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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不过关
周作人抗战时“落水”，后来受审又被释放，到了沧桑鼎革之际，又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晚年自此始。无疑，彼时的所谓“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到了此时，他是心中没数了。不过，为了一家子的生活，以及打发自己晚年时光，他要试上一试。
于是，周作人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事宜，先后上书数次。所谓“上书”，当然是向高层的表态和请求。此后，间又有多次书信呈递，具体负责和接洽的，是负责文教的周扬，呈递的对象则是高层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胡乔木等。不过可惜，当年这些人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相关当事人以及具体奉命与之接洽的人，则遗下些许回忆，于是今天我们还能依稀拼凑出前前后后的消息。
先说几次“上书”。
1949年7月4日，据说周作人曾致周恩来一信（《鲁迅研究动态》杂志曾公布了原版照片——作者注）。一年半之后，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为周作人事写信请示毛泽东，其中提及：“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是证明此前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失收，此后致毛泽东的信，由秘书胡乔木收阅。至于周作人给周扬的信（附给毛泽东的信），也由周扬转给胡乔木，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示曰：“照办。”据此倪墨炎认为周作人“上书”最后获得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文化汉奸吗？也没有杀人放火，他懂得希腊文，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可以叫他搞些翻译，将来给出版。”这里，所谓“文化汉奸”，“又没有杀人放火”，“做翻译工作”等，未见出处，属于“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
却说胡乔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遂与周扬商量，决定由周扬找周作人谈话。4月4日，周扬派人通知周作人谈话；翌日，周作人往文化部见周扬，周扬让其写“彻底认错”的检讨，“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等，并告诉他自己即将去上海，检讨写好后可直接寄至上海。22日，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和书写，周作人将检讨挂号寄至上海，然而由于这份检讨没有被通过，周扬也未予复信。
沧桑鼎革之后，所谓天翻地覆，过去有罪的人或者戴罪在身的人，是有必要“输诚”了，当时《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托派”分子刘仁静和李季的“公开的检讨”。此后，刘仁静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李季则担任了国家出版总署的特约翻译。显然，周扬（其实是代表胡乔木等人的意见）也要周作人效此表态，但周作人的陈辞不仅不似刘、李的“认罪”，反而不识相地自我夸耀。据林辰《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一文：1949年7月4日，周作人致周恩来的信（也是他后来几次“上书”的底本），冯雪峰、林辰等后来都看到过，其内容主要是两点：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其在信中自称的“拍马屁”）；关于自己的汉奸问题（其在信中自称的“丑表功”）。前者，由周作人曾致力的妇女问题的研究，他自认可以由此导入社会问题的全盘解决，（“我由妇女问题一角人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这是他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与执政党的共鸣。后者，周作人再次进行了解释，即自己的“下水”是别有原因，如家人14口的生活、保存北大图书馆等、抵制王揖唐辈，所谓“积极”和“消极”的维护和防护，“明和暗的种种抗争”等，同时又在自己的思想背景上做了诠释，特别是他的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招致了片冈铁兵的攻击，等等。
“突然想到了死”
既然周作人不作表现，他的境况也就没有得到什么大变化。在北京，他仍以写稿和译书为生，文章在上海的《亦报》《大报》上发表，译稿则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出版。至于其“上书”提到的住房，除了他的居所，八道湾的住宅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作为逆产查封的住房，由政府分配给别人居住，八道湾于是成了大杂院。而此前由国民党政府没收的周作人的藏书（其中包括周氏其他兄弟所共有的），则统归北京图书馆所有。不过，总归是“文化名流”，特别是从1954年起，全国的经济状况转好后，文化建设提到了日程，全国“一盘棋”院系调整，起用老知识分子，许多“文化名流”受到重视，如历史学家顾颉刚被调至北京的历史研究所，薪金每月2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200元），至1956年又增至345元（研究员的最高工资）；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编译所，由老翻译家罗稷南等加入，也每月给予固定津贴。如此，周作人也就由中宣部指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费”名义每月发放生活费用（周作人的著译原则皆由该社统一出版）。周作人感激不尽，也投桃报李，勤奋译书，先后交出11部译稿，另外撰写了两部关于鲁迅的书，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校订了《明清笑话四种》，此外还参与审订了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等多种译稿。
在那些日子里，他可谓文事兴旺，不仅每日提笔疾书，整理旧著，又访客不断，而约稿的来人也络绎不绝，各家出版机构乃至报刊编辑纷纷登门求稿。1957年1月14日，他在信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可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见《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还有一些记者上门来采访。更难得的是居然还享受了一次“公费旅游”——那是1956年9月，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他与王古鲁、钱稻孙三人往西安一行。9月23日，三人启程，翌日抵达西安，受到西安“文联”的迎接，三人下榻西安人民大厦，接下来几日，三人游览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博物馆等，不亦乐乎，直到10月10日结束行程返京，前后共半个月。西安一行之后，是年10月，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三人又赴京郊的官厅水库参观；17日，又出席了中国文艺家联合会招待宴会；19日，三人又共同出席了北京各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12月，周作人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参观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1956年8月18日，他在信中说：“今年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国内刊物渐见活跃，来我处索稿者多，苦于无法应付，因我所写系报告事实，资料有限，无法多写，但不得已亦非应酬不可。已写了两万余字，看来纪念过去，我可以‘托荫’写成一册小书，目下已有出版社来预约，可谓敏捷矣。应绍兴之鲁迅纪念馆约我去看一趟，大概有些物件要托‘鉴定’，我得公费旅行，一看现今的百草园，亦甚乐意。”（见《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 以上是晚年周作人平淡生活中十分罕见的活动了。1957年3月，周作人诗兴大发，作诗曰：“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老僧已是沾泥絮，秉烛还看末摘花。”也是差不多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署名“周启明”）。
彼时正是共和国蒸蒸日上之时，全不似接下来的多事之秋，于是周作人可以正常地写作、翻译，以及与人交往。而共和国的领袖如毛泽东等，当然都熟知这位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贡献的鲁迅之弟，估计那时又有好管“闲事”的章士钊居间传话，也能发挥一点作用，而章士钊是有这个“资格”的，周作人是由张次溪传话给章士钊（他与周作人有诗词唱和）。不仅周作人，章士钊还向毛泽东反映过其他历史“过气”人物的遗留问题，如195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对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情况来信的批语》中说：“嘱彭真查明处理。”
到了1959年12月11日，周作人再致周扬一信。12月4日，又致康生一信。这次“上书”的内容，估计是周作人在大饥馑时难以维持生活了，被迫有此举动。此后的1960年1月，显然周作人的“上书”有了回应，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人谈预支稿费一事，即同意每月预支400元供周作人的家用。当时周作人也以为是自己的“上书”发生了效用，后来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六〇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提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的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虽说是预支稿费，不过积欠下来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因为负担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有百余元以上，这是我拮据的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信中所称的“中央一委员”，显然是指康生，康生当时负责文教方面的工作。不过，虽然有了400元的家用，大概是家用奢费（日本夫人的习惯以及医药的开支、佣人的支出等），仍不能维持，这年10月，周作人开始出售家中的物品，有古钱、铜镜、书画等，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提及：“拟减少庸（佣）人。家内不能通过，只得任之，甚感不快。”
在他最难过的日子里，即1961年1月，周作人突然想到了死，当时在他的日记中，居然有“即便溘然，亦已满足矣”这样的话。
卖日记，卖文物
没有办法，只好再次“上书”。1961年7月27日，周作人再致周扬一信，此信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转交（抗战时周作人曾帮助过李星华）。然而此次“上书”的效力可能不大，到了11月，周作人拟出售自己的日记，可能这也是当时他身边最值钱的东西了。不久，文化部表示拟收购，以及包括周作人收藏的书简之类，这些东西收购后交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全部费用大致是1800元。此次周作人的“出售”，由友人常维钧居间传话，对于价格，周作人大致表示同意，不过，因为他正在写《药堂谈往》，因尚未完成，他的日记后面的几册须完成文章后再交出，至于书信等，也须有暇整理云云。
1962年1月，周作人将自己的旧日记售予鲁迅博物馆，得款1000元。2月，又得到收购款800元。4月，因鲁迅博物馆经费困难，原定款项不能办到，常维钧传话：须另想办法。这一下，周作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4月8日，羽太信子病逝。最能花钱的主儿没了，也许周作人的负担减轻了许多吧。也是在大饥馑的岁月里，周作人不惜“脸面”，时常写信要求海外友人帮助，而他不时获得了海外友人（柳存仁、高伯雨、鲍耀明等）寄赠的食物等。
1964年11月16目，周作人又致康生一信。信的内容，估计与此前的7月人民出版社降低预支稿费有关。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每月预支稿费减付了100元，到了9月，又减为200元，较此之前，少了一半。逾年，1965年4月26日，周作人立下苍凉遗嘱，所谓“死无遗恨”，“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
其实，晚年周作人的生活较之一般百姓，不知高出几许。他的文童多在香港等地发表，以换取费用，但他仍感到生活的压力。1965年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心事重重，百忧俱集，简而言之，只是忧无钱耳。”翌日，又提笔说：“生活甚苦，而兴致似不差，亦甚难得。”1966年6月2目，他致海外友人曹聚仁等一信，所言“皆为钱事”。7月10日，周作人致信章士钊，仿佛欲引前例，他说：“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18日，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来访，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甚可感荷。”31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旁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日思惟，亦不禁悯笑也。”
周作人把希望甚至是侥幸全部寄托在与毛泽东有旧的章士钊（字行严）身上，其情可悯，其状可哀。那是“文革”爆发之后的日子呵，就是童士钊也自顾不暇了。到了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大破“四旧”，周作人知大难来临，于是呈书派出所，请求安乐死（服安眠药），不准。
翌年5月6日，周作人寂然去世。
晚年的翻译和出版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文回忆说：“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和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这是周作人最早“上书”之后的事了。
又据李文兵《周作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一文：“周作人是我社约请的翻译者，主要是译日本的古代作品和古希腊作品（他与罗念生同志互相合作，互译互校），交我社出版支取稿费。后来他写信给康生，诉说妻子生病卧床，生活困难，希望与我社建立长期关系，以便有较稳定的收入。康生把信批给周扬，周又批给钱俊瑞（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批到我社。我社即派人与周作人谈定，他每月交稿三万字，我社每月给他四百元，作稿费支付，出书后扣除。后来他并没有交出那么多稿，预支给他的稿费也没有追回，实际上也无法追回。说他是我社约请的‘社外翻译’，庶几无误；而所谓‘顾问’之说，则绝无此事，纯属子虚。”
晚年周作人的头衔，以及他的生活来源，大致如是。周作人预支稿费，先是200元，后来改为400元，“尽管这样，他仍不断诉说困难，如口粮分配，白面不足；或是在西安的女儿家发生什么困难，要特别支款，等等，大都一一予以满足。但仍发现他将文物书画寄到香港去出卖，被海关扣住；甚至给海外的信，诉苦道穷，自称‘乞食为生’。在有些小报上写文章，署名为周长年。绍兴话地主富农的长期雇工就叫‘长年’，他就把自己当作在给人作苦工。”
虽然周作人如此“穷相”，不过他对工作是认真的、执着的。他从1949年时的64岁，到临死前的81岁，17年里一共翻译了400万字，著述则有200万字，总计600万字。楼适夷回忆说：“周作人给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是很勤劳很认真的，甚至有时带着病还在不断工作，他的大量译稿，除了陆续出版的以外，至今还有相当的数量，积压在出版社编辑部的柜子里。”
如今，周作人的著作、译稿，大概都已全部出版、再版了，特别是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全书共11卷。这是周作人译文全集首次出版，总计7000余页，据称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持续绝版，极为珍贵。
换言之，地下的周作人应该没有遗憾了。
周作人抗战时“落水”，后来受审又被释放，到了沧桑鼎革之际，又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晚年自此始。无疑，彼时的所谓“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到了此时，他是心中没数了。不过，为了一家子的生活，以及打发自己晚年时光，他要试上一试。
于是，周作人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事宜，先后上书数次。所谓“上书”，当然是向高层的表态和请求。此后，间又有多次书信呈递，具体负责和接洽的，是负责文教的周扬，呈递的对象则是高层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胡乔木等。不过可惜，当年这些人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相关当事人以及具体奉命与之接洽的人，则遗下些许回忆，于是今天我们还能依稀拼凑出前前后后的消息。
先说几次“上书”。
1949年7月4日，据说周作人曾致周恩来一信（《鲁迅研究动态》杂志曾公布了原版照片——作者注）。一年半之后，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为周作人事写信请示毛泽东，其中提及：“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是证明此前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失收，此后致毛泽东的信，由秘书胡乔木收阅。至于周作人给周扬的信（附给毛泽东的信），也由周扬转给胡乔木，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示曰：“照办。”据此倪墨炎认为周作人“上书”最后获得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文化汉奸吗？也没有杀人放火，他懂得希腊文，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可以叫他搞些翻译，将来给出版。”这里，所谓“文化汉奸”，“又没有杀人放火”，“做翻译工作”等，未见出处，属于“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
却说胡乔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遂与周扬商量，决定由周扬找周作人谈话。4月4日，周扬派人通知周作人谈话；翌日，周作人往文化部见周扬，周扬让其写“彻底认错”的检讨，“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等，并告诉他自己即将去上海，检讨写好后可直接寄至上海。22日，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和书写，周作人将检讨挂号寄至上海，然而由于这份检讨没有被通过，周扬也未予复信。
沧桑鼎革之后，所谓天翻地覆，过去有罪的人或者戴罪在身的人，是有必要“输诚”了，当时《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托派”分子刘仁静和李季的“公开的检讨”。此后，刘仁静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李季则担任了国家出版总署的特约翻译。显然，周扬（其实是代表胡乔木等人的意见）也要周作人效此表态，但周作人的陈辞不仅不似刘、李的“认罪”，反而不识相地自我夸耀。据林辰《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一文：1949年7月4日，周作人致周恩来的信（也是他后来几次“上书”的底本），冯雪峰、林辰等后来都看到过，其内容主要是两点：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其在信中自称的“拍马屁”）；关于自己的汉奸问题（其在信中自称的“丑表功”）。前者，由周作人曾致力的妇女问题的研究，他自认可以由此导入社会问题的全盘解决，（“我由妇女问题一角人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这是他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与执政党的共鸣。后者，周作人再次进行了解释，即自己的“下水”是别有原因，如家人14口的生活、保存北大图书馆等、抵制王揖唐辈，所谓“积极”和“消极”的维护和防护，“明和暗的种种抗争”等，同时又在自己的思想背景上做了诠释，特别是他的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招致了片冈铁兵的攻击，等等。
“突然想到了死”
既然周作人不作表现，他的境况也就没有得到什么大变化。在北京，他仍以写稿和译书为生，文章在上海的《亦报》《大报》上发表，译稿则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出版。至于其“上书”提到的住房，除了他的居所，八道湾的住宅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作为逆产查封的住房，由政府分配给别人居住，八道湾于是成了大杂院。而此前由国民党政府没收的周作人的藏书（其中包括周氏其他兄弟所共有的），则统归北京图书馆所有。不过，总归是“文化名流”，特别是从1954年起，全国的经济状况转好后，文化建设提到了日程，全国“一盘棋”院系调整，起用老知识分子，许多“文化名流”受到重视，如历史学家顾颉刚被调至北京的历史研究所，薪金每月2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200元），至1956年又增至345元（研究员的最高工资）；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编译所，由老翻译家罗稷南等加入，也每月给予固定津贴。如此，周作人也就由中宣部指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费”名义每月发放生活费用（周作人的著译原则皆由该社统一出版）。周作人感激不尽，也投桃报李，勤奋译书，先后交出11部译稿，另外撰写了两部关于鲁迅的书，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校订了《明清笑话四种》，此外还参与审订了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等多种译稿。
在那些日子里，他可谓文事兴旺，不仅每日提笔疾书，整理旧著，又访客不断，而约稿的来人也络绎不绝，各家出版机构乃至报刊编辑纷纷登门求稿。1957年1月14日，他在信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可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见《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还有一些记者上门来采访。更难得的是居然还享受了一次“公费旅游”——那是1956年9月，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他与王古鲁、钱稻孙三人往西安一行。9月23日，三人启程，翌日抵达西安，受到西安“文联”的迎接，三人下榻西安人民大厦，接下来几日，三人游览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博物馆等，不亦乐乎，直到10月10日结束行程返京，前后共半个月。西安一行之后，是年10月，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三人又赴京郊的官厅水库参观；17日，又出席了中国文艺家联合会招待宴会；19日，三人又共同出席了北京各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12月，周作人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参观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1956年8月18日，他在信中说：“今年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国内刊物渐见活跃，来我处索稿者多，苦于无法应付，因我所写系报告事实，资料有限，无法多写，但不得已亦非应酬不可。已写了两万余字，看来纪念过去，我可以‘托荫’写成一册小书，目下已有出版社来预约，可谓敏捷矣。应绍兴之鲁迅纪念馆约我去看一趟，大概有些物件要托‘鉴定’，我得公费旅行，一看现今的百草园，亦甚乐意。”（见《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 以上是晚年周作人平淡生活中十分罕见的活动了。1957年3月，周作人诗兴大发，作诗曰：“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老僧已是沾泥絮，秉烛还看末摘花。”也是差不多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署名“周启明”）。
彼时正是共和国蒸蒸日上之时，全不似接下来的多事之秋，于是周作人可以正常地写作、翻译，以及与人交往。而共和国的领袖如毛泽东等，当然都熟知这位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贡献的鲁迅之弟，估计那时又有好管“闲事”的章士钊居间传话，也能发挥一点作用，而章士钊是有这个“资格”的，周作人是由张次溪传话给章士钊（他与周作人有诗词唱和）。不仅周作人，章士钊还向毛泽东反映过其他历史“过气”人物的遗留问题，如195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对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情况来信的批语》中说：“嘱彭真查明处理。”
到了1959年12月11日，周作人再致周扬一信。12月4日，又致康生一信。这次“上书”的内容，估计是周作人在大饥馑时难以维持生活了，被迫有此举动。此后的1960年1月，显然周作人的“上书”有了回应，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人谈预支稿费一事，即同意每月预支400元供周作人的家用。当时周作人也以为是自己的“上书”发生了效用，后来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六〇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提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的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虽说是预支稿费，不过积欠下来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因为负担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有百余元以上，这是我拮据的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信中所称的“中央一委员”，显然是指康生，康生当时负责文教方面的工作。不过，虽然有了400元的家用，大概是家用奢费（日本夫人的习惯以及医药的开支、佣人的支出等），仍不能维持，这年10月，周作人开始出售家中的物品，有古钱、铜镜、书画等，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提及：“拟减少庸（佣）人。家内不能通过，只得任之，甚感不快。”
在他最难过的日子里，即1961年1月，周作人突然想到了死，当时在他的日记中，居然有“即便溘然，亦已满足矣”这样的话。
卖日记，卖文物
没有办法，只好再次“上书”。1961年7月27日，周作人再致周扬一信，此信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转交（抗战时周作人曾帮助过李星华）。然而此次“上书”的效力可能不大，到了11月，周作人拟出售自己的日记，可能这也是当时他身边最值钱的东西了。不久，文化部表示拟收购，以及包括周作人收藏的书简之类，这些东西收购后交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全部费用大致是1800元。此次周作人的“出售”，由友人常维钧居间传话，对于价格，周作人大致表示同意，不过，因为他正在写《药堂谈往》，因尚未完成，他的日记后面的几册须完成文章后再交出，至于书信等，也须有暇整理云云。
1962年1月，周作人将自己的旧日记售予鲁迅博物馆，得款1000元。2月，又得到收购款800元。4月，因鲁迅博物馆经费困难，原定款项不能办到，常维钧传话：须另想办法。这一下，周作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4月8日，羽太信子病逝。最能花钱的主儿没了，也许周作人的负担减轻了许多吧。也是在大饥馑的岁月里，周作人不惜“脸面”，时常写信要求海外友人帮助，而他不时获得了海外友人（柳存仁、高伯雨、鲍耀明等）寄赠的食物等。
1964年11月16目，周作人又致康生一信。信的内容，估计与此前的7月人民出版社降低预支稿费有关。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每月预支稿费减付了100元，到了9月，又减为200元，较此之前，少了一半。逾年，1965年4月26日，周作人立下苍凉遗嘱，所谓“死无遗恨”，“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
其实，晚年周作人的生活较之一般百姓，不知高出几许。他的文童多在香港等地发表，以换取费用，但他仍感到生活的压力。1965年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心事重重，百忧俱集，简而言之，只是忧无钱耳。”翌日，又提笔说：“生活甚苦，而兴致似不差，亦甚难得。”1966年6月2目，他致海外友人曹聚仁等一信，所言“皆为钱事”。7月10日，周作人致信章士钊，仿佛欲引前例，他说：“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18日，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来访，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甚可感荷。”31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旁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日思惟，亦不禁悯笑也。”
周作人把希望甚至是侥幸全部寄托在与毛泽东有旧的章士钊（字行严）身上，其情可悯，其状可哀。那是“文革”爆发之后的日子呵，就是童士钊也自顾不暇了。到了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大破“四旧”，周作人知大难来临，于是呈书派出所，请求安乐死（服安眠药），不准。
翌年5月6日，周作人寂然去世。
晚年的翻译和出版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文回忆说：“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和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这是周作人最早“上书”之后的事了。
又据李文兵《周作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一文：“周作人是我社约请的翻译者，主要是译日本的古代作品和古希腊作品（他与罗念生同志互相合作，互译互校），交我社出版支取稿费。后来他写信给康生，诉说妻子生病卧床，生活困难，希望与我社建立长期关系，以便有较稳定的收入。康生把信批给周扬，周又批给钱俊瑞（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批到我社。我社即派人与周作人谈定，他每月交稿三万字，我社每月给他四百元，作稿费支付，出书后扣除。后来他并没有交出那么多稿，预支给他的稿费也没有追回，实际上也无法追回。说他是我社约请的‘社外翻译’，庶几无误；而所谓‘顾问’之说，则绝无此事，纯属子虚。”
晚年周作人的头衔，以及他的生活来源，大致如是。周作人预支稿费，先是200元，后来改为400元，“尽管这样，他仍不断诉说困难，如口粮分配，白面不足；或是在西安的女儿家发生什么困难，要特别支款，等等，大都一一予以满足。但仍发现他将文物书画寄到香港去出卖，被海关扣住；甚至给海外的信，诉苦道穷，自称‘乞食为生’。在有些小报上写文章，署名为周长年。绍兴话地主富农的长期雇工就叫‘长年’，他就把自己当作在给人作苦工。”
虽然周作人如此“穷相”，不过他对工作是认真的、执着的。他从1949年时的64岁，到临死前的81岁，17年里一共翻译了400万字，著述则有200万字，总计600万字。楼适夷回忆说：“周作人给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是很勤劳很认真的，甚至有时带着病还在不断工作，他的大量译稿，除了陆续出版的以外，至今还有相当的数量，积压在出版社编辑部的柜子里。”
如今，周作人的著作、译稿，大概都已全部出版、再版了，特别是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全书共11卷。这是周作人译文全集首次出版，总计7000余页，据称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持续绝版，极为珍贵。
换言之，地下的周作人应该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