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不证自明的事，其实是人们经过长时间努力换来的，比方说平等。
　　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与开泽来到了北京。这两位使节事事顺从要求，他们俯伏在皇帝面前，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一行来到中国，礼仪问题成了当时最大的矛盾。当时接待的官员三番五次给马戛尔尼讲解中国的礼仪，并要求他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三跪九叩礼，但被马戛尔尼拒绝了。他说：“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从近代历史看，西方人到中国后，逼迫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但他们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平等。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申明：“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
　　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于“平行之礼”一条无不详为备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历史学家陈旭麓说：“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带来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鞭笞。半是势力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历史学家蒋廷黻则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后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专制制度下民众间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之所以对传统有猛烈批判，这是其中原因之一。
　　经过长期的公民教育，可以说，目前国民的平等意识在不断加强。人们逐渐意识到，平等意味着人格的平等，并且要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享有相等待遇，即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大家也明白，只有人人平等了，才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有些人尽管把平等时常挂在嘴边，但并不服膺其价值理念，更不会去践行。除了部分人依然受传统影响，坚持男尊女卑这类思想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有人错误地理解平等之价值，觉得人与人本来就存在差异，无论天赋还是能力都不尽相同，那么自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只是梦话。
　　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一个人尽管很努力，但为的只是成为“人上人”，进而具有了某种可以看不起人的优越感，同时减少被人看不起的耻辱感。可是，在长长的鄙视链里，谁又是常胜将军呢？所以鲁迅才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废去‘老爷’的称号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另一方面，一些人喜欢“以史为鉴”，也有自己的一套实践哲学，因此从内心不相信有机会平等或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事。既然处处不平等，那就只能“争先恐后”寻求权力的庇佑。这一点，恐怕更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