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民政部发布通告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违反“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其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裁令其撤销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等9个三级机构。
　　被撤销的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旗下二级机构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下属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06年，原名蛙类专业委员会，2019年3月才更改为现名。
　　2月16日，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在其微信公号上推出一篇题为《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的文章，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批判者认为，在疫情严峻之际文章鼓吹养殖、食用野生动物，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随后就此发文致歉，并表态撤销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

“人养蝌蚪天养蛙”

　　东北林蛙也叫“雪蛤”，生长在東北地区。每年冰雪时节，东北林蛙需要在水下冬眠100多天，它被视为集药用、滋补和美容于一体的名贵蛙种。过去50年来，东北林蛙养殖业发展迅猛，成为蛙类养殖行业的主力军。
　　与很多生活在东北林区的人一样，黑龙江伊春人王宪斌很小就捕食东北林蛙。“我们祖辈都抓，当副食吃。”在王宪斌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一只东北林蛙可以卖5毛钱，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那时候没有禁捕令，被疯狂捕捉的东北林蛙，到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濒临灭绝。
　　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探索东北林蛙养殖。与公众熟知、可以圈养的牛蛙相比，东北林蛙养殖的难度很大。
　　“东北林蛙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相当特殊。它在水下冬眠时用皮肤呼吸，如果没有活水供氧，会窒息而死。而它的皮肤保水功能弱，在湿度不够的环境下，也容易因为失水而死亡。”吉林市朝亮长白山林蛙养殖场老板张朝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东北林蛙对温度、湿度、食物、越冬条件等要求苛刻，人工难以完全模拟它需要的生存环境。
　　此外，东北林蛙有春季上山到林中生活、秋季下山到水中越冬的习性，难以在完全封闭和人为干预的条件下成活。
　　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一些养殖户尝试利用天然林环境养殖东北林蛙，逐渐形成了人工管理与野生放养相结合的半人工养殖模式。养蛙人利用人造水池或天然水域孵化蛙卵、喂养蝌蚪;蝌蚪成蛙后，将其放归山林生长，待其秋季下山越冬时，再行捕捉回收。这种半人工养殖模式，被形象地概括为“人养蝌蚪天养蛙”。
　　但即便是半人工养殖，东北林蛙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很苛刻。养蛙人需要承包植被条件好、水源充足的天然栖息地，利用自然的沟系来进行养殖。
　　东北林蛙养殖的真正普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吉林省和龙市为例，该市1991年在林区开始人工养殖东北林蛙，养殖数量为6万只。1997年，养殖在全市形成规模，年回捕东北林蛙数增至100万～120万只。
　　“那时候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林业工人收入很低，另一方面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东北林蛙的养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哈尔滨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说。
　　1998年起，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禁伐天然林的同时，鼓励林场下岗职工依托林业资源再就业。在东北三省，东北林蛙养殖作为替代性的林下经济之一，得以广泛推广。
　　正是在1998年，王宪斌在林业部门鼓励下，从一名林场工人转型为养蛙人。“大伙儿见干这行能赚钱，养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宪斌承包了2000公顷的林地，头三年免费，三年后需要向林业部门交纳每年每公顷2元的林地有偿使用费。如今，这一费用在当地涨到每年每公顷3.5元。
　　张朝亮则是在1999年入行的。吉林林学院毕业的他，早年任职吉林省磐石县（现磐石市）特产局副局长。有次调研遇到一位养蛙户，得知对方从承包林场到养殖投入不到2000元，营收却高达15万元，当时月薪只有100多元的他大为震撼。1999年，他辞职下海，走上了养蛙道路。
　　2003年，国家林业局首次开列《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东北林蛙和黑龙江林蛙被纳入其中，这对东北林蛙养殖的规模化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共分布有17种林蛙。不同种类的林蛙生活习性迥异，只有分布在东北的东北林蛙和黑龙江林蛙能够被人工养殖，尤以东北林蛙为甚。“其他15种想要养殖，也必须摸清其固有的生存规律。它们之所以没有被大规模养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价值不高，就像乌鸡可以做白凤丸，其他鸡却不行。”张朝亮说。
　　早年东北林蛙的养殖较为无序。据原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发布的《东北三省中国林蛙资源调查研究》介绍，2004年分布在黑、吉、辽三省的东北林蛙野生种群数量为8.48 亿只，与上世纪90年代的普查结果相比，减少了21.5%～32.7%。这篇研究还提到，东北林蛙数量的减少，有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的因素，也有管理不到位、人为干扰的问题。

成立专业委员会推广养殖

　　2006年7月，蛙类专业委员会在黑龙江铁力市挂牌成立。“当年国家林业局对东北三省东北林蛙养殖产业进行了调研，肯定了半人工养殖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授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专业委员会成立蛙类专业委员会。”张朝亮说。他也是蛙类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社会团体，行政上受国家林草局指导。1991年1月，该协会成立了二级机构——养殖专业委员会。养殖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由学院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担任主任。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如果无序、无组织发展，容易乱套，养殖专业委员会起到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李青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野生动物种类有很多，我们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所以又在养殖专业委员会下成立了蛙类、蛇类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

　　蛙类专业委员会的核心领导成员除张朝亮外，还有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赵文阁（主任）和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田秀华（副主任），二人均是研究和推广东北林蛙养殖的学者。
　　虽然在中国被养殖的蛙类有牛蛙、石蛙、黑斑蛙、虎纹蛙等多种，但蛙类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东北林蛙的养殖，包括学术研讨、行业调查、技术推广等。
　　据张朝亮介绍，蛙类专业委员会甫一成立，便投入到《东北林蛙养殖实用技术》一书的编写中。这本书于2009年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成为养蛙人必备的参考教材。此外，委员会还受国家林业局之命，制定了《东北林蛙养殖操作规程》，作为规范化养殖的操作依据。
　　在赵文阁等三人的主导下，蛙类专业委员会举办过多期养殖技术培训班，在东北三省评选了二十多个东北林蛙养殖示范基地，并授予吉林省舒兰市“中国东北林蛙养殖之乡”称号。“舒兰林蛙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当地林业局专门设了个林蛙办公室，发放许可证和技术培训。”张朝亮说。
　　但蛙类专业委员会仍然没有改变东北林蛙的半人工养殖模式。张朝亮提到，2006年一名委员会成员向铁力市两百多名农户推广全人工养殖，但在很短的时间便宣告失败。
　　2011年，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宁方勇、白秀娟等人在《中国林蛙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一文中指出，东北林蛙的人工养殖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摸索后，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以封山封沟为主、以人的饲养管理为辅的“半山半人”模式，未见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科学的东北林蛙全人工养殖模式。
　　这种养殖方式很難对纯野生东北林蛙和养殖东北林蛙进行区分。有专家认为，“严格来讲，东北林蛙不属于人工养殖种群，应属野生动物。”事实上，人工养殖对东北林蛙野生种群的影响和养殖合法性问题，长期以来饱受质疑。
　　即便存在争议，东北林蛙养殖业依然获得了快速发展。“吉林省在‘十二五’期间把林蛙作为八大主导产业之一，每年省财政都拿出500万元作为产业扶持资金，现在又把它列为‘十三五’八大林下经济主导产业之一。”原蛙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田秀华说。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东北林蛙养殖数量目前达100亿只，与之对比，牛蛙、石蛙、黑斑蛙、虎纹蛙等其他蛙类的养殖数量均在10亿只以下。
　　张朝亮表示，这些数据是他们向各地林业部门调取资料统计出来的。“东北林蛙是半人工养殖，养殖数量虽然多，但回捕率不到5%，导致东北林蛙的商品量实际上远远低于全人工养殖的其他蛙类。”
　　以牛蛙为例，牛蛙是外来蛙种，1959年从古巴引入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大范围推广养殖，用途单一、产业链单一，主要供肉食，各地每斤售价在5元～15元。而相比之下，东北林蛙每斤售价为80元～260元。
　　据张朝亮介绍，东北林蛙全身均可入药，卵、籽、肉、骨、皮、脑、油等，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中，最为昂贵的雪蛤油，取自母蛙的输卵管，按照品级高低，每斤售价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事实上，东北林蛙从卵到成体都是商品，只不过用途不同。卵和幼蛙的买卖是为了繁育，成体蛙最终会流向餐桌和药品加工厂。这一过程涉及收购商、药品行业、保健品行业、化妆品行业、餐饮行业等，从而构成了一整套产业链条。
　　田秀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北林蛙养殖户约3.4万人，全链条从业人员约50万人，年产值高达120亿元。“东北林蛙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决定着这个产业将久盛不衰。”《东北林蛙养殖说明》如是强调。

55号令

　　2018年8月25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陈凤学等人到黑龙江伊春调研东北林蛙养殖业。
　　陈凤学在调研中提到，东北林蛙养殖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精准扶贫、保障人民健康、提高我国中医药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种源退化、产品单一及管理滞后等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林蛙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在这一年，蛙类专业委员会及其大力推广的东北林蛙养殖业遭遇了一场危机。
　　2018年9月19日，央视财经频道以《黑龙江伊春：林蛙下山越冬，遭遇半路拦截“灭绝式”捕猎》为题，报道了黑龙江伊春林区非法捕猎东北林蛙的现象。报道提到，伊春境内的汤旺河、依吉密河、欧根河、呼兰河等流域存在大量的“旱亮子”，“严重的甚至把一座山都层层包围了起来”。
　　“旱亮子”是东北方言，指用来捕捉东北林蛙的塑料膜。每年秋季东北林蛙下山越冬时，捕蛙人用一米多高的塑料膜在山腰设置屏障，阻碍东北林蛙下山，以进行捡拾。
　　报道认为，这是一种灭绝式的猎捕手段，使用者既有偷蛙人也有养蛙人。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还提到，不少养殖户与林业部门通常只有一纸养殖合同书，缺乏法律所要求的种蛙产地证明、检疫证明、市场经营许可等手续，实际上是“以养殖为名，行猎捕之实”。
　　报道发出第二天，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禁止猎捕林蛙加强野生动物管理的紧急通知》（黑政办规〔2018〕55号，下称55号令），要求对东北林蛙越冬地、迁徙通道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拆除“旱亮子”，保证迁徙通道畅通。55号令还提到，要坚决禁止以养殖名义非法捕捉野生东北林蛙的行为，并将2018年秋季至2020年底设为野生东北林蛙恢复期，禁止猎捕和经营野生东北林蛙的活动。 　　伊春养殖户崔世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东北林蛙养殖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55号令限制养殖和回捕，对不少养殖户造成了致命打击。
　　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名誉院长马建章专门给黑龙江省政府写了一封《关于加大行业整顿和规范力度、推动林蛙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建议信提到，受55号令影响，整个伊春地区养蛙户损失在2亿元以上，全省养蛙户损失在6亿元以上。
　　马建章表示，2018年11月18日应部分东北林蛙养殖户请求，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中我们发现，‘灭绝式’捕猎言过其实，目前看，林区确实存在违法捕猎东北林蛙的行为，但多是三五成群的散户和个人。绝大多数养蛙户只是捕捉利用已经发育到一定大小的成年蛙，将未成年蛙集中到越冬池越冬，第二年放归至所承包的山林继续成长。”
　　针对“旱亮子”的争议，田秀华解释称，这是养殖户回捕东北林蛙的必要方式，“如果不用‘旱亮子’，很难对分散的东北林蛙进行回收。冬季不少河流干涸，东北林蛙找不到水源很容易死掉。跟盗猎者不一样的是，养殖户使用‘旱亮子’时通常是‘抓大放小’。”
　　55号令对东北林蛙养殖业带来的影响持续至今。“说我们只抓不养、掠夺野外资源，我们养殖户不服。”伊春养蛙人崔世强反复强调，虽然东北林蛙是半人工养殖，但付出的心血并不少。他说，他所承包的林区东北林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从“学会”到“产业协会”

　　2018年10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立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取代了之前的养殖专业委员会。据张朝亮介绍，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原计划下设17个分支机构，包括已经成立的蛇类、蛙类、雁鸭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和计划成立的鸟类、龟鳖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等。
　　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是2019年3月在东北林业大学成立的，取代了之前的蛙类专业委员会。
　　张朝亮解释说，之所以更名，“是因为野生动物养殖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每年产值达到5000多个亿，原来委员会的职能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原国家林业局授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转变养殖专业委员会的职能”。
　　据张朝亮分析，这些分支机构原来是“學会”性质，成员以学者为主，工作内容聚焦于学术研讨和养殖技术的规范和推广;重新成立后，分支机构的性质转变为“产业协会”。
　　“一个明显变化是，分支机构的领导由原来的学术专家变成了老板。”张朝亮说。以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为例，主任一职由此前的学者赵文阁，改为商人张凤春出任。后者是黑龙江省四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企业的主要业务正是东北林蛙养殖与销售。与此对应，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由学术层面拓展到具体的行业服务。
　　在运营模式上，新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服务费和赞助费。“对蛙场水准进行评估、提供法律服务、搞培训，可以适当收点费用。此外，我们还帮张凤春收购东北林蛙，用来加工雪蛤油。他拿出来一部分钱赞助新委员会。”张朝亮说。
　　“这几年，各个部门都卡你，有了这个组织，我们就有反映问题的地方了，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曾受邀参加新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王宪斌说。张朝亮则提到，新委员会成立后最大的贡献，“就是扭转（55号令）带来的被动局面”。

　　《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对混养、只抓不养、无证养殖等之前针对东北林蛙养殖的质疑，逐一撰文反驳。此外，针对伊春林草局执行55号令时，在区分野生东北林蛙与养殖东北林蛙上遇到的困难，新委员会组织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多次研讨，并提出解决方案。
　　2月16日，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高涨之际，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在微信公号推出《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一文说，“因一次疫情就全面禁野是武断的，不科学、不理性，不仅杜绝不了新病毒产生，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就人类而言，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从未停止，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刚性需求”。
　　作为该文作者之一，张朝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认为文章的观点有错”，“仅靠人为限制，停留在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浅层次思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文章认为野生动物养殖实质上是保护的另一种形式，不应将保护和利用对立起来。
　　东北林蛙养殖业引起的纷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护”和“利用”主导的两种立场，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较量。3月22日，央视财经频道推出报道《林蛙：黑色利益链下隐藏的生态“炸弹”》，再次聚焦东北林蛙养殖议题。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接受采访时提到，半人工养殖的方式，已经对东北林蛙种群的遗传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
　　保护界人士与养蛙人之间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随着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东北林蛙养殖合法化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前述哈尔滨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认为，“东北林蛙养殖说到底是个专业问题、科学问题，是否应该合法化，需要成立专家组去研究，给出科学结论”。
　　王宪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东北林蛙养殖业已被按下暂停键，他正在等待政策的最终敲定。
　　日前，国家林草局下发通知，要求全面整顿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从业机构，停止一切以食用为目的的经营利用陆生野生动物活动。
　　野生动物禁食令出台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邱仁宗、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罗胜联等17人发出联名公开信，呼吁将燕窝、雪蛤油等“不能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制品和衍生品”列入禁食范围。
　　张朝亮说，“东北林蛙养殖业随时可能被宣判死刑，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