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文人起码得有些文才。如果文章写得不着四六，则属徒有“御用”之名而无“文人”之实的混混儿了
　　
　　中国许多词语，其实都有渊源。
　　比如“谒见”，如今属于敬辞，多指晚辈或下官进见或请见长辈或高官。至于谒见程序，并无硬性规定，求见者瞅不冷子给主人塞张“金卡”，抑或寒暄两句即打道回府，均可。但是早年间，谒见却有严格仪轨，求见者必须先将“谒”呈上，由下人转交主人并获得批准后，拜见才能正式开始。“谒”由竹木削制而成，上写姓名、籍贯等个人简况，相当于今日之名片。
　　谒见一般比较正式，因而请见者若吃了闭门羹，会觉得很没面子。楚汉相争时，有一儒生郦食其想谒见刘邦，阐释定国安邦之宏图大计。刘邦让手下传话说，军情紧急，没功夫听儒生瞎叨叨。郦食其的热脸贴上了刘邦的冷屁股，不禁气得大声喝道：老子不是什么儒生，是高阳酒徒，再去给我通报。这一声高叫，估计得超过一百二十分贝，直吓得“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刘邦这才将召见郦食其，听他絮叨了一番，并任命其为广野君。以后，郦食其去劝降齐王田广，未果，被烹。高阳酒徒于是再也做不成。
　　“谒”有时也可充当礼单。据《史记》记载，当年刘邦还在老家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去县长的朋友吕公家参加宴会。当时萧何是操办宴会的秘书长，规定份子钱少于一千者，只能坐在堂下吃喝。刘邦“乃绐为谒贺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萧何知道其底细，对吕公说，姓刘的这小子惯会说大话使小钱，用不着搭理他。但吕公见过刘邦之后，不但将其引入上座白吃白喝，还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
　　司马迁说，吕公如此器重刘邦，是因為他会看相，觉得刘邦气宇不凡，前途无限。但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吕公毕竟阅历丰富，明白刘邦之“混混”技能已经出类拔萃，赶上机会，凭此手段定可成就一番事业。萧何则不明此理，因此后来只能给刘邦打打下手，这还是他弯子转得快，不然早被老刘同志收拾了。
　　到了东汉，“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长刺”。
　　其时，民间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一次他外出闲游时赶上下雨，遂将头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随便垫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被称为“林宗巾”。据《后汉书》记载：“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收到的名刺居然经常用车拉运，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拉回家能省下仨月俩月的柴火钱。不过，郭泰名头虽大，却从未涉足官场，没写过“爵里刺”。结果，当时许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却能独善其身。比郦食其强。
　　宋代“名刺”之称犹存，但已改用纸张，因此也叫“名纸”。当时的名刺，大都由当事人亲自书写。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便记录了秦观、黄庭坚等人拜谒一个叫常立（字子允）的人时，所用名刺的“石本墨迹”。其中秦观的名帖写的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从落款日期看，这应该是拜年所用的名帖。当时，名帖已开始具备贺卡功能，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其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清官场之上，以名帖充当贺卡之行径已蔚然成风。明代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对此有具体描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名帖者。”还有人为此赋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明清“名帖”还有一说道，即当过翰林者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与众不同。以后，一些仰慕中国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红名帖，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便是一个。其名刺正面书“庄士敦”三大字，背面则印“专诚拜谒，不作别用”。如今御用文人没了，这些说道也成为往事。其实御用文人并不好当，起码得有些文才。如果文章写得不着四六，则属徒有“御用”之名而无“文人”之实的混混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