的机关刊物。邓小平仍与李大章一起负责刻蜡板和印刷出版工作。他们白天外出打工，晚上挤在简陋的小房间里刻印刊物，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邓小平刻印的刊物字迹清晰、隽秀，装订简雅，他因此被大家赞为“油印博士”。
在刘邓等首长的关心、支持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很快蓬勃发展起来。当时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安岗后来曾回忆说，1945年10月，邯郸战役期间“刘伯承同志每天叫我去写消息，写好送他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在紧张的战斗中，我经常听几位首长讲，打完了仗，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片解放区，就要办报。要办报的思想，就是在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形成的”。不久，邓小平亲自下达了在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命令，在战火中诞生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就是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创刊号上分别刊登了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的题词，邓小平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刘邓首长还对1946年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给予了支持，指示说：“这是件好事，很重要，要抓紧办好。”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军事报道成为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派出记者齐语、吴象、方德等参加冀鲁豫前线记者团随军采访。1946年10月间，巨野战役结束后，蒋军连吃败仗，便发动谣言攻势，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造谣说刘伯承将军“负伤”、被“击毙”。新华总社来电，指示冀鲁豫前线记者团迅速派人访问刘伯承司令员，写出消息予以驳斥。记者团的方德和吴象吃过晚饭后立即前去司令部作战室采访。吴象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此时刘伯承司令员因为连续组织战役，日夜筹划操劳，眼疾又犯了，记者随警卫员进屋的时候，医生正在给他滴眼药。当记者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谁知道我已经死了几回？这些无聊的谣言本来可以不去理它，但是总社有指示，大概是政治上考虑有必要，那就得当回事来研究。”正在他们讨论稿件的写法时，邓小平政委走进屋来。刘司令员说：“好了，邓政委来了，听他的吧。”邓小平问明了情况，没有吭气，用右手扶着含在嘴里的烟斗，在屋里来回踱步。过了三四分钟，他说：“我看就这样吧！”接着便口授了一遍电讯，一句接着一句，不紧不慢，干净利索，毫无停顿，更无重复。记者们赶紧快速笔录，回来誊抄之后，加上新华社的电头，连夜发回总社，总社很快就广播了。这篇电讯发表后，有关刘伯承将军已战死的谣言也自然被击破了。邓小平口述新闻稿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7年3月至7月，在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向太行转移期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承担起建立新华社临时总社、接替总社国内国外文字及口头广播的重任。而新华总社到达太行涉县后，又一直在这里工作到1948年5月下旬才奉命北迁，转移到河北平山县。
1947年7月的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来到位于太行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视察。在听取了两台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全国大反攻开始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我们很快也要过河去。部队过河后，看不到报纸，要得到消息，就靠听你们的广播了。希望你们广播新闻和记录新闻，要注意适应部队的需要，我们在行军和作战中每天都将派人抄收。”他还说，“希望你们办一个对部队广播的节目，我们这支野战军的战士差不多都是晋冀鲁豫的子弟兵，希望你们经常把家乡的消息告诉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陕北台和邯郸台注意适应前方部队的需要，并开办了相应的节目。
随着战局的发展，刘邓率领部队先后挺进中原、华东和大西南，胜利捷报频传，部队的军事新闻报道工作也紧随形势，发挥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对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工作十分关心，曾为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题写台名，并在1951年西南台建台一周年之际题词：“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重要的武器之一，一年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是尽到责任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更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努力！”
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这是他唯一专门针对新闻工作所作的一个报告。
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强调了新闻工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邓小平还结合实际工作谈了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他认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纸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多次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为例，谈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常就报纸出版和通讯社发稿等工作做出指示，并审阅了一些重要稿件。
1955年12月21日，邓小平与《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谈关于新华社截稿和报纸出版问题时说：“通讯社和报纸执行中央关于十二时截稿和二时出版的决定的情况是很不好的。”“从今夜起，通讯社和报纸要坚决遵照中央的规定截稿和出版。今后除非有毛主席、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五位的命令，不能要报纸等稿延误出版。”
1957年2月，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新华社工作的会议上指示：“新华社的性质不变。如《人民日报》，既是党报，也代表国家。新华社可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的方向努力，要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不要勉强，不要急躁；要努力工作，要闯。新华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不是有闻必录。”他还指出：“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后，新华社要加强公开新闻报道。公开新闻要就《参考消息》报道的重大国际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发表一篇综合评述，就是要有指导，这样《参考消息》的报道就不会有害处了。这件事新华社一定要做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他曾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他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也包括审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送审的一些重要稿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被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并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他仍经常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适时提出意见和给予支持。
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工作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和任务。
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在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1983年10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尽管国事繁忙，但邓小平仍时时关心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新闻单位送审的报告、稿件以及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都非常重视，并很快给予回复。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现的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倾向，也会及时反馈给有关单位。邓小平还审阅修改过大量新闻稿，并应邀为一些新闻机构题词、题字。
1977年6月4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同新华社对外部编辑作了一次谈话，认为中国的宣传充满谩骂，英国公众难以接受，建议我们的报道“要平心静气、有节制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要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让形容词拔高这个事实”，“对不同的对象写作方法应当有所不同”。事后，新华社将格林的谈话以报告的形式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8月3日，邓小平在新华社送审的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上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做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邓小平的批示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1年新华社决定创办《望》杂志，并准备在4月份出版的《望》创刊号上开办专栏“中南海纪事”，报道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和中央领导的工作。开设“中南海纪事”专栏的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中南海的春天》《心里装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等文章先后在当年出版的《望》杂志“中南海纪事”专栏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2年8月3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经济信息联播》节目，节目开办不久即收到邓小平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节目开办以来，小平同志几乎是一天不落地定时收看。”并转达了邓小平对《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一些具体意见：“《经济信息联播》专门谈经济，开办得及时。《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仅有30分钟，但每期的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对进一步提高经济信息类电视节目的质量，增强服务性，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通过在新闻采访活动中的接触，邓小平平易近人的性格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一些记者回忆，每当繁忙的采访工作告一段落后，记者们常会提出和邓小平合影的希望，他通常总是愉快地应允。1978年10月20日，刚刚视察完北京市前三门一带的邓小平，应在场的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李琴的提议，欣然来到位于附近的新华社看望干部职工，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次短暂而意外的相会体现了这位伟人与新闻工作者的深厚情谊。
从以上这些史实可以看出，邓小平重视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并且始终关心、支持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与新闻工作的渊源和密切关系，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在领导舆论宣传工作方面的战略眼光和思想高度，也印证了新闻宣传工作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编辑 黄 艳）
（作者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革命报刊工作的参与者、实践者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邓小平的早期革命生涯与办报实践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来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巴耶支部担任宣传干事，同时受命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赵世炎、周恩来先后负责编辑工作。邓小平、李大章曾负责刻印蜡板的工作。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新增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成为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组织的机关刊物。邓小平仍与李大章一起负责刻蜡板和印刷出版工作。他们白天外出打工，晚上挤在简陋的小房间里刻印刊物，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邓小平刻印的刊物字迹清晰、隽秀，装订简雅，他因此被大家赞为“油印博士”。
在刘邓等首长的关心、支持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很快蓬勃发展起来。当时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安岗后来曾回忆说，1945年10月，邯郸战役期间“刘伯承同志每天叫我去写消息，写好送他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在紧张的战斗中，我经常听几位首长讲，打完了仗，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片解放区，就要办报。要办报的思想，就是在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形成的”。不久，邓小平亲自下达了在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命令，在战火中诞生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就是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创刊号上分别刊登了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的题词，邓小平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刘邓首长还对1946年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给予了支持，指示说：“这是件好事，很重要，要抓紧办好。”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军事报道成为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派出记者齐语、吴象、方德等参加冀鲁豫前线记者团随军采访。1946年10月间，巨野战役结束后，蒋军连吃败仗，便发动谣言攻势，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造谣说刘伯承将军“负伤”、被“击毙”。新华总社来电，指示冀鲁豫前线记者团迅速派人访问刘伯承司令员，写出消息予以驳斥。记者团的方德和吴象吃过晚饭后立即前去司令部作战室采访。吴象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此时刘伯承司令员因为连续组织战役，日夜筹划操劳，眼疾又犯了，记者随警卫员进屋的时候，医生正在给他滴眼药。当记者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谁知道我已经死了几回？这些无聊的谣言本来可以不去理它，但是总社有指示，大概是政治上考虑有必要，那就得当回事来研究。”正在他们讨论稿件的写法时，邓小平政委走进屋来。刘司令员说：“好了，邓政委来了，听他的吧。”邓小平问明了情况，没有吭气，用右手扶着含在嘴里的烟斗，在屋里来回踱步。过了三四分钟，他说：“我看就这样吧！”接着便口授了一遍电讯，一句接着一句，不紧不慢，干净利索，毫无停顿，更无重复。记者们赶紧快速笔录，回来誊抄之后，加上新华社的电头，连夜发回总社，总社很快就广播了。这篇电讯发表后，有关刘伯承将军已战死的谣言也自然被击破了。邓小平口述新闻稿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7年3月至7月，在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向太行转移期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承担起建立新华社临时总社、接替总社国内国外文字及口头广播的重任。而新华总社到达太行涉县后，又一直在这里工作到1948年5月下旬才奉命北迁，转移到河北平山县。
1947年7月的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来到位于太行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视察。在听取了两台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全国大反攻开始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我们很快也要过河去。部队过河后，看不到报纸，要得到消息，就靠听你们的广播了。希望你们广播新闻和记录新闻，要注意适应部队的需要，我们在行军和作战中每天都将派人抄收。”他还说，“希望你们办一个对部队广播的节目，我们这支野战军的战士差不多都是晋冀鲁豫的子弟兵，希望你们经常把家乡的消息告诉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陕北台和邯郸台注意适应前方部队的需要，并开办了相应的节目。
随着战局的发展，刘邓率领部队先后挺进中原、华东和大西南，胜利捷报频传，部队的军事新闻报道工作也紧随形势，发挥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对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思考与推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对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工作十分关心，曾为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题写台名，并在1951年西南台建台一周年之际题词：“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重要的武器之一，一年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是尽到责任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更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努力！”
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这是他唯一专门针对新闻工作所作的一个报告。
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强调了新闻工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邓小平还结合实际工作谈了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他认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纸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多次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为例，谈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常就报纸出版和通讯社发稿等工作做出指示，并审阅了一些重要稿件。
1955年12月21日，邓小平与《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谈关于新华社截稿和报纸出版问题时说：“通讯社和报纸执行中央关于十二时截稿和二时出版的决定的情况是很不好的。”“从今夜起，通讯社和报纸要坚决遵照中央的规定截稿和出版。今后除非有毛主席、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五位的命令，不能要报纸等稿延误出版。”
1957年2月，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新华社工作的会议上指示：“新华社的性质不变。如《人民日报》，既是党报，也代表国家。新华社可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的方向努力，要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不要勉强，不要急躁；要努力工作，要闯。新华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不是有闻必录。”他还指出：“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后，新华社要加强公开新闻报道。公开新闻要就《参考消息》报道的重大国际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发表一篇综合评述，就是要有指导，这样《参考消息》的报道就不会有害处了。这件事新华社一定要做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他曾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他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也包括审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送审的一些重要稿件。
指导、支持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新闻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被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并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他仍经常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适时提出意见和给予支持。
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工作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和任务。
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在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1983年10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尽管国事繁忙，但邓小平仍时时关心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新闻单位送审的报告、稿件以及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都非常重视，并很快给予回复。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现的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倾向，也会及时反馈给有关单位。邓小平还审阅修改过大量新闻稿，并应邀为一些新闻机构题词、题字。
1977年6月4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同新华社对外部编辑作了一次谈话，认为中国的宣传充满谩骂，英国公众难以接受，建议我们的报道“要平心静气、有节制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要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让形容词拔高这个事实”，“对不同的对象写作方法应当有所不同”。事后，新华社将格林的谈话以报告的形式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8月3日，邓小平在新华社送审的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上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做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邓小平的批示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1年新华社决定创办《望》杂志，并准备在4月份出版的《望》创刊号上开办专栏“中南海纪事”，报道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和中央领导的工作。开设“中南海纪事”专栏的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中南海的春天》《心里装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等文章先后在当年出版的《望》杂志“中南海纪事”专栏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2年8月3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经济信息联播》节目，节目开办不久即收到邓小平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节目开办以来，小平同志几乎是一天不落地定时收看。”并转达了邓小平对《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一些具体意见：“《经济信息联播》专门谈经济，开办得及时。《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仅有30分钟，但每期的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对进一步提高经济信息类电视节目的质量，增强服务性，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视察新华社
通过在新闻采访活动中的接触，邓小平平易近人的性格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一些记者回忆，每当繁忙的采访工作告一段落后，记者们常会提出和邓小平合影的希望，他通常总是愉快地应允。1978年10月20日，刚刚视察完北京市前三门一带的邓小平，应在场的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李琴的提议，欣然来到位于附近的新华社看望干部职工，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次短暂而意外的相会体现了这位伟人与新闻工作者的深厚情谊。
从以上这些史实可以看出，邓小平重视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并且始终关心、支持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与新闻工作的渊源和密切关系，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在领导舆论宣传工作方面的战略眼光和思想高度，也印证了新闻宣传工作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编辑 黄 艳）
（作者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