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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四十一位宽袍大袖的名人雅士应会稽内史王羲之（321－379）之邀，兴致勃勃地聚首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观山赏景，推盏送杯，把酒沐风，临水吟诗，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令人称羡的风流韵事——兰亭雅集。
这次集会的一项直接成果，便是王羲之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据《兰亭集序》及宋人施宿《会稽志》卷十所记，集会将当时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的魁首或子弟几乎网罗无遗。其中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与会者七人，除王羲之外，还包括他七个儿子中的六个：长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五子王徽之，七子王献之。陈郡阳夏谢氏家族二人：谢安、谢万。颍川鄢陵庾氏家族二人：庾友、庾蕴，他俩都是前任丞相庾冰的儿子。太原中都孙氏家族三人：孙绰及子孙嗣、兄孙统。时谯国龙亢桓氏家族的桓温把持内外大权，其子桓伟亦受王羲之之请出席雅集。高平金乡郗氏家族与会的代表则系郗昙，他是前太尉郗鉴次子。王、谢、郗、庾，在东晋初期并称为四大家族。后来“四家”的说法虽有变异，但王、谢始终名列其中。一部东晋的历史，几乎成了这两家的兴衰史，正如唐人羊士谔所咏：“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王、谢两家多衣着皂衣，而他们又恰巧居住于建康（今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乌衣巷（三国吴时乌衣营所在），时人故称其子弟为“乌衣郎”。由是，四百年后，当王、谢世家式微之后，方才会有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那样的怀古名篇供人玩味：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兰亭雅集那天的三月初三日，在上古时代叫“修禊”日或“春禊”日。禊，即祓祭，名义上是消除不祥，实则是借春光融融而嬉游于水滨林间，到大自然中去放松心情。它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论语·先进》里记有曾点的一段话：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你看孔子的弟子，读书累了，便在暮春三月选择一个好天气，穿上新衣服，约上五六个伙伴，带上六七个小孩，去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再一路咏着诗歌走回来，多么惬意呀！这既是曾点的主张．也是他一贯的生活模式。曾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提倡休闲文化，懂得劳逸结合者中的一位。《论语·先进》说，孔子听曾点之言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不用说，孔子当是这最早一批提倡休闲文化者的翘楚或导师，也是最早懂得山水之趣的人。他的一句“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开启了中国文人走向山水、审美山水，热爱山水，与山水和谐相处的门扉。此后，才有庄子那恣肆汪洋的《逍遥游》、屈原那独立不迁的《橘颂》、曹操那沉雄宏阔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古人修禊出游所向，自然是山光水色，春风和煦，旖旎喜人。王羲之召集的春游聚所兰亭一带，更是江南一处莺飞草长、林幽泉清、美不胜收之地，历来饱受文人墨客青睐。特别是从今绍兴城往兰亭的那段山阴道，更是嶂青林秀，波光如镜，人行其间，恍入太虚境，有如画中游。《晋书·王羲之列传》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共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难怪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组织修禊之会，竟一呼百应，一下子来了四十一位名声响亮的雅士。王羲之原来并不想做官（《晋书》载其自书：“吾素自无廊庙志”）；尔后既然做了，则不乐在京师而屡求外任，一到了会稽，便不想再走了，到底终老于此。是会稽好山好水征服了他。以后他的子孙便世居这里，再没有返居临沂老家。他所钟爱的小儿子、与他在情趣上最为接近的王献之亦性爱山水而依恋于会稽。《世说新语·言语》载王献之（字子敬）的话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南朝梁人刘峻注引《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写（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又载：“顾长康（即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山阴道上的诗情画意到了现代文人鲁迅先生笔下，则变成对故乡山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缱绻记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1]
正是因为会稽山水之美甲天下，才会吸引来四方“越名教而任自然”、“归之自然”的魏晋名士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终至永和九年兰亭雅集而臻物我相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兰亭集序》）的境界。这里仅录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前半节，已可见当时文人属意山水、会心于山水的审美方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部分写山光水色，衣冠繁盛，文笔轻灵，跌宕有致。后半部分则由山水形胜生发开来，感慨生命的短促和自然的永恒，“俯仰若有余痛”，令人击节三叹，扼腕不已。难怪历代都视之为散文上品，引为圭臬。而全篇三百二十四字，更是书法饱满，墨迹圆润，张弛自如，神采奕奕，被褚遂良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刘熙载《书概》说：“《兰亭》一序遂如日月经天，千秋万世，照耀坛坫矣。”相传王羲之在翌日试图重写序文，却一连数遍，再也难现原稿神韵。这是因为原序是借着酒意正兴、情绪高昂之际一气呵成；后来环境、心境变了，其笔触也自然风光不再。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顶礼膜拜，曾在他亲自撰写的《晋书·王羲之列传·制曰》里推崇备至，称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正是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钟爱有加，简直到了痴迷地步，后来才发生他派萧翼智赚《兰亭集序》而据为己有，死后也将它一起葬入昭陵的故事。好在太宗良知未泯，生前曾命当时拓书名手冯承素及书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等临摹数件副本分赐亲贵近臣，所以今天我们还能有幸一睹《兰亭集序》的大体风韵。 当时参与兰亭雅集的四十二位名士（包括召集人王羲之在内）齐聚兰亭这一浙东胜景，听百鸟絮语，沐熏风徐徐，仰万里晴空，看山川妩媚，触摸“天地之大美”，顿觉心澄如镜，心朗如月而诗兴泉涌，遂遵三月三日上巳旧俗，推酒觞（一种椭圆形双耳饮器）入溪水。水流曲折，随波逐流，觞但驻于何处，此处之士便要当场作诗；倘作诗不成，则要罚酒。按王羲之后来所汇《兰亭诗》计，时有二十六人完成诗作，凡四十一首；未完成者则有王献之等十六人。
应该说，《兰亭诗》集里的这些诗，虽是应景之作，却多出自心灵，以精品居多；当然也不乏勉强为之的平庸之作。但作为自觉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同题材的诗人群体的作品汇编，它实为晚晋以前规模最大者，在中国山水文学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启迪意义。而作为曲水流觞的诗人雅集活动，则在入唐以后随着遣唐使返航的风帆传入东邻日本。据《续日本纪》记载，至少在奈良时代（710－ 784年），以三月三日流觞赋诗为主要内容的宫廷曲水宴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现存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便收入了神龟年间（724－729年）最早的一批汉诗人在曲水宴上的诗作。诸如山田三方“锦若飞瀑激，春岫晔桃开。不惮流水急，唯恨盏迟来”（《三月三日曲水宴》）一类描写山川景物，感叹自然代谢的诗句，显示出日本汉诗人试图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创造自己的山水文学的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源于中国的流觞曲水，已经变成了汉诗人的节日。说三月三日是那时未命名的诗歌节，也并不夸张。那些曲水诗，也正是汉诗在日本从黎明走向清晨的缩影。”[2]今天的日本列岛，从北部的岩手县，中经关西地区的京都，直至南方的鹿儿岛，每当春天来临之后的四五月间，都要在观光胜地和寺院举办曲水宴，在茂林修竹间再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其中4月上旬鹿儿岛的曲水宴，是在著名的仙岩院遗址上举行的。据史料记载，江户时代（1603—1867年）鹿儿岛上第二十一代藩主岛津吉贵于 1736年参考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描写，营造了一处可以进行曲水流觞的庭院，即仙岩院。其营造所需竹株，乃来自中国浙东地区——那正是王羲之兰亭所在地区。那一时期的鹿儿岛曲水宴，规模最大，影响最大，但所吟已非汉诗，而是日本本土产生的和歌（短歌）；不过其曲水流觞的形式，仍具鲜明的中国特色，至今未有变易。
王羲之不是开创中国曲水流觞韵事的第一人，但却是将它极度放大，以至名动中外，流播千古的大功臣。而那部反映这个韵事成果的《兰亭诗》集，“寄傲林丘”、“散怀山水”，于东晋动荡的政治中另辟天地，怡然自得，显现出深谙庄老之道的文人名士们与山川共舞、与林泉同歌的闲适心态和乐观精神。试看王羲之《兰亭诗》中的五言之二：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人性爱山水，钟爱万物。就在兰亭雅集后的第三年，即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即称病辞官，与志同道会者“尽山水之游”，足迹千里之外，“穷诸名山，泛沧海，又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列传》）难怪当年他置身于会稽妩媚春光的温暖怀抱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浑厚博大的胸怀、无比创造力和勃勃生机；进而能够在淡忘物我界限的同时亦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分量，以至心情愉快，口吐珠玑，和他的同伴一道，造成中国山水诗史上的一处令人神往的胜境。
王羲之之外，《兰亭诗》中孙统的五言更是以景传思，情致恬淡，意味隽永：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公平地说，孙统的这首五言已属纯粹的模山范水之作。其“表现闲适生活情趣，山水贯串始终，手法熟练，可以认为是一成熟的山水诗。”[3]他如谢万、谢安、孙绰等的诗，在《兰亭诗》集中也堪称上乘；特别是被王夫之评为“兰亭之首唱”的谢万的四言诗，描摹兰亭山水，可谓绘声绘色，展现中国早期山水诗的质朴美、清新美、灵动美：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玄崿吐润，霏雾成阴。
从总体上看，兰亭诗人群体仍带有“魏晋风度”的特质，以沉静清虚为人格至美，追求一种超越尘俗、摆脱物累的精神境界，希冀把握住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都喜好山水，以拥抱山水达到与自然“混一不分，同为一体”（阮籍《达庄论》）的最终目的，以至于他们的山水诗多以玄言诗的面目出现，带有玄言诗的一般特点，即以玄学的虚静审美方式来观照山水，形成山水加玄言的艺术结构。只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完全遮掩住兰亭诗人笔下或多或少带有的人生无常，有如白云苍狗的忧郁色彩。这是时代的印记，是与东晋朝廷偏安江南，屡次北伐未果，而又吏治腐败、内乱频仍的政治乱象相关联的。东晋名士们试图效法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躲进山林，“以玄虚宏放为夷达”的故事立世处身，却终归未能忘却世事。王羲之虽早年决意不仕，最后还是托不过庾亮的情面，出来做了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终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方告退。谢安游处会稽山水间曾达二十余年，在兰亭雅集时尚“无处世意”，可后来竟做官做到宰相大位，成为国家栋梁，以致权倾朝野，死后赠太傅。谢万在兰亭雅集前早已入仕为官。孙绰先前也在浙东一带游放山水十余年，兰亭会后便应征西大将军桓温征辟出山，为著作佐郎，以廷尉卿而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兰亭雅集的与会者虽以立言宏大自得，却大多是素怀社稷的有志之士。要他们真正做到庄、老之学的超越生死、淡看世事浮云的舒卷起伏，实际很难。当他们面对金瓯残缺的多事之秋时，内心并非山阴水光那般澄静无尘，波澜不惊。《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旧址在今南京），“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批评他说：现在四处军事工事林立，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分忧才对。只想着如何不担当政务，避世清谈，恐怕不合时宜吧？其实，谢安只是说说而已。《晋书·谢安列传》讲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就将他看得很清楚，说：“安石（谢安字）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后来谢安果在四十岁时应桓温之请，出为司马。此时中丞高崧开玩笑说：你谢安自恃清高，高卧东山，每次请你出山都不肯。你心里哪里装有天下百姓啊！现在千呼万唤到底出来了，让天下人如何看你！谢安听后，“甚有愧色”。他其实已在检讨自己。他之所以终于能够出来为国家服务，应该是与好友王羲之的时时敲打有关联的。
王羲之虽说也任性率真，喜山水之游，却反对玄言家的清谈误国，强调脚踏实地，为国家切实做点事情。所以他在《兰亭集序》里批评庄、老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主张正视人生，回到现实中来。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对《兰亭集序》评价甚高，称其“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效实……逸少（王羲之字）旷达人，故苍凉悲慨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正是由于王羲之具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在与山水同乐中亦以山水申其志，故而使他主导的兰亭诗文（包括谢安、谢万、孙绰、孙统等的兰亭诗）在中国山水文学初兴阶段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只是兰亭诗人面对的是东晋的残山剩水，加之受到自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以来玄言的深刻濡染，所以他们的山水之吟，并没有魏初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那样雄视百代的磅礴大气，而是尽显纤巧秀丽、冲淡自然。不过，这个转变却为今后中国山水诗的主流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题图为方本幼作品）
注释：
[1]鲁迅：《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王晓平：《三月三日的那湾流觞曲水》，《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4日
[3]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第508页、5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这次集会的一项直接成果，便是王羲之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据《兰亭集序》及宋人施宿《会稽志》卷十所记，集会将当时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的魁首或子弟几乎网罗无遗。其中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与会者七人，除王羲之外，还包括他七个儿子中的六个：长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五子王徽之，七子王献之。陈郡阳夏谢氏家族二人：谢安、谢万。颍川鄢陵庾氏家族二人：庾友、庾蕴，他俩都是前任丞相庾冰的儿子。太原中都孙氏家族三人：孙绰及子孙嗣、兄孙统。时谯国龙亢桓氏家族的桓温把持内外大权，其子桓伟亦受王羲之之请出席雅集。高平金乡郗氏家族与会的代表则系郗昙，他是前太尉郗鉴次子。王、谢、郗、庾，在东晋初期并称为四大家族。后来“四家”的说法虽有变异，但王、谢始终名列其中。一部东晋的历史，几乎成了这两家的兴衰史，正如唐人羊士谔所咏：“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王、谢两家多衣着皂衣，而他们又恰巧居住于建康（今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乌衣巷（三国吴时乌衣营所在），时人故称其子弟为“乌衣郎”。由是，四百年后，当王、谢世家式微之后，方才会有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那样的怀古名篇供人玩味：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兰亭雅集那天的三月初三日，在上古时代叫“修禊”日或“春禊”日。禊，即祓祭，名义上是消除不祥，实则是借春光融融而嬉游于水滨林间，到大自然中去放松心情。它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论语·先进》里记有曾点的一段话：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你看孔子的弟子，读书累了，便在暮春三月选择一个好天气，穿上新衣服，约上五六个伙伴，带上六七个小孩，去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再一路咏着诗歌走回来，多么惬意呀！这既是曾点的主张．也是他一贯的生活模式。曾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提倡休闲文化，懂得劳逸结合者中的一位。《论语·先进》说，孔子听曾点之言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不用说，孔子当是这最早一批提倡休闲文化者的翘楚或导师，也是最早懂得山水之趣的人。他的一句“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开启了中国文人走向山水、审美山水，热爱山水，与山水和谐相处的门扉。此后，才有庄子那恣肆汪洋的《逍遥游》、屈原那独立不迁的《橘颂》、曹操那沉雄宏阔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古人修禊出游所向，自然是山光水色，春风和煦，旖旎喜人。王羲之召集的春游聚所兰亭一带，更是江南一处莺飞草长、林幽泉清、美不胜收之地，历来饱受文人墨客青睐。特别是从今绍兴城往兰亭的那段山阴道，更是嶂青林秀，波光如镜，人行其间，恍入太虚境，有如画中游。《晋书·王羲之列传》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共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难怪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组织修禊之会，竟一呼百应，一下子来了四十一位名声响亮的雅士。王羲之原来并不想做官（《晋书》载其自书：“吾素自无廊庙志”）；尔后既然做了，则不乐在京师而屡求外任，一到了会稽，便不想再走了，到底终老于此。是会稽好山好水征服了他。以后他的子孙便世居这里，再没有返居临沂老家。他所钟爱的小儿子、与他在情趣上最为接近的王献之亦性爱山水而依恋于会稽。《世说新语·言语》载王献之（字子敬）的话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南朝梁人刘峻注引《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写（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又载：“顾长康（即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山阴道上的诗情画意到了现代文人鲁迅先生笔下，则变成对故乡山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缱绻记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1]
正是因为会稽山水之美甲天下，才会吸引来四方“越名教而任自然”、“归之自然”的魏晋名士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终至永和九年兰亭雅集而臻物我相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兰亭集序》）的境界。这里仅录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前半节，已可见当时文人属意山水、会心于山水的审美方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部分写山光水色，衣冠繁盛，文笔轻灵，跌宕有致。后半部分则由山水形胜生发开来，感慨生命的短促和自然的永恒，“俯仰若有余痛”，令人击节三叹，扼腕不已。难怪历代都视之为散文上品，引为圭臬。而全篇三百二十四字，更是书法饱满，墨迹圆润，张弛自如，神采奕奕，被褚遂良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刘熙载《书概》说：“《兰亭》一序遂如日月经天，千秋万世，照耀坛坫矣。”相传王羲之在翌日试图重写序文，却一连数遍，再也难现原稿神韵。这是因为原序是借着酒意正兴、情绪高昂之际一气呵成；后来环境、心境变了，其笔触也自然风光不再。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顶礼膜拜，曾在他亲自撰写的《晋书·王羲之列传·制曰》里推崇备至，称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正是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钟爱有加，简直到了痴迷地步，后来才发生他派萧翼智赚《兰亭集序》而据为己有，死后也将它一起葬入昭陵的故事。好在太宗良知未泯，生前曾命当时拓书名手冯承素及书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等临摹数件副本分赐亲贵近臣，所以今天我们还能有幸一睹《兰亭集序》的大体风韵。 当时参与兰亭雅集的四十二位名士（包括召集人王羲之在内）齐聚兰亭这一浙东胜景，听百鸟絮语，沐熏风徐徐，仰万里晴空，看山川妩媚，触摸“天地之大美”，顿觉心澄如镜，心朗如月而诗兴泉涌，遂遵三月三日上巳旧俗，推酒觞（一种椭圆形双耳饮器）入溪水。水流曲折，随波逐流，觞但驻于何处，此处之士便要当场作诗；倘作诗不成，则要罚酒。按王羲之后来所汇《兰亭诗》计，时有二十六人完成诗作，凡四十一首；未完成者则有王献之等十六人。
应该说，《兰亭诗》集里的这些诗，虽是应景之作，却多出自心灵，以精品居多；当然也不乏勉强为之的平庸之作。但作为自觉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同题材的诗人群体的作品汇编，它实为晚晋以前规模最大者，在中国山水文学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启迪意义。而作为曲水流觞的诗人雅集活动，则在入唐以后随着遣唐使返航的风帆传入东邻日本。据《续日本纪》记载，至少在奈良时代（710－ 784年），以三月三日流觞赋诗为主要内容的宫廷曲水宴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现存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便收入了神龟年间（724－729年）最早的一批汉诗人在曲水宴上的诗作。诸如山田三方“锦若飞瀑激，春岫晔桃开。不惮流水急，唯恨盏迟来”（《三月三日曲水宴》）一类描写山川景物，感叹自然代谢的诗句，显示出日本汉诗人试图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创造自己的山水文学的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源于中国的流觞曲水，已经变成了汉诗人的节日。说三月三日是那时未命名的诗歌节，也并不夸张。那些曲水诗，也正是汉诗在日本从黎明走向清晨的缩影。”[2]今天的日本列岛，从北部的岩手县，中经关西地区的京都，直至南方的鹿儿岛，每当春天来临之后的四五月间，都要在观光胜地和寺院举办曲水宴，在茂林修竹间再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其中4月上旬鹿儿岛的曲水宴，是在著名的仙岩院遗址上举行的。据史料记载，江户时代（1603—1867年）鹿儿岛上第二十一代藩主岛津吉贵于 1736年参考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描写，营造了一处可以进行曲水流觞的庭院，即仙岩院。其营造所需竹株，乃来自中国浙东地区——那正是王羲之兰亭所在地区。那一时期的鹿儿岛曲水宴，规模最大，影响最大，但所吟已非汉诗，而是日本本土产生的和歌（短歌）；不过其曲水流觞的形式，仍具鲜明的中国特色，至今未有变易。
王羲之不是开创中国曲水流觞韵事的第一人，但却是将它极度放大，以至名动中外，流播千古的大功臣。而那部反映这个韵事成果的《兰亭诗》集，“寄傲林丘”、“散怀山水”，于东晋动荡的政治中另辟天地，怡然自得，显现出深谙庄老之道的文人名士们与山川共舞、与林泉同歌的闲适心态和乐观精神。试看王羲之《兰亭诗》中的五言之二：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人性爱山水，钟爱万物。就在兰亭雅集后的第三年，即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即称病辞官，与志同道会者“尽山水之游”，足迹千里之外，“穷诸名山，泛沧海，又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列传》）难怪当年他置身于会稽妩媚春光的温暖怀抱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浑厚博大的胸怀、无比创造力和勃勃生机；进而能够在淡忘物我界限的同时亦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分量，以至心情愉快，口吐珠玑，和他的同伴一道，造成中国山水诗史上的一处令人神往的胜境。
王羲之之外，《兰亭诗》中孙统的五言更是以景传思，情致恬淡，意味隽永：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公平地说，孙统的这首五言已属纯粹的模山范水之作。其“表现闲适生活情趣，山水贯串始终，手法熟练，可以认为是一成熟的山水诗。”[3]他如谢万、谢安、孙绰等的诗，在《兰亭诗》集中也堪称上乘；特别是被王夫之评为“兰亭之首唱”的谢万的四言诗，描摹兰亭山水，可谓绘声绘色，展现中国早期山水诗的质朴美、清新美、灵动美：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玄崿吐润，霏雾成阴。
从总体上看，兰亭诗人群体仍带有“魏晋风度”的特质，以沉静清虚为人格至美，追求一种超越尘俗、摆脱物累的精神境界，希冀把握住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都喜好山水，以拥抱山水达到与自然“混一不分，同为一体”（阮籍《达庄论》）的最终目的，以至于他们的山水诗多以玄言诗的面目出现，带有玄言诗的一般特点，即以玄学的虚静审美方式来观照山水，形成山水加玄言的艺术结构。只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完全遮掩住兰亭诗人笔下或多或少带有的人生无常，有如白云苍狗的忧郁色彩。这是时代的印记，是与东晋朝廷偏安江南，屡次北伐未果，而又吏治腐败、内乱频仍的政治乱象相关联的。东晋名士们试图效法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躲进山林，“以玄虚宏放为夷达”的故事立世处身，却终归未能忘却世事。王羲之虽早年决意不仕，最后还是托不过庾亮的情面，出来做了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终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方告退。谢安游处会稽山水间曾达二十余年，在兰亭雅集时尚“无处世意”，可后来竟做官做到宰相大位，成为国家栋梁，以致权倾朝野，死后赠太傅。谢万在兰亭雅集前早已入仕为官。孙绰先前也在浙东一带游放山水十余年，兰亭会后便应征西大将军桓温征辟出山，为著作佐郎，以廷尉卿而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兰亭雅集的与会者虽以立言宏大自得，却大多是素怀社稷的有志之士。要他们真正做到庄、老之学的超越生死、淡看世事浮云的舒卷起伏，实际很难。当他们面对金瓯残缺的多事之秋时，内心并非山阴水光那般澄静无尘，波澜不惊。《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旧址在今南京），“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批评他说：现在四处军事工事林立，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分忧才对。只想着如何不担当政务，避世清谈，恐怕不合时宜吧？其实，谢安只是说说而已。《晋书·谢安列传》讲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就将他看得很清楚，说：“安石（谢安字）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后来谢安果在四十岁时应桓温之请，出为司马。此时中丞高崧开玩笑说：你谢安自恃清高，高卧东山，每次请你出山都不肯。你心里哪里装有天下百姓啊！现在千呼万唤到底出来了，让天下人如何看你！谢安听后，“甚有愧色”。他其实已在检讨自己。他之所以终于能够出来为国家服务，应该是与好友王羲之的时时敲打有关联的。
王羲之虽说也任性率真，喜山水之游，却反对玄言家的清谈误国，强调脚踏实地，为国家切实做点事情。所以他在《兰亭集序》里批评庄、老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主张正视人生，回到现实中来。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对《兰亭集序》评价甚高，称其“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效实……逸少（王羲之字）旷达人，故苍凉悲慨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正是由于王羲之具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在与山水同乐中亦以山水申其志，故而使他主导的兰亭诗文（包括谢安、谢万、孙绰、孙统等的兰亭诗）在中国山水文学初兴阶段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只是兰亭诗人面对的是东晋的残山剩水，加之受到自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以来玄言的深刻濡染，所以他们的山水之吟，并没有魏初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那样雄视百代的磅礴大气，而是尽显纤巧秀丽、冲淡自然。不过，这个转变却为今后中国山水诗的主流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题图为方本幼作品）
注释：
[1]鲁迅：《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王晓平：《三月三日的那湾流觞曲水》，《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4日
[3]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第508页、5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