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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庐山中学教书时，开始学习写诗。一次新来的教师张大伟看见了，就把我的习作寄给他母亲。他母亲看后，用红笔仔细地批改，从结构到用词，如“彷徨”与“徘徊”的选择，附上自己的意见，说只是自己的一己之见，仅供参考，寄回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喜爱文学，梦寐以求能有名师指导，这在庐山，实在是太难了！
这位老师，就是张大伟的母亲陈布文先生。
我和陈布文先生见面时间虽不多，只有1982年、1984年暑期及1985年病重期间，却留下难忘的印象，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1982年暑假，庐山中学组织教职员工去北京旅游，学校管路费和住宿。大伟因家住北京，兴趣不大，他只管帮忙给大家买买月票推荐路线之类的，游玩并不参与。
我那天走马观花玩了几个公园，返回旅馆途中给大伟打了个电话，是他妈妈接的。“伯母您好，我是小春……”“小春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很柔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妈妈的声音。大伟接过话筒，问了几句游玩的情况，当得知我还没吃饭，便叫我马上坐13路无轨电车到宽街等他。
我赶到后，他已等在那儿，从书包里拿出大洋瓷缸递给我，说：“快吃吧。”揭开盖，有个去了皮的煮鸡蛋，还有芝麻香味的软软的蒸茄子条，上面有我从不沾的蒜末，一入口，真香;还有不是片儿也不是丁的，拍切成的不规则的黄瓜，酸酸甜甜的，太好吃了！下面的米饭也吃光了——毕竟，我一天没吃东西。“够吗？”“很饱。”“是妈妈做的，裝的。”他递上玻璃瓶，“喝水。”我慢慢仰头喝，连着眼里快要出来的泪一块儿咽了下去……
几天后，大伟带我去他们家，白家庄东里1号楼5号，一幢深红三层砖楼。路上，大伟欲言又止，我猜出他的意思：母亲看人很严格，对他们带回家的女孩很少有满意的，而我自幼生活在庐山，野惯了，从来不爱打扮，外观肯定不如京城姑娘…..不过，我很坦然，我不喜欢修饰，也不会迎合人，是怎样就怎样。
进门见张大伟父母，伯父话语不多，互问好后，笑笑走进隔壁的房间;伯母瘦瘦小小，白净的皮肤，亮亮的大眼睛，黑中间白的浓密麻色头发，随意绾成髻在脑后，没多说什么，也走入隔壁房间。随后，听见伯父的朗读声，中间伯母叫停，小声说着什么，伯父接着再读。朝西有小客厅，陈旧的沙发边上放着电话机;有阳台，被茂盛的爬山虎藤蔓密布，还有小壁虎闪了下……客厅北边有个门，通向孩子们的卧室，据大伟说，小时候，他们戏称为“水帘洞”。
那时，因创作需要，伯父住在颐和园藻鉴堂。一天，大伟带我去颐和园后园，从正面进去，隔着十七孔桥，遥指昆明湖的另一端，烟气薄笼。我们走西堤过去，过高拱石桥，一路沿湖长柳垂岸，湖边荷叶连片，粉荷出水，婷婷袅袅，这里游人稀少，非常幽静。到了藻鉴堂，进去才发现是另一方天地，古木参天，浓郁掩荫着几乎看不到房子，路边果园，到处都是粉红鲜艳的大桃从茂密的绿叶中挤出来，个个笑盈盈地挑逗着你。我欣喜地东张西望，伯父已接通报出来，看见我们，打过招呼后，便把大伟叫到一边，再三嘱咐：“大伟，这里的桃儿不能摘啊……”大伟连连点头。
趁伯父不注意，他小声对我说：“瞧你这馋样儿，两眼冒着光，难怪爸爸担心……”大伟直笑。我暗想，若不是伯父叮嘱，我会摘吗？答案是，会的，这么漂亮的桃儿，我肯定会忍不住摘一个！
再度去颐和园，是寥寥、双芹相约，还有他们的朋友。我们一起划船，见有人在昆明湖里游泳，我也不管不顾地在大家的阻止声中愣跳了下去。只记得，湖水那么浅，都不好意思站立，且都是污泥，只要脚站地动两下，周身就是一团污黄如云腾起，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水里到处都是刺人的草，躲都躲不开。待我好不容易上了船，腿上血迹斑斑，到处是划痕。
后来他们邀我们同去“老莫”吃饭，第一次看到俄式建筑北京展览馆，第一次吃西餐红菜汤，吃什么没印象了，只记得自己不小心将一瓶冰镇啤酒碰翻落地，一声爆响，惊动四座，但没一个人吭声，我羞得脸通红……
初来北京，每天接触的人和事儿太多，感到眼花缭乱。
一天，大伟带我到三里屯附近散步，我看见一个小卖铺，想到我扎头发的橡皮筋断了接，接了断，我便进去，让大伟看管我的小包，自己去柜台边找橡皮筋。忽听见他叫我，抬头见他在远处的柜台看裙子，我跑过去。“这裙子不错！”他指着挂着的淡蓝色系扣连衣裙，确实不错，大方、朴素。突然我一惊，他两手空空地站在那儿。“包呢？”他一愣，赶紧去原处，哪儿还有包？我来北京旅游的所有钱都在包里，包括我姐姐给的50元外汇券呢！大伟挺着急，不知怎样安慰我，我笑着说：“没关系，我们接着散步吧！”
第二天，大伟说：“听说我把你的钱全给弄丢了，妈妈问你的反应，哭了没有，我一一说了，妈妈说，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能这样，不俗……”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喜悦。
于是，大伟再带我去他家。
离他家不远有个湖，叫团结湖。那里游人稀少，丛丛芦苇，很有野趣。我们租条船，划累了，就任它自由漂浮，随意东西，听蝉嘶鸣蟾蛙鼓聒……船漂到湖中不远的一棵老柳树下，我突然想到水中的柳树上去，就纵身一跃，攀爬到树权上，倚枝靠干，非常得意。但紧接着便发现，上来容易下来难，若跳下，船会重心不稳而倾翻。大伟叫我跳，薇薇吓得尖叫。船在晃动，我脚才碰船船就滑走，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气力已尽，大伟努力将船划得靠近树边，我赶紧双手扒住船舷，却再也无力上去，船一漂，脚腿一下落入水中，上身也湿了。
他让我回家换衣服，我坚决不肯。“那你怎么办？”“我回宿舍去换呀。”“你怎么回宿舍？”“坐公交车呀！”
第二天见面时，大伟笑着告诉我：“妈妈说你是王人美式的人，野猫型。”
一次，大伟有事出去，我跟伯母在小客厅聊天。伯母讲她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她生活在江南，家庭以前很富裕，后来衰败了，长辈抽大烟;有大姐姐、哥哥，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家里将她许给在东洋学绘画的留学生，她不从，跑到苏州求学。——她对我，仿佛是对多年的朋友，推心置腹。 回庐山后，每当想到伯母，我都感到非常温馨、亲切……
1984年8月，我再次到了北京，寥寥帮忙，安排我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他在图书馆上班，身上穿件翻领贴大口袋的蓝色卡其布工作服。此时，学生都放假了，宿舍楼里空空荡荡。
记得一次爬香山，刚走过森玉笏，突然来了一场大雨，上不成下不去，寒气逼人，大伟从书包里摸出硬邦邦的黑馒头，我们边躲雨边啃，觉得特别香。
大伟又带我去他们家。伯母看到我很高兴，她去厨房切菜。突然我听见她叫我，过去一看，她右手握住左手，左手食指流血不止：“你能切完，炒了吗？”“可以。”我照她的做法，将四季豆斜切成粗丝状，炒熟，然后分成两份，我和大伟吃一份。印象中，在家里从未和伯父、伯母一起同桌吃过饭。
饭后，单独和伯母聊天。她谈到家中男孩子的毛病，说他们都太任性、自我，在感情上容易发生变故，谁跟他们都会吃苦头……我不大明白，她究竟是在为我着想，还是因对我不满而委婉地劝我离开大伟，只是傻愣愣地说，大伟不是这样的，心中感到隐隐不安。
伯母建议我们去八大处住两天，伯父在那儿工作。他带领着一群中青年画家，为西直门地铁站制作大型壁画《燕山长城图》和《长江东去图》，每天都很忙，墙上地上，到处是画稿，画着崇山峻岭、蜿蜒的城墙、坚固的烽火楼，江流、山峰、峡谷……中午在大圆桌吃饭，伯父未到大家都不动筷子。晚上，我们各住一个房间，夜里有发动机嗡嗡声，搅得一夜未睡好。
第二天去爬山，大伟兴致勃勃，捉一种类似蝈蝈的昆虫——“山驴子”给我玩……后来不知怎的，为一件琐事与大伟争起来，想到伯母的那番话，我一下烦躁起来，流着泪说：“我们分手吧，我回庐山了！”便转身向山下跑去。
我一气冲到山下，坐上公交车，离开了八大处。到了北京火车站，忽又感到茫然起来，在人群中不知所措。我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着伤心。坐了许久，忽听见有人大声叫我：“小春，小春！”是大伟！他找到北京火车站来了，人太多，找不到我，只好到处喊着，声音都哑了。我忍不住，走了出来……事后大伟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大？……我赶到食堂，爸爸他们都坐在桌旁等着你吃饭呢，一见我就问，小春哪儿去了？我告诉爸爸说你生气跑了。爸爸说，还说什么，你快去找她吧！……还给妈妈打电话，说如果小春来电话，无论如何留住她……”
1985年4月，我和大伟结婚，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任何形式，连假都没请，只是在办公室给同事们发发糖而已。我对伯父、伯母的称呼也相应地改为爸爸、妈妈。
1985年9月23日，课间，我在楼道遇到大伟，他说：“郎郎来电话，说妈妈病危，叫我们马上回去。”我心一沉：“那咱们就得立刻请假，今天就走。”“嗯。”他写好假条，我安排好课后，便去联系下山的汽车。赶回宿舍时，他已收拾完东西，坐着发愣，我搂着他，“你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9月24日到汉口，25日凌晨4：00到北京。车在长安街的晨曦中走着，走在金光中，路两边摆着花儿，迎接国庆。街道干净极了。
大伟先进屋，我听见爸爸的声音：“小春呢？”接着他迎出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谈到妈妈的病，爸爸眼圈红了。我们走进里屋，简直认不出媽妈了，她变得那么瘦！我握住她的手，她睁开眼，说：“别着凉啊……”也许是我的手凉，这时候，她还关心别人。
工艺美院在红庙盖了新的教工宿舍，家家都忙着搬家，楼里好几家都已搬到新居了。家里大部分东西已搬到新居，不料妈妈突然病倒，无法再搬。白家庄的屋里只有一张床，妈妈躺在上面，四周凌乱地放着一些未搬走的东西。我们让爸爸去新居住，那儿也需要收拾。这样，我们留下来照顾妈妈，晚上打地铺睡觉。
妈妈见我们回来后很高兴，她太瘦了，身体极虚弱，我每天给她用艾条灸中脘、足三里、涌泉等穴，连带做饭洗衣之类的，每天都疲乏至极。
一天我正在外屋忙碌，大伟去团结湖药店买艾条。忽听大门开了，有人进到里屋，从脚步声，我知道是爸爸来了，赶紧擦千手，准备进去打招呼。推开房门，见爸爸坐在妈妈床边，两人手拉着手，默默地互相对视着，都在流泪，我悄悄退出来，轻轻带上房门，眼里涌出泪水，默默祈祷妈妈赶紧好起来……
后来爸爸出来，说：“妈要看看你。”我进去了，她说话很吃力，叮嘱我一定要管好大伟，注意营养，多喝酸奶，叫我多穿衣服。“下次再穿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送爸爸走后，我守着妈妈，给她熬药，熏胃，边熏边跟妈聊天。她讲星期天她觉得不行了，打算料理后事：“我为什么要穿袜子呢，就想让他们用白被单裹去火化了。我不存在了，化为一片雾……”她告诫我们要做一个好老师，说了很多很多。
妈妈身体太虚弱，尤其是晚上，总难受地哼着，我睡在她身边，怕有事不敢睡着，她发现了，说：“别管我……你这样我就更难受了……”我凌晨就起来，替她换热水袋。妈妈已长时不吃任何东西了，只喝一点儿热姜茶之类。学院的医生来到家里，替妈妈看病，劝妈妈去医院治疗，妈妈坚决拒绝了。
中秋节的第二天，是妈妈的生日。记得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穿着肥衣大裤，没穿袜子，花白头发，提着一大盒西式蛋糕。一问，才知她是著名民间艺人“皮影路”的长子路志钢。他说，他爸爸瘫了，只能由他来。他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赶到农村，现在政策只落实一半：他从农村回城，工作是刷冲茅厕，一月40元，得养活一家五口，妻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又患乳腺癌，日子没法过。他希望能调到工艺美院做清洁工，兼做模特儿，增加一点收入，今天就为这事，来求助张仃老院长。
送他走后，我将这事转告妈妈，妈妈流泪了。后来爸爸来了，妈妈一见面就向他提起这件事，爸爸立刻答应替他向院里申请。妈妈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她要破例吃点东西，她挑了一朵奶油花儿吃，我们祝贺妈妈生日，然后一人吃一块蛋糕，爸爸只吃一块小的。
晚上，大家都走了，我和大伟坐在妈妈身边。大伟感伤地说，这是第一次给妈妈过生日。妈妈说，她不喜欢热闹，以后过生日，有我们在她身边就可以了。又说，如果病好了，就跟我们去庐山住一段时间……
妈妈问我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庐山，我如实讲了：“嗯。我喜欢庐山，觉得在庐山心里特别宁静。”妈妈叹口气，说：“你性格好，北京的老干部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喜欢质朴的人……”说到这儿，她又流泪了，我也流了泪。
“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梦中都想闻家乡的油菜花香，”妈妈说。我边帮她梳头发，边听她讲小时候的事情，讲过去当媳妇有多可怜，讲过年时怎样用胭脂点前额，还讲她如何抗婚：“对方也是画画的，在东洋留学……”
她让我穿上她的米灰色大衣，连声说好看，要我穿走，我不肯，她说：“你不穿走，以后可都是别人的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悲从中来。
我们的假期很快就要到期了。10月16日，他们哥儿四个把妈妈送到红庙新居，从内心讲，妈妈其实不愿意搬家，她对自家庄充满感情，她说：“我只认自家庄这个家。”
我们10月19日晚离开北京。临行前，我们去新居和妈妈告别，妈妈一见我们就流泪了。“把你们冷坏了吧。我说给你们找衣服，也没能力找……”——这是指我们在白家庄睡地铺，她担心我们着凉。妈妈又说：“明年见啊……”我听了，泪止不住地流。爸爸眼睛红红地握着我的手，忽然，向我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我慌得不知所措。
回庐山的路上，大伟感慨说：“唉，人生变化太快了，5月份我回来，家里还是好好的，现在妈妈变成这样，爸爸也老了……”说着就流下流泪。
这一别，竟成永诀。
1985年12月8日凌晨，妈妈去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是：“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作者：周小春，中学语文教师，诗人。
这位老师，就是张大伟的母亲陈布文先生。
我和陈布文先生见面时间虽不多，只有1982年、1984年暑期及1985年病重期间，却留下难忘的印象，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1982年暑假，庐山中学组织教职员工去北京旅游，学校管路费和住宿。大伟因家住北京，兴趣不大，他只管帮忙给大家买买月票推荐路线之类的，游玩并不参与。
我那天走马观花玩了几个公园，返回旅馆途中给大伟打了个电话，是他妈妈接的。“伯母您好，我是小春……”“小春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很柔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妈妈的声音。大伟接过话筒，问了几句游玩的情况，当得知我还没吃饭，便叫我马上坐13路无轨电车到宽街等他。
我赶到后，他已等在那儿，从书包里拿出大洋瓷缸递给我，说：“快吃吧。”揭开盖，有个去了皮的煮鸡蛋，还有芝麻香味的软软的蒸茄子条，上面有我从不沾的蒜末，一入口，真香;还有不是片儿也不是丁的，拍切成的不规则的黄瓜，酸酸甜甜的，太好吃了！下面的米饭也吃光了——毕竟，我一天没吃东西。“够吗？”“很饱。”“是妈妈做的，裝的。”他递上玻璃瓶，“喝水。”我慢慢仰头喝，连着眼里快要出来的泪一块儿咽了下去……
几天后，大伟带我去他们家，白家庄东里1号楼5号，一幢深红三层砖楼。路上，大伟欲言又止，我猜出他的意思：母亲看人很严格，对他们带回家的女孩很少有满意的，而我自幼生活在庐山，野惯了，从来不爱打扮，外观肯定不如京城姑娘…..不过，我很坦然，我不喜欢修饰，也不会迎合人，是怎样就怎样。
进门见张大伟父母，伯父话语不多，互问好后，笑笑走进隔壁的房间;伯母瘦瘦小小，白净的皮肤，亮亮的大眼睛，黑中间白的浓密麻色头发，随意绾成髻在脑后，没多说什么，也走入隔壁房间。随后，听见伯父的朗读声，中间伯母叫停，小声说着什么，伯父接着再读。朝西有小客厅，陈旧的沙发边上放着电话机;有阳台，被茂盛的爬山虎藤蔓密布，还有小壁虎闪了下……客厅北边有个门，通向孩子们的卧室，据大伟说，小时候，他们戏称为“水帘洞”。
那时，因创作需要，伯父住在颐和园藻鉴堂。一天，大伟带我去颐和园后园，从正面进去，隔着十七孔桥，遥指昆明湖的另一端，烟气薄笼。我们走西堤过去，过高拱石桥，一路沿湖长柳垂岸，湖边荷叶连片，粉荷出水，婷婷袅袅，这里游人稀少，非常幽静。到了藻鉴堂，进去才发现是另一方天地，古木参天，浓郁掩荫着几乎看不到房子，路边果园，到处都是粉红鲜艳的大桃从茂密的绿叶中挤出来，个个笑盈盈地挑逗着你。我欣喜地东张西望，伯父已接通报出来，看见我们，打过招呼后，便把大伟叫到一边，再三嘱咐：“大伟，这里的桃儿不能摘啊……”大伟连连点头。
趁伯父不注意，他小声对我说：“瞧你这馋样儿，两眼冒着光，难怪爸爸担心……”大伟直笑。我暗想，若不是伯父叮嘱，我会摘吗？答案是，会的，这么漂亮的桃儿，我肯定会忍不住摘一个！
再度去颐和园，是寥寥、双芹相约，还有他们的朋友。我们一起划船，见有人在昆明湖里游泳，我也不管不顾地在大家的阻止声中愣跳了下去。只记得，湖水那么浅，都不好意思站立，且都是污泥，只要脚站地动两下，周身就是一团污黄如云腾起，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水里到处都是刺人的草，躲都躲不开。待我好不容易上了船，腿上血迹斑斑，到处是划痕。
后来他们邀我们同去“老莫”吃饭，第一次看到俄式建筑北京展览馆，第一次吃西餐红菜汤，吃什么没印象了，只记得自己不小心将一瓶冰镇啤酒碰翻落地，一声爆响，惊动四座，但没一个人吭声，我羞得脸通红……
初来北京，每天接触的人和事儿太多，感到眼花缭乱。
一天，大伟带我到三里屯附近散步，我看见一个小卖铺，想到我扎头发的橡皮筋断了接，接了断，我便进去，让大伟看管我的小包，自己去柜台边找橡皮筋。忽听见他叫我，抬头见他在远处的柜台看裙子，我跑过去。“这裙子不错！”他指着挂着的淡蓝色系扣连衣裙，确实不错，大方、朴素。突然我一惊，他两手空空地站在那儿。“包呢？”他一愣，赶紧去原处，哪儿还有包？我来北京旅游的所有钱都在包里，包括我姐姐给的50元外汇券呢！大伟挺着急，不知怎样安慰我，我笑着说：“没关系，我们接着散步吧！”
第二天，大伟说：“听说我把你的钱全给弄丢了，妈妈问你的反应，哭了没有，我一一说了，妈妈说，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能这样，不俗……”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喜悦。
于是，大伟再带我去他家。
离他家不远有个湖，叫团结湖。那里游人稀少，丛丛芦苇，很有野趣。我们租条船，划累了，就任它自由漂浮，随意东西，听蝉嘶鸣蟾蛙鼓聒……船漂到湖中不远的一棵老柳树下，我突然想到水中的柳树上去，就纵身一跃，攀爬到树权上，倚枝靠干，非常得意。但紧接着便发现，上来容易下来难，若跳下，船会重心不稳而倾翻。大伟叫我跳，薇薇吓得尖叫。船在晃动，我脚才碰船船就滑走，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气力已尽，大伟努力将船划得靠近树边，我赶紧双手扒住船舷，却再也无力上去，船一漂，脚腿一下落入水中，上身也湿了。
他让我回家换衣服，我坚决不肯。“那你怎么办？”“我回宿舍去换呀。”“你怎么回宿舍？”“坐公交车呀！”
第二天见面时，大伟笑着告诉我：“妈妈说你是王人美式的人，野猫型。”
一次，大伟有事出去，我跟伯母在小客厅聊天。伯母讲她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她生活在江南，家庭以前很富裕，后来衰败了，长辈抽大烟;有大姐姐、哥哥，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家里将她许给在东洋学绘画的留学生，她不从，跑到苏州求学。——她对我，仿佛是对多年的朋友，推心置腹。 回庐山后，每当想到伯母，我都感到非常温馨、亲切……
1984年8月，我再次到了北京，寥寥帮忙，安排我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他在图书馆上班，身上穿件翻领贴大口袋的蓝色卡其布工作服。此时，学生都放假了，宿舍楼里空空荡荡。
记得一次爬香山，刚走过森玉笏，突然来了一场大雨，上不成下不去，寒气逼人，大伟从书包里摸出硬邦邦的黑馒头，我们边躲雨边啃，觉得特别香。
大伟又带我去他们家。伯母看到我很高兴，她去厨房切菜。突然我听见她叫我，过去一看，她右手握住左手，左手食指流血不止：“你能切完，炒了吗？”“可以。”我照她的做法，将四季豆斜切成粗丝状，炒熟，然后分成两份，我和大伟吃一份。印象中，在家里从未和伯父、伯母一起同桌吃过饭。
饭后，单独和伯母聊天。她谈到家中男孩子的毛病，说他们都太任性、自我，在感情上容易发生变故，谁跟他们都会吃苦头……我不大明白，她究竟是在为我着想，还是因对我不满而委婉地劝我离开大伟，只是傻愣愣地说，大伟不是这样的，心中感到隐隐不安。
伯母建议我们去八大处住两天，伯父在那儿工作。他带领着一群中青年画家，为西直门地铁站制作大型壁画《燕山长城图》和《长江东去图》，每天都很忙，墙上地上，到处是画稿，画着崇山峻岭、蜿蜒的城墙、坚固的烽火楼，江流、山峰、峡谷……中午在大圆桌吃饭，伯父未到大家都不动筷子。晚上，我们各住一个房间，夜里有发动机嗡嗡声，搅得一夜未睡好。
第二天去爬山，大伟兴致勃勃，捉一种类似蝈蝈的昆虫——“山驴子”给我玩……后来不知怎的，为一件琐事与大伟争起来，想到伯母的那番话，我一下烦躁起来，流着泪说：“我们分手吧，我回庐山了！”便转身向山下跑去。
我一气冲到山下，坐上公交车，离开了八大处。到了北京火车站，忽又感到茫然起来，在人群中不知所措。我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着伤心。坐了许久，忽听见有人大声叫我：“小春，小春！”是大伟！他找到北京火车站来了，人太多，找不到我，只好到处喊着，声音都哑了。我忍不住，走了出来……事后大伟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大？……我赶到食堂，爸爸他们都坐在桌旁等着你吃饭呢，一见我就问，小春哪儿去了？我告诉爸爸说你生气跑了。爸爸说，还说什么，你快去找她吧！……还给妈妈打电话，说如果小春来电话，无论如何留住她……”
1985年4月，我和大伟结婚，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任何形式，连假都没请，只是在办公室给同事们发发糖而已。我对伯父、伯母的称呼也相应地改为爸爸、妈妈。
1985年9月23日，课间，我在楼道遇到大伟，他说：“郎郎来电话，说妈妈病危，叫我们马上回去。”我心一沉：“那咱们就得立刻请假，今天就走。”“嗯。”他写好假条，我安排好课后，便去联系下山的汽车。赶回宿舍时，他已收拾完东西，坐着发愣，我搂着他，“你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9月24日到汉口，25日凌晨4：00到北京。车在长安街的晨曦中走着，走在金光中，路两边摆着花儿，迎接国庆。街道干净极了。
大伟先进屋，我听见爸爸的声音：“小春呢？”接着他迎出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谈到妈妈的病，爸爸眼圈红了。我们走进里屋，简直认不出媽妈了，她变得那么瘦！我握住她的手，她睁开眼，说：“别着凉啊……”也许是我的手凉，这时候，她还关心别人。
工艺美院在红庙盖了新的教工宿舍，家家都忙着搬家，楼里好几家都已搬到新居了。家里大部分东西已搬到新居，不料妈妈突然病倒，无法再搬。白家庄的屋里只有一张床，妈妈躺在上面，四周凌乱地放着一些未搬走的东西。我们让爸爸去新居住，那儿也需要收拾。这样，我们留下来照顾妈妈，晚上打地铺睡觉。
妈妈见我们回来后很高兴，她太瘦了，身体极虚弱，我每天给她用艾条灸中脘、足三里、涌泉等穴，连带做饭洗衣之类的，每天都疲乏至极。
一天我正在外屋忙碌，大伟去团结湖药店买艾条。忽听大门开了，有人进到里屋，从脚步声，我知道是爸爸来了，赶紧擦千手，准备进去打招呼。推开房门，见爸爸坐在妈妈床边，两人手拉着手，默默地互相对视着，都在流泪，我悄悄退出来，轻轻带上房门，眼里涌出泪水，默默祈祷妈妈赶紧好起来……
后来爸爸出来，说：“妈要看看你。”我进去了，她说话很吃力，叮嘱我一定要管好大伟，注意营养，多喝酸奶，叫我多穿衣服。“下次再穿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送爸爸走后，我守着妈妈，给她熬药，熏胃，边熏边跟妈聊天。她讲星期天她觉得不行了，打算料理后事：“我为什么要穿袜子呢，就想让他们用白被单裹去火化了。我不存在了，化为一片雾……”她告诫我们要做一个好老师，说了很多很多。
妈妈身体太虚弱，尤其是晚上，总难受地哼着，我睡在她身边，怕有事不敢睡着，她发现了，说：“别管我……你这样我就更难受了……”我凌晨就起来，替她换热水袋。妈妈已长时不吃任何东西了，只喝一点儿热姜茶之类。学院的医生来到家里，替妈妈看病，劝妈妈去医院治疗，妈妈坚决拒绝了。
中秋节的第二天，是妈妈的生日。记得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穿着肥衣大裤，没穿袜子，花白头发，提着一大盒西式蛋糕。一问，才知她是著名民间艺人“皮影路”的长子路志钢。他说，他爸爸瘫了，只能由他来。他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赶到农村，现在政策只落实一半：他从农村回城，工作是刷冲茅厕，一月40元，得养活一家五口，妻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又患乳腺癌，日子没法过。他希望能调到工艺美院做清洁工，兼做模特儿，增加一点收入，今天就为这事，来求助张仃老院长。
送他走后，我将这事转告妈妈，妈妈流泪了。后来爸爸来了，妈妈一见面就向他提起这件事，爸爸立刻答应替他向院里申请。妈妈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她要破例吃点东西，她挑了一朵奶油花儿吃，我们祝贺妈妈生日，然后一人吃一块蛋糕，爸爸只吃一块小的。
晚上，大家都走了，我和大伟坐在妈妈身边。大伟感伤地说，这是第一次给妈妈过生日。妈妈说，她不喜欢热闹，以后过生日，有我们在她身边就可以了。又说，如果病好了，就跟我们去庐山住一段时间……
妈妈问我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庐山，我如实讲了：“嗯。我喜欢庐山，觉得在庐山心里特别宁静。”妈妈叹口气，说：“你性格好，北京的老干部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喜欢质朴的人……”说到这儿，她又流泪了，我也流了泪。
“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梦中都想闻家乡的油菜花香，”妈妈说。我边帮她梳头发，边听她讲小时候的事情，讲过去当媳妇有多可怜，讲过年时怎样用胭脂点前额，还讲她如何抗婚：“对方也是画画的，在东洋留学……”
她让我穿上她的米灰色大衣，连声说好看，要我穿走，我不肯，她说：“你不穿走，以后可都是别人的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悲从中来。
我们的假期很快就要到期了。10月16日，他们哥儿四个把妈妈送到红庙新居，从内心讲，妈妈其实不愿意搬家，她对自家庄充满感情，她说：“我只认自家庄这个家。”
我们10月19日晚离开北京。临行前，我们去新居和妈妈告别，妈妈一见我们就流泪了。“把你们冷坏了吧。我说给你们找衣服，也没能力找……”——这是指我们在白家庄睡地铺，她担心我们着凉。妈妈又说：“明年见啊……”我听了，泪止不住地流。爸爸眼睛红红地握着我的手，忽然，向我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我慌得不知所措。
回庐山的路上，大伟感慨说：“唉，人生变化太快了，5月份我回来，家里还是好好的，现在妈妈变成这样，爸爸也老了……”说着就流下流泪。
这一别，竟成永诀。
1985年12月8日凌晨，妈妈去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是：“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作者：周小春，中学语文教师，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