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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资本结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即狭义资本结构概念和广义资本结构概念。前者是指企业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期）资本来源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后者则是指企业全部资本来源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实际研究中，实证分析者一般会明确区分资本结构的狭义和广义概念，而理论研究者通常会根据研究的目的来灵活地运用资本结构的狭义和广义概念。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广义资本结构概念，同时采用总负债率来反映企业资本结构。
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国别因素、宏观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公司特征因素。由于很难把这四类性质不同的影响因素综合在一个实证分析模型中以同时反映它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公司特征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只是单纯地研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而不考虑国别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行业因素的影响。
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因素有许多。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理论上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公司特征因素有10个，即公司规模、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股权集中度。
一、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因变量为公司资本结构即总负债率，自变量为上述10个公司特征因素，即公司规模、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股权集中度，分别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存货加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率、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年度折旧额与总资产比率、总资产增长率、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比率、息税前利润标准差系数、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指标来度量，模型中的自变量的筛选采用向后筛选法。
二、样本范围与样本容量。
由于金融保险业公司资本结构明显不同于非金融保险业公司资本结构，因此本文的样本范围限于非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即限于采掘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电力与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制造业和综合类的上市公司。同时，为了使变量保有一个稳定的值，以便能在一个静态的环境里研究公司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实际影响，本文实证分析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取近四年（2001-2004）的平均值①，从而进入样本的公司必须是在2001年底之前上市的公司。同时为了避免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对实证分析模型的扭曲性影响，本文将那些总负债率大于等于100%的上市公司剔除掉，这样我们得到的样本容量为1184家上市公司。
三、实证分析模型输出结果。
在90%的可靠性水平上，回归系数显著的公司特征因素是公司规模、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权集中度，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即总负债率与这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公司特征因素是公司资产结构、公司经营风险和公司管理层持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这三个公司特征因素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R 为0.210（调整后的R 为0.206），说明前述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对上市公司总负债率的变动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F值为44.765，相伴概率值为0.000，说明前述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全体与上市公司总负债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D-W值为1.996，非常接近于2，表明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总的来看，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具有统计合理性。
四、实证分析模型输出结果的经济分析。
公司规模。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总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这与Rajan和Zingales（1995）、陆正飞和辛宇（1998）、Wald（1999）、Moh’d（2000）和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本文认为，企业规模大表明企业实力强，偿债能力高，商业信用好，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因此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负债水平也就越高。
公司资产结构。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比如Friend和Lang（1988）、Chaplinsky和Niehaus（1990）、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和Booth等人（2001）的研究结论即公司资产结构与负债水平正相关不一致，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负债融资决策时，公司资产结构并不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公司产品独特性。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产品独特性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Titman（1984）和Titman与Wessels（1988）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这说明公司产品独特性越强，其变现能力就越低，从而抵押担保价值就越低，使得公司越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
公司所得税率。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率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Haugen和Senbet（1986）、Mackie-Mason（1990）和冯根福等人（2000）等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即公司所得税率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相反，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负债利息的负税盾效应，即公司所得税率越高，其负债水平就越低。
公司非债务税盾。
根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非债务税盾与总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与DeAngelo和Masulis（1980）、Prowse（1990）、Wald（1999）、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以及冯根福等人（200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这表明非债务税盾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公司成长性。
依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与总负债率正相关，这与Majluf（1984）和Kester（1986）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相同，其合理的解释是：公司成长性越高，其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未来偿债能力也越强，因此越容易获得商业银行贷款，从而负债水平也就越高。
公司盈利能力。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Titman 和Wessels（1988）、陆正飞和辛宇（1998）、Booth等人（2001）、Bevan和Dambolt（2001）以及肖作平（2004）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一致，其原因是：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其自由现金流就越充裕，从而降低了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
公司经营风险。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Kester（1986）和Titman与Wessels（1988）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同，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公司经营风险并不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公司管理层持股。
依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Jensen和Meckling（1976）、Friend与Lang（1988）和 Firth（199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即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财务杠杆比率负相关不一致，其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数量很少，来自持股的经济激励或经济约束作用很小，因此管理层在进行债务融资决策时，管理层持股不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司股权集中度。
根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Zeckhauser和Pound（1990）、Grier和Zychowicz（1994）以及Short等人（200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其合理的解释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当公司需要外部融资时，大股东的利益代理人即管理层偏好于没有多少约束力同时又不会动摇大股东控股地位的股权融资，而不是经济约束力很强的负债融资。公司股权越集中，管理层的这种偏好就越明显。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权集中度这七个公司特征因素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因素，上市公司决策者在调整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时务必考虑它们的影响。（作者单位：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
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国别因素、宏观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公司特征因素。由于很难把这四类性质不同的影响因素综合在一个实证分析模型中以同时反映它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公司特征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只是单纯地研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而不考虑国别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行业因素的影响。
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因素有许多。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理论上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公司特征因素有10个，即公司规模、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股权集中度。
一、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因变量为公司资本结构即总负债率，自变量为上述10个公司特征因素，即公司规模、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层持股和公司股权集中度，分别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存货加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率、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年度折旧额与总资产比率、总资产增长率、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比率、息税前利润标准差系数、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指标来度量，模型中的自变量的筛选采用向后筛选法。
二、样本范围与样本容量。
由于金融保险业公司资本结构明显不同于非金融保险业公司资本结构，因此本文的样本范围限于非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即限于采掘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电力与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制造业和综合类的上市公司。同时，为了使变量保有一个稳定的值，以便能在一个静态的环境里研究公司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实际影响，本文实证分析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取近四年（2001-2004）的平均值①，从而进入样本的公司必须是在2001年底之前上市的公司。同时为了避免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对实证分析模型的扭曲性影响，本文将那些总负债率大于等于100%的上市公司剔除掉，这样我们得到的样本容量为1184家上市公司。
三、实证分析模型输出结果。
在90%的可靠性水平上，回归系数显著的公司特征因素是公司规模、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权集中度，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即总负债率与这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公司特征因素是公司资产结构、公司经营风险和公司管理层持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这三个公司特征因素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R 为0.210（调整后的R 为0.206），说明前述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对上市公司总负债率的变动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F值为44.765，相伴概率值为0.000，说明前述七个公司特征因素全体与上市公司总负债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D-W值为1.996，非常接近于2，表明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总的来看，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具有统计合理性。
四、实证分析模型输出结果的经济分析。
公司规模。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总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这与Rajan和Zingales（1995）、陆正飞和辛宇（1998）、Wald（1999）、Moh’d（2000）和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本文认为，企业规模大表明企业实力强，偿债能力高，商业信用好，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因此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负债水平也就越高。
公司资产结构。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比如Friend和Lang（1988）、Chaplinsky和Niehaus（1990）、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和Booth等人（2001）的研究结论即公司资产结构与负债水平正相关不一致，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负债融资决策时，公司资产结构并不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公司产品独特性。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产品独特性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Titman（1984）和Titman与Wessels（1988）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这说明公司产品独特性越强，其变现能力就越低，从而抵押担保价值就越低，使得公司越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
公司所得税率。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率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Haugen和Senbet（1986）、Mackie-Mason（1990）和冯根福等人（2000）等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即公司所得税率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相反，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负债利息的负税盾效应，即公司所得税率越高，其负债水平就越低。
公司非债务税盾。
根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非债务税盾与总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与DeAngelo和Masulis（1980）、Prowse（1990）、Wald（1999）、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以及冯根福等人（200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这表明非债务税盾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公司成长性。
依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与总负债率正相关，这与Majluf（1984）和Kester（1986）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相同，其合理的解释是：公司成长性越高，其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未来偿债能力也越强，因此越容易获得商业银行贷款，从而负债水平也就越高。
公司盈利能力。
模型输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Titman 和Wessels（1988）、陆正飞和辛宇（1998）、Booth等人（2001）、Bevan和Dambolt（2001）以及肖作平（2004）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一致，其原因是：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其自由现金流就越充裕，从而降低了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
公司经营风险。
模型输出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Kester（1986）和Titman与Wessels（1988）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同，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公司经营风险并不是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公司管理层持股。
依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Jensen和Meckling（1976）、Friend与Lang（1988）和 Firth（199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即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财务杠杆比率负相关不一致，其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数量很少，来自持股的经济激励或经济约束作用很小，因此管理层在进行债务融资决策时，管理层持股不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司股权集中度。
根据模型输出结果，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总负债率负相关，这与Zeckhauser和Pound（1990）、Grier和Zychowicz（1994）以及Short等人（200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其合理的解释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当公司需要外部融资时，大股东的利益代理人即管理层偏好于没有多少约束力同时又不会动摇大股东控股地位的股权融资，而不是经济约束力很强的负债融资。公司股权越集中，管理层的这种偏好就越明显。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公司产品独特性、公司所得税率、公司非负债税盾、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权集中度这七个公司特征因素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因素，上市公司决策者在调整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时务必考虑它们的影响。（作者单位：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