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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植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承中国外交源流，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观点、新思想、新理念，并随着多次出访在外交实践中展示了这些新的外交思想，开拓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早在上世纪初，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列宁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理论，即“和平共处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不以武力征服或以武力相威胁，不互相干涉内政，不进行侵略和征服，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现为一种较为正常的关系，这是从广义而言的;从狭义上而言，是指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间的一种非交战状态。” [1] 7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植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承中国外交源流，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观点、新思想、新理念，并随着多次出访的外交实践中展示了这些新的外交思想，开拓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用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的思路提出了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为中美、中俄、中欧等关系寻找到一条新路;重视亚太、重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倡亚太、区域利益的一体化，提倡亲诚惠容的邻国关系;提倡“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展承担了大国应有的责任。本文尝试从和平共处理论角度整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传承延续性。
一、列宁的和平共处与习近平的“和”—— 两制共存的起源与发展
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五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就是在政治关系上坚持和平外交的总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必要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 167 1920年，列宁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和平共处。”[3] 102在列宁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和平共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支柱，支撑起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上个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时刻起，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就对历代中国领导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和”主要侧重点是在于两制并存的长期性，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生存之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和”，是与当时的苏联建国后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相关联的。21世纪初期的中国与20世纪初期的苏联所处的环境有着巨大差别，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外交实践体现的一种“和”，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不同制度的世界中生存的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的继承，更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差别巨大的世界中如何发展下去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是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习近平“和”的外交思想包涵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不同制度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国家、政治文化各异的国家和平共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成就，守护取得的成果并更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的目标，因此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尤为重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相处、与发达国家交流、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文化各类联系是发展主题中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第二，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4]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从列宁的和平共处升级为和平发展，凸显了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了当今时代的大趋势。第三，从和平发展到合作安全、合作共赢。2013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要走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道路，不要停留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中。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中，习近平倡导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地区安全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追求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发展的共赢。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学者对习近平的“和”进行了概括，认为习近平的“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外交有共通之处，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和平发展、和气生财、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思想 [4]。
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上个世纪初的两制社会共存的时代环境下诞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尝试性的和平相处。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局面已经成为长期的现实，习近平既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核心两制并存，又进一步把握了新时代下和平发展、合作安全、合作共赢的两制国家间的发展问题的症结，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二、列宁的国家利
益观与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 维护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在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着五项主要内容，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内容主要涉及到国家利益，体现的是列宁的国家利益观。“利用矛盾和斗争动摇者，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变成现实”[1] 21。“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过程中，要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颠覆活动”[1]21。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布列斯特合约》就是列宁进行和平共处的最初尝试。在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利益上，列宁毫不手软“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5] 325。列宁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围绕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展开的，维护国家利益，反击侵略者，获得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机会是其基本出发点。 习近平执政以来，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坚决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海洋问题上，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扩大利益交汇点，进一步开发发展。习近平的外交思想重视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突出为中国发展塑造良好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目标，他指出：“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6]习近平执政以来，极为重视海洋强国战略，海上权益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维护海洋权益要重视法律、机制建设，加强危机管理，倡导地区合作等。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习近平还提出了强军的目标，将外交新思想和维护国家利益、强军的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要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该改的就要抓紧改、大胆改、坚决改。”[7] “要强化实战准备，要牢固树立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准备随时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立足现有条件打胜仗的思想，狠抓各项战备制度落实，保持常备不懈的战争状态。” [8]
无论是列宁在和平共处理论中体现出来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还是习近平在新时期提出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思想，其共同点都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不动摇。他们都将国际和国内的大局结合起来，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反击侵略和干涉。所谓的“和平共处”不是投降式的和平共处，而是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
三、列宁的周边外交策
略与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政策—— 发展经济建筑周边安全共同体
在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着五项主要内容，其中第三项和第四项内容主要是实现和平共处的方式方法，即“苏维埃国家应全力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竞赛”[1] 22。“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此带动政治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实现较长时间和平共处的目的”[1] 27。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指导下，苏联在外交实践上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同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立场有效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在此时期，苏联同波罗的海国家处理好了睦邻关系，为俄国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同时也与伊朗、土耳其、中国改善或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列宁时期的苏联审度了一战后的世界局势，在外交上采取了冷静的现实主义立场。此时，列宁也十分注意经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与国家稳定、国家安全的关系，他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全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5] 332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列宁时期的苏联注重经济发展重要性，重视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对外贸易，注重对外经济关系。
习近平执掌中国外交以来，既重视发展经济又重视周边安全，尤其重视国家利益核心的海洋权益。他提出，中国外交要发出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风格、贡献中国智慧、优化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认同、提出中国方案，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习近平继承了列宁理性而现实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外交的实际，在实践中走出了中国外交的新路。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要求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相处中体现亲如一家的友好关系，互相信任的诚信关系，互惠互利的经济共同发展模式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本方向。“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体现的是新的亚洲安全观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和谐共生，反驳了“国强必霸”的谬论，倡导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出亚洲之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要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列宁的周边外交策略与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政策具有的共同点是发展经济和建筑周边安全共同体，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构筑周边安全是为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的大环境，而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需求，是其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更能维护国内、国际的稳定与和平，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四、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的作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在外交上延续的是理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和平问题是现实紧要而棘手的问题”[9] 9。鉴于当时苏联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实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支持，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发展下去的契机。在和平共处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政策文件，宣布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新原则、新做法。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和强权，反对大民族对小民族的侵略和兼并，他指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犯别国领土的行为。” [9] 9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不仅仅反对侵略别国领土，而且要求废除当时的秘密外交，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循平等、公开的外交原则。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外交的新模式，两制国家间建立了较为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关系，这对于上个世纪初叶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有利的。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盲目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而是在斗争中求团结，其中包涵着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被资本主义同化的内容。西方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苏联失败以后，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的认同的同时，也包涵着寻找新的较为柔和的方式来和苏联进行对抗。列宁认为，为了摆脱苏联被孤立和封锁的局面，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互相交流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恢复受损的国家实力。在这个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斗争的策略和灵活性。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延续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源流，既有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核心内容，又加入了新时代外交新内容、新理念，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战略高度和宏观视野，关注的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目的是为中国的建设发展服务。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内容，并结合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 [6] “长期以来，在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得到维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为各国发展创造了必要环境。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共同珍惜和呵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0]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突破“国强必霸”的窠臼，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处理好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建立新型的中美、中俄、中欧等大国关系，打破零和博弈的旧有模式，突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限制，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在国际关系的传统理念中“国强必霸”，即国家强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必然走上霸权维持地位的道路。习近平提出要处理好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外交上的创新，既让传统大国有自身的优势，又为新兴大国的生存留足了空间。面对“金砖国家”之类的新兴国家的出现，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出现十分尖锐，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二，打破“安全困境”的思路，提出建立亚太安全共同体方式，共同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亚太国家互相对峙和防范只会加重区域紧张局势，陷入深层次的“安全困境”中，并不能真正加强亚太区域安全。为此，习近平在2013年和潘基文的会谈中就指出，要走一条合作共赢的路;在2014年5月20日的上海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第三，重视经济发展作用，凸显外交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习近平重视外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作用，注重时效性。2013年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倡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11]。“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思路提供了实践领域，为构筑亚太、周边经济和安全共同体提供了可靠模式，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思路。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内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一带一路”和亚洲投资银行的设立，凸显了外交为经济发展目标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注重国家利益，在新时期尤其注重海上权益和周边安全的构筑。习近平的外交注重国家利益，尤其注重海上权益和周边安全。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建设海洋强国研究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指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12]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13] 习近平的“亲诚惠容”周边安全外交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支持，为中国与邻国建立和谐的周边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安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从德.和平共处理论与现实格局的形成[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2]列
早在上世纪初，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列宁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理论，即“和平共处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不以武力征服或以武力相威胁，不互相干涉内政，不进行侵略和征服，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现为一种较为正常的关系，这是从广义而言的;从狭义上而言，是指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间的一种非交战状态。” [1] 7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植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承中国外交源流，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观点、新思想、新理念，并随着多次出访的外交实践中展示了这些新的外交思想，开拓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用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的思路提出了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为中美、中俄、中欧等关系寻找到一条新路;重视亚太、重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倡亚太、区域利益的一体化，提倡亲诚惠容的邻国关系;提倡“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展承担了大国应有的责任。本文尝试从和平共处理论角度整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传承延续性。
一、列宁的和平共处与习近平的“和”—— 两制共存的起源与发展
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五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就是在政治关系上坚持和平外交的总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必要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 167 1920年，列宁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和平共处。”[3] 102在列宁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和平共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支柱，支撑起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上个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时刻起，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就对历代中国领导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和”主要侧重点是在于两制并存的长期性，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生存之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和”，是与当时的苏联建国后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相关联的。21世纪初期的中国与20世纪初期的苏联所处的环境有着巨大差别，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外交实践体现的一种“和”，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不同制度的世界中生存的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的继承，更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差别巨大的世界中如何发展下去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是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习近平“和”的外交思想包涵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不同制度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国家、政治文化各异的国家和平共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成就，守护取得的成果并更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的目标，因此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尤为重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相处、与发达国家交流、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文化各类联系是发展主题中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第二，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4]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从列宁的和平共处升级为和平发展，凸显了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了当今时代的大趋势。第三，从和平发展到合作安全、合作共赢。2013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要走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道路，不要停留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中。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中，习近平倡导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地区安全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追求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发展的共赢。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学者对习近平的“和”进行了概括，认为习近平的“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外交有共通之处，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和平发展、和气生财、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思想 [4]。
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上个世纪初的两制社会共存的时代环境下诞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尝试性的和平相处。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局面已经成为长期的现实，习近平既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核心两制并存，又进一步把握了新时代下和平发展、合作安全、合作共赢的两制国家间的发展问题的症结，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二、列宁的国家利
益观与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 维护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在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着五项主要内容，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内容主要涉及到国家利益，体现的是列宁的国家利益观。“利用矛盾和斗争动摇者，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变成现实”[1] 21。“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过程中，要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颠覆活动”[1]21。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布列斯特合约》就是列宁进行和平共处的最初尝试。在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利益上，列宁毫不手软“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5] 325。列宁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围绕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展开的，维护国家利益，反击侵略者，获得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机会是其基本出发点。 习近平执政以来，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坚决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海洋问题上，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扩大利益交汇点，进一步开发发展。习近平的外交思想重视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突出为中国发展塑造良好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目标，他指出：“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6]习近平执政以来，极为重视海洋强国战略，海上权益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维护海洋权益要重视法律、机制建设，加强危机管理，倡导地区合作等。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习近平还提出了强军的目标，将外交新思想和维护国家利益、强军的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要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该改的就要抓紧改、大胆改、坚决改。”[7] “要强化实战准备，要牢固树立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准备随时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立足现有条件打胜仗的思想，狠抓各项战备制度落实，保持常备不懈的战争状态。” [8]
无论是列宁在和平共处理论中体现出来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还是习近平在新时期提出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思想，其共同点都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不动摇。他们都将国际和国内的大局结合起来，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反击侵略和干涉。所谓的“和平共处”不是投降式的和平共处，而是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
三、列宁的周边外交策
略与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政策—— 发展经济建筑周边安全共同体
在列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着五项主要内容，其中第三项和第四项内容主要是实现和平共处的方式方法，即“苏维埃国家应全力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竞赛”[1] 22。“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此带动政治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实现较长时间和平共处的目的”[1] 27。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指导下，苏联在外交实践上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同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立场有效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在此时期，苏联同波罗的海国家处理好了睦邻关系，为俄国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同时也与伊朗、土耳其、中国改善或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列宁时期的苏联审度了一战后的世界局势，在外交上采取了冷静的现实主义立场。此时，列宁也十分注意经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与国家稳定、国家安全的关系，他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全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5] 332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列宁时期的苏联注重经济发展重要性，重视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对外贸易，注重对外经济关系。
习近平执掌中国外交以来，既重视发展经济又重视周边安全，尤其重视国家利益核心的海洋权益。他提出，中国外交要发出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风格、贡献中国智慧、优化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认同、提出中国方案，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习近平继承了列宁理性而现实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外交的实际，在实践中走出了中国外交的新路。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要求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相处中体现亲如一家的友好关系，互相信任的诚信关系，互惠互利的经济共同发展模式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本方向。“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体现的是新的亚洲安全观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和谐共生，反驳了“国强必霸”的谬论，倡导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出亚洲之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要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列宁的周边外交策略与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政策具有的共同点是发展经济和建筑周边安全共同体，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构筑周边安全是为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的大环境，而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需求，是其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更能维护国内、国际的稳定与和平，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四、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的作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在外交上延续的是理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和平问题是现实紧要而棘手的问题”[9] 9。鉴于当时苏联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实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支持，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发展下去的契机。在和平共处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政策文件，宣布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新原则、新做法。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和强权，反对大民族对小民族的侵略和兼并，他指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犯别国领土的行为。” [9] 9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不仅仅反对侵略别国领土，而且要求废除当时的秘密外交，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循平等、公开的外交原则。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外交的新模式，两制国家间建立了较为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关系，这对于上个世纪初叶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有利的。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盲目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而是在斗争中求团结，其中包涵着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被资本主义同化的内容。西方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苏联失败以后，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的认同的同时，也包涵着寻找新的较为柔和的方式来和苏联进行对抗。列宁认为，为了摆脱苏联被孤立和封锁的局面，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互相交流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恢复受损的国家实力。在这个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斗争的策略和灵活性。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延续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源流，既有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核心内容，又加入了新时代外交新内容、新理念，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战略高度和宏观视野，关注的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目的是为中国的建设发展服务。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内容，并结合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 [6] “长期以来，在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得到维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为各国发展创造了必要环境。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共同珍惜和呵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0]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突破“国强必霸”的窠臼，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处理好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建立新型的中美、中俄、中欧等大国关系，打破零和博弈的旧有模式，突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限制，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在国际关系的传统理念中“国强必霸”，即国家强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必然走上霸权维持地位的道路。习近平提出要处理好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外交上的创新，既让传统大国有自身的优势，又为新兴大国的生存留足了空间。面对“金砖国家”之类的新兴国家的出现，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出现十分尖锐，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二，打破“安全困境”的思路，提出建立亚太安全共同体方式，共同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亚太国家互相对峙和防范只会加重区域紧张局势，陷入深层次的“安全困境”中，并不能真正加强亚太区域安全。为此，习近平在2013年和潘基文的会谈中就指出，要走一条合作共赢的路;在2014年5月20日的上海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第三，重视经济发展作用，凸显外交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习近平重视外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作用，注重时效性。2013年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倡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11]。“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思路提供了实践领域，为构筑亚太、周边经济和安全共同体提供了可靠模式，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思路。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内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一带一路”和亚洲投资银行的设立，凸显了外交为经济发展目标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注重国家利益，在新时期尤其注重海上权益和周边安全的构筑。习近平的外交注重国家利益，尤其注重海上权益和周边安全。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建设海洋强国研究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指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12]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13] 习近平的“亲诚惠容”周边安全外交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支持，为中国与邻国建立和谐的周边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安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从德.和平共处理论与现实格局的形成[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2]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