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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厌倦了对金钱无尽的追逐，从日益变得市侩的沉沦中惊醒时，不禁渴望重新寻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自然把目光投向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精神慰藉的大师。恍然间，逝者如斯夫，那些熟悉的背影已渐行渐远，怅然若失中却没有新的身影朝我们走来。悲夫!
何谓大师
大师一词源于梵文，大师范、大导师之意。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三界之大师”。在中国起初称有高德的出家人为大师，后广泛用于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人。中国学术界现在公认获此殊荣的一般只有晚清以来的学术大家，虽然寥若晨星，却闪烁着凄清不灭的光芒。
“其实一百年前，王国维就说过：‘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穿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国学丛刊》序)”(刘梦溪：《国学辩义》)可见能受到推崇的学术大家屈指司数。
何谓大师，刘梦溪在《大师与传统》一文中说：“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二是四部(经、史、子、集)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三是文史打通，陈寅恪、钱锺书的学术理念堪称典要。……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主要不在于兼通四部，更主要是中西会通。一个国家的学术，如果离开了域外学术思想的参照与交流互动，自身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同上)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大师的含义，一是精于“国学”，二要中西贯通。
解放后被周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曾经有那么一件往事，1936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多次欲请马一浮来校讲座，最后未果。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竺可桢不愿接受马先生一个不高的条件，即如果任讲座，应称他为“国学大师”。
马先生一生淡薄名利，原本是想去大学授课有个名义，否则来者何人?教授，马先生没有这个职称；博士，马先生没有读过学位；称“先生”说他自学成才，言闻皆不雅。计于无奈，才出此一策。竺可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竺可桢日记》，1936年8月1日)婉拒了大师用大师之名，可以想象前人之慎重。
黄金时代之巨人与万世精神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当我们冲往大师的风采时，不禁好奇产生大师的时代。
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两个黄金时代，第一个是产生了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时代，一个百家争鸣、万象更新的华夏文明精神创建与奠基的伟大时代。
我国在夏、商、周三代时，文化发展已呈现由神为本到由人为本的转变，至周代，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已经十分完备，但是，礼乐文化只是为了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的，荀子所云“礼之三本”分别代表了神权、族权、君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然不具备民族精神飞跃的条件，只有在王纲解体，思想言论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转型时代，才有可能提供精神自由滋长与飞跃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争战，旧政解体，使统治者无法像过去那样统治下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这就为思想解放，精神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同时为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创造了必然性和可能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谋略家、阴谋家等等应运而生。这些先知先觉者们纵横捭闲，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舞台上，酣畅淋漓地尽情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开创了万世精神，成为民族文化高山仰止的宗师，甚至影响了世界文明。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又是世界历史中仅有的领土基本始终保持统一，文化保持一脉传承，民族总体和睦相处的文明古国。但遗憾的是和古希腊一样，古老的文明并没有孕育出新世纪的萌芽，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然禁锢在封建专制的枷锁中，社会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更遑论综合国力。究其原因，华夏五千年中有两千年是专制社会，大一统的王权抹杀和消灭了文化的多元性。春秋战国时期创造的先秦文化曾经是中华文化最丰富最辉煌的一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多元，没有约束，没有禁区，谁都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思想。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把专制和暴力发挥到极致，多元的中华文化归于一元。最为可怕的是开了这种统治方法的先河，使后来因陈相袭。到了汉朝更是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此多元的中华文化消失，变成封闭的单元文化，先秦时期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早已灰飞烟灭，代替的是有利于统治者管制的“天授皇权”思想。皇权的高度集中，使专制制度统治长达数千年，给整个民族精神和心灵带来严重的扭曲和创伤，有的至今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潜意识中，想想“文化大革命”里人性中那些丑恶的展露，便可知道真正要清除有多难。
中华文化由多元到单元，对中国社会走向和思想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没有了思想碰撞，除先秦的诸子外，一直到近代中国再也没有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对现代社会和人类的思考更是无缘。
黄金时代之科学与民主的发轫
世界潮流并不会因为中国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人看到这个自喻为“天朝”的庞然大物是多么腐朽和不堪一击，因此，这个延续了两千年丝毫没有蜕变，只是变得更加僵化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分崩离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是在这个混沌动荡的年代，无形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即第二个黄金时代。军阀割据、租界林立、政令不一等都为西方各种思潮涌入打开了大门，西式教育开始迅速普及，大批留学生的出去与大批归来，使这个国家的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
随时代大潮而起的学人，无论是想“教育救国”还是“科技救国”，他们试图用“西学”来拯救“麻木的国民灵魂”，目的是想将传统的中国精神发展为能适应新时代世界潮流的现代中国精神。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努力，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先河，历史注定要他们成为大师。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蔡元培，蔡先生虽然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思想先进能接纳新潮。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锐意改革，采取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他首先力邀当时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此举为大师搭建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善莫大焉。
当时群贤毕集，风光一时无两。1917年8月胡适受陈独秀的邀请入北大当教授，还不满26岁，同年进北大的还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 有李大钊、钱玄同、刘文典、沈尹默、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文化潮流汹涌澎湃，不可阳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另创《每周评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的号召。同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团和思想刊物，最终成燎原之势，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风起云涌中，成就了一代大师。
他们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挥斥方道，但终因信仰的主义各不相同，用今天的话来说，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于是不可避免地龃龉，相互攻讦，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终于分道扬镳。最著名的莫过于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挑起的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管过去如何评判，今天从历史还原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与主义”应该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
大学成为现代科学学派的发源地，如清华大学建校初期，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首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贯通古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派，被称为“清华文化派”；再后来以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学者，构成了“清华哲学学派”。
那是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时代，“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黄现瑶：《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但顾颉刚1923年，也就是30岁时，发表了“大禹是条虫”的论点，受到刘损藜、胡堇人等人的批评，鲁迅骂顾颉刚是“鸟头教授”。当时陈立夫要顾颉刚考证大禹的生日，顾考证出是6月6日，即当时的工程师节，暗合大禹劈山治水的身份，陈立夫心生疑惑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晚年顾向一位记者回忆说，“那是年轻不懂事时的话。”(维基百科：顾颉刚，http://zh.wikipedia.org)
但这丝毫不影响顾颉刚以后成为现代古史辩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正是在那个众神的时代，无论你是老气横秋还是年轻气盛，都可以大声地说出来。这种思想解放使当时知识界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用现代的眼光和思维去感知世界。因此，在科学和民主的发轫中，大师不再局限于国学的书斋，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群像。
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们激动地想象当年他们燃烧的生命，像夜空中的烟花，多么璀灿，多么绚丽多姿，不禁感叹“大师百不一遇，那是时代知识系统与个人学养结构双重积累的结果，岂能体制化的设计所能达致哉?”(刘梦溪语)诚哉，斯言!
何谓大师
大师一词源于梵文，大师范、大导师之意。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三界之大师”。在中国起初称有高德的出家人为大师，后广泛用于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人。中国学术界现在公认获此殊荣的一般只有晚清以来的学术大家，虽然寥若晨星，却闪烁着凄清不灭的光芒。
“其实一百年前，王国维就说过：‘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穿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国学丛刊》序)”(刘梦溪：《国学辩义》)可见能受到推崇的学术大家屈指司数。
何谓大师，刘梦溪在《大师与传统》一文中说：“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二是四部(经、史、子、集)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三是文史打通，陈寅恪、钱锺书的学术理念堪称典要。……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主要不在于兼通四部，更主要是中西会通。一个国家的学术，如果离开了域外学术思想的参照与交流互动，自身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同上)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大师的含义，一是精于“国学”，二要中西贯通。
解放后被周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曾经有那么一件往事，1936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多次欲请马一浮来校讲座，最后未果。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竺可桢不愿接受马先生一个不高的条件，即如果任讲座，应称他为“国学大师”。
马先生一生淡薄名利，原本是想去大学授课有个名义，否则来者何人?教授，马先生没有这个职称；博士，马先生没有读过学位；称“先生”说他自学成才，言闻皆不雅。计于无奈，才出此一策。竺可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竺可桢日记》，1936年8月1日)婉拒了大师用大师之名，可以想象前人之慎重。
黄金时代之巨人与万世精神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当我们冲往大师的风采时，不禁好奇产生大师的时代。
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两个黄金时代，第一个是产生了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时代，一个百家争鸣、万象更新的华夏文明精神创建与奠基的伟大时代。
我国在夏、商、周三代时，文化发展已呈现由神为本到由人为本的转变，至周代，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已经十分完备，但是，礼乐文化只是为了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的，荀子所云“礼之三本”分别代表了神权、族权、君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然不具备民族精神飞跃的条件，只有在王纲解体，思想言论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转型时代，才有可能提供精神自由滋长与飞跃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争战，旧政解体，使统治者无法像过去那样统治下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这就为思想解放，精神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同时为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创造了必然性和可能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谋略家、阴谋家等等应运而生。这些先知先觉者们纵横捭闲，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舞台上，酣畅淋漓地尽情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开创了万世精神，成为民族文化高山仰止的宗师，甚至影响了世界文明。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又是世界历史中仅有的领土基本始终保持统一，文化保持一脉传承，民族总体和睦相处的文明古国。但遗憾的是和古希腊一样，古老的文明并没有孕育出新世纪的萌芽，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然禁锢在封建专制的枷锁中，社会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更遑论综合国力。究其原因，华夏五千年中有两千年是专制社会，大一统的王权抹杀和消灭了文化的多元性。春秋战国时期创造的先秦文化曾经是中华文化最丰富最辉煌的一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多元，没有约束，没有禁区，谁都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思想。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把专制和暴力发挥到极致，多元的中华文化归于一元。最为可怕的是开了这种统治方法的先河，使后来因陈相袭。到了汉朝更是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此多元的中华文化消失，变成封闭的单元文化，先秦时期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早已灰飞烟灭，代替的是有利于统治者管制的“天授皇权”思想。皇权的高度集中，使专制制度统治长达数千年，给整个民族精神和心灵带来严重的扭曲和创伤，有的至今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潜意识中，想想“文化大革命”里人性中那些丑恶的展露，便可知道真正要清除有多难。
中华文化由多元到单元，对中国社会走向和思想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没有了思想碰撞，除先秦的诸子外，一直到近代中国再也没有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对现代社会和人类的思考更是无缘。
黄金时代之科学与民主的发轫
世界潮流并不会因为中国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人看到这个自喻为“天朝”的庞然大物是多么腐朽和不堪一击，因此，这个延续了两千年丝毫没有蜕变，只是变得更加僵化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分崩离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是在这个混沌动荡的年代，无形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即第二个黄金时代。军阀割据、租界林立、政令不一等都为西方各种思潮涌入打开了大门，西式教育开始迅速普及，大批留学生的出去与大批归来，使这个国家的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
随时代大潮而起的学人，无论是想“教育救国”还是“科技救国”，他们试图用“西学”来拯救“麻木的国民灵魂”，目的是想将传统的中国精神发展为能适应新时代世界潮流的现代中国精神。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努力，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先河，历史注定要他们成为大师。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蔡元培，蔡先生虽然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思想先进能接纳新潮。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锐意改革，采取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他首先力邀当时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此举为大师搭建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善莫大焉。
当时群贤毕集，风光一时无两。1917年8月胡适受陈独秀的邀请入北大当教授，还不满26岁，同年进北大的还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 有李大钊、钱玄同、刘文典、沈尹默、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文化潮流汹涌澎湃，不可阳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另创《每周评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的号召。同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团和思想刊物，最终成燎原之势，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风起云涌中，成就了一代大师。
他们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挥斥方道，但终因信仰的主义各不相同，用今天的话来说，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于是不可避免地龃龉，相互攻讦，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终于分道扬镳。最著名的莫过于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挑起的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管过去如何评判，今天从历史还原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与主义”应该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
大学成为现代科学学派的发源地，如清华大学建校初期，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首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贯通古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派，被称为“清华文化派”；再后来以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学者，构成了“清华哲学学派”。
那是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时代，“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黄现瑶：《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但顾颉刚1923年，也就是30岁时，发表了“大禹是条虫”的论点，受到刘损藜、胡堇人等人的批评，鲁迅骂顾颉刚是“鸟头教授”。当时陈立夫要顾颉刚考证大禹的生日，顾考证出是6月6日，即当时的工程师节，暗合大禹劈山治水的身份，陈立夫心生疑惑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晚年顾向一位记者回忆说，“那是年轻不懂事时的话。”(维基百科：顾颉刚，http://zh.wikipedia.org)
但这丝毫不影响顾颉刚以后成为现代古史辩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正是在那个众神的时代，无论你是老气横秋还是年轻气盛，都可以大声地说出来。这种思想解放使当时知识界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用现代的眼光和思维去感知世界。因此，在科学和民主的发轫中，大师不再局限于国学的书斋，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群像。
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们激动地想象当年他们燃烧的生命，像夜空中的烟花，多么璀灿，多么绚丽多姿，不禁感叹“大师百不一遇，那是时代知识系统与个人学养结构双重积累的结果，岂能体制化的设计所能达致哉?”(刘梦溪语)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