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根据玄奘翻译的印度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文本，应用现代的逻辑分析方法阐明了陈那新因明体系的逻辑性质是“初步的演绎论证＋类比论证”，进一步揭示出郑伟宏先生的“除外说或最大类比说”的问题所在。
论印度陈那新因明体系的逻辑性质
【摘 要】
：
本文根据玄奘翻译的印度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文本，应用现代的逻辑分析方法阐明了陈那新因明体系的逻辑性质是“初步的演绎论证＋类比论证”，进一步揭示出郑伟宏先生的“除外说或最大类比说”的问题所在。
【机 构】
：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出 处】
：
哲学研究
【发表日期】
：
2017年2期
【基金项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编号12＆ZD110）的阶段性成果.
其他文献
啖助、赵匡、陆淳是唐中后期治《春秋》颇有建树的人物，其《春秋》学思想对北宋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对其所采取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与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之法作了大量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针对啖氏等治《春秋》所采取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与“舍传求经”的做法，苏辙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啖氏等《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所造成的“逞意说经”的流弊。
中国传统逻辑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一种价值的逻辑，价值判断之真假取决于论证者的价值取向，作为这种价值的逻辑，其价值观构成论证结构之规则。先秦逻辑讨论重点不在论证结构，而是“正名”、“用名”问题，即一旦厘清了“名”，正确地用名便是一个合理论证。正名、用名构成先秦逻辑重要内容，前者体现“名”的哲学功能，后者体现“名”论证功能。
依据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合理活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将自由活动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自由与“由自”。直观上，“根据自己的意志”主要体现“由自”，“进行合理活动”则主要体现自由，前者主要基于自我、基于观念，后者主要基于“我他（它）”、基于实在。“由自”是不应隐没、归附于自由概念的，它需要从自由概念中突现出来加以特别对待。由于人们时常把“由自”混同于自由之中，于是便导致在对自由的规定和理解上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困难。只有将“由自”从自由概念中提升出来，厘清“由自”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自由有更加深入准
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理论特点和观照世界的方法。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儒家着重从现实人伦和道德修为立论不同，而是从宇宙万物的同一性角度思考世界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因而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哲学和终极关怀。在这一层面，它与儒家有许多分野：如在宇宙论上，道家属本体论，儒家属生成（衍化）论；在行为根据上，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儒家崇尚“尊道贵德”；在价值观上，道家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平等观，儒家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仁民而爱物”的差序伦理。这些在今天以传统资源应对工业化弊端的舆论
中国古代正义思想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受学界重视的问题，而墨家的正义观在这个问题上有独特价值：它继承了上天乃正义之源的古老传统，从而使之具有超然于世俗政权利益之上的独立品格。本文以历史为背景，以《墨子》为个案，以宗教为视角，以儒教为参照，梳理了墨家以“天志”为“法仪”、以“贵义”为核心、再落实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诸环节的正义思想框架，认为它在回归原生的神权正义基础上，否定了蜕变的强权正义，提出一种返本的平权正义新构想，从而超越了古代主流的价值观。然而在古代宗法一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墨家的正义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人权是全球正义理论的重分析路径之一。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有不少拥趸者，但也面临不少诘难。有些学者质疑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在义务问题上是模糊不清的，并强调了在全球层面上保护人权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事实上，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能够容纳上述诘难，其人权分析路径仍然有拓展的空间。
正义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在“家天下”的历史条件下，公共利益的定义权既不能由有统治私利的帝王垄断，也不应由任何有限的个人代表。个人在体现价值权威上的非自足性必然推导出一个虚拟的终极权威，如上帝。这就使正义必须先有一个超验的维度和形上的追溯，才有经验的形下的落实。中国古代圣贤也曾对正义之源作出形上追溯，在“谁之正义”的问题上完成了从“天之正义”到“民之正义”的论证，但在“何种合理性”的形下落实中受到制度不合理性和帝王利益绑架的影响，终使“羲”这只“我羊”亡入歧道。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改变了逻辑研究的发展方向，打开了逻辑通向社会生活的道路，他将逻辑的思想价值引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中，体现其逻辑所特有的思想内涵：为摆脱精神危机寻求思想方法基础；为清晰论证思想提供有效方法；为突破思想的有限性拓宽逻辑进路。实现由逻辑方法向逻辑精神的转化、由逻辑精神向精神文化的转化。为当代逻辑的发展走向开显出思想路径，也为社会转型期激发思想活力提供借鉴。
研究《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急需经济学与哲学之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从西方思想史上的学科关系来看，经济学与哲学并非始终是现代学科规训中分化并置的形态，而是历史地呈现出未分化、分化与再整合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都试图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方式上又存在着深刻差异。在《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实现了内在结合，马克思的哲学深化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被提升为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