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一条低调的“强龙”】
　　对老子，有人尊敬，有人贬损，几十年前，好像贬损的多些。一些学者著文，把老子说成是个非常消极、灰暗的人，不但不干实事、徒作大言，还是个阴谋家，跟奴隶主还有点瓜葛，又喜欢为小生产者做代言。他向往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而人却不相往来的闭塞生活，鲁迅在小说里曾讥他为“一段呆木头”。我起初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对老子的印象并不佳。但后来明白了，我的那点印象其实多属误读误解，相当肤浅，实在是小看了老子的价值。真实的老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哲。我想用一句形象的话做个比喻：老子是一条低调的强龙。
　　老庄研究家陈鼓应先生曾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来形容《老子》的价值，说《老子》“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细读《老子》，确实如此。
　　自古以来，人们从《老子》中汲取了大量生动而隽永的词语。“天长地久”出生入死”大器晚成”“福祸相倚”“金玉满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一般人已不知其来历的词语，其实都出自《老子》。
　　历代人们取名，更是常从《老子》中摭词取义。三国人物刘备，字玄德，老子》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近代思想家严复，字几道，《老子》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叶挺将军，字希夷，《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國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学家钱玄同，《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曰：“上善若水。”老北京有个孔德中学，“孔德”二字，也取自《老子》：“孔德之容，惟道其尘，是谓‘玄同’。”哲学家王若水，老子》是从。”
　　历代文人写诗作文，更是常从《老子》中摭拾词句。赵朴初的《八声甘州·咏梅》开头一句是：对飘风骤雨乱群山，仰首看梅花。”“飘风骤雨”一词，出自《老子》的“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张中行著文，爱用“损之又损”一语，出自《老子》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每当看到各种报刊常引用《老子》词语时，感觉老子仿佛还活着。
　　《老子》的价值当然主要不在语言，而在于其思想学说，在于它那些永远不会过时的，既抽象又能落到实处的理念、方略。
　　曾国藩深通《老子》三昧，在晚清政界，虽有震主之功却未被主子猜忌，史家究其因，谓其甚得益于老子的“处下”“不争”之道，从而善行韬晦隐身之术。曾国藩极推崇老子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思想，写家书，几乎是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地叮嘱家人；带湘军，为给属下做表率，更是亲自去看操、点名、站墙子（修建防守营垒）。他在一封信里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诚可谓老子的“曾氏版”。
　　毛泽东也喜读《老子》，出行有时也要带上它。对于《老子》提出的难易、有无、高下、刚柔、祸福、智愚、进退、静躁、巧拙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毛澤东尤感兴趣；对《老子》强调的“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矛盾转化思想，也极为重视。他的策略思想也甚得益于《老子》，《老子》云，“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毛在阐述战略退却等不少问题时，都曾引用《老子》这些话来说明。“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老子》提出的一个治国理念，实际是一种政治哲学。自古以来，学者重之，高明的政治家更是推重并实行之。《韩非子·解老》发挥其义说：“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粉碎“四人帮”后，我党决定不再搞政治运动，后又提出“不折腾”的方略，从哲理层面上说，这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是相通的。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也很推崇老子的这一政治哲学，曾倾心践行之且获得一定实效。
　　但老子的学说也是双刃剑，恶人采之，也会产生负能量。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在论及唐武宗宦官之祸时，曾用《老子》学说解释之：“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恶，所挟以为藏身之固也。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及观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靡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然后知其所以驱中材之主入于其阱而不得出者，惟以至柔之道縻繫之，因而驰骋之，蔑不胜矣。”仇士良是唐代著名大宦官，曾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王船山认为，唐代宦官之所以能成气候，为祸甚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擅用老子的以柔克刚之术。一个至高无上的堂堂天子，竟被身为“半个女人”的太监以“至柔之道”弄得服服帖帖，这老子之术确实厉害得很呀。
　　看似潜于渊，实则可腾天，老子实为一条低调的“强龙”。
　　【《诗经》里的“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古已有之。谓予不信，且看《诗经》之《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翻译过来，就是：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多年辛劳伺候你，你却对我不照顾。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这是《硕鼠》的第一段。第二、三段的末句分别是“适彼乐国”“适彼乐郊”，意为“去那乐国有仁爱”“去那乐郊有欢笑”。诗人把剥削者称为硕鼠，因备受硕鼠剥削，便发誓要离开故土、故国、故郊，到让人欢乐的地方去。用今天时兴的话说，就是打算用脚投票。
　　史学家陈垣先生对《诗经》这一经义非常重视，抗战期间，他在论说民心问题时，引用过“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八个字，并申说道：“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原因说来也简单，硕鼠当道，民不堪命，怎能不思“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关于民心、政治、爱国之间的关系，陈先生又提出一精辟见解，认为国民党当局提倡爱国，应以人民福祉为依归，以善政凝聚民心，这样人民才会不轻去其国。他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即民族意识），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又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陈先生实际是希望国民政府以史为鉴，实行善政，善待人民，以凝聚人民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真正的获取民心之道，是领导抗战者应当奉行的为政方针。 　　【孔、关二圣与名人变形】
　　钱玄同给胡适写信说：“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两位”，“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也就是说，明清时代最敬奉孔、关二圣。
　　孔圣、关圣，实际主要为思想之圣人也。孔子虽有教育上的事功，但成为“圣人”，主要靠思想。他是忠君和仁义礼智信的代表，故受崇仰。关羽哪有什么思想，但硬被弄成了孔子思想的门徒。一手捋胡须，一手持《春秋》，乃一忠义典范也。单靠武功，关羽成不了“关夫子”。关圣乃孔子思想之民间版、普及版。
　　孔、关二圣乃明清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人物。帝王对意识形态影响虽大，如朱元璋、康雍乾对其时政治思想影响巨大，但若论最基本的封建政治理念、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还是孔、关二圣影响大。皇帝也敬服二圣人，清朝尤敬服关羽。意识形态多载于书本，但也人物化、偶像化了——明清之际，孔庙、关庙多如牛毛，即官方意识形态之人物化、偶像化。
　　历史名人死后，常被塑造得变形，变得真假杂糅。真孔子和真关羽，是春秋时代、三国时代的的孔子、关羽。明清时的孔、关，已非原装的孔、关，乃是异化了的孔、关。孔子是当道者捧起来的孔子，关羽是被演义了的、化过妆的关羽。批林批孔时的孔子，更是被弄得面目全非。
　　真歷史名人在可靠的史料中，真假杂糅的历史名人在小说、戏剧、传说和宣传材料中。孔子、关羽即如此。又如，赵匡胤、杨业、包拯、岳飞，是民間熟知的宋代四大名人，但老百姓所知者多非其信史，他们心里装着的，实为小说、戏曲、传说中的赵、杨、包、岳。
　　从历史上看，有时历史人物的名声越大，随着时间推移，变形就可能越大。小人物比大人物容易保存历史原貌。把名人搞得真假杂糅，或不经意，或是有意，或因崇拜，或因憎恶，或有其它原因。为贤者尊者讳，贤者尊者便愈贤愈尊，也越来越不真。破鼓众人捶，谁成了破鼓，就被越捶越破。
　　【提壶】
　　历史人物之品题，向有二偏向：一曰隐恶扬善，一曰隐善扬恶。所谓隐者扬者，余拟以一俗词概言之，曰“提壶”。析而言之：隐恶，即哪壶不开不提哪壶；扬善，哪壶开提哪壶；隐善，哪壶开不提哪壶；扬恶，哪壶不开提哪壶。隐之扬之，全在提壶之间耳。
　　浏览书、刊、报、网，妄加提壶之文多矣。誉人欲增其美，只提开水壶，毁人欲益其恶，只提凉水壶。品题尊者贤者，只提开水壶，讳提凉水壶；品题问题人物，只提凉水壶，讳提开水壶。秦皇暴虐，然有大功，喜秦皇者便只提装有大功之开水壶，不提装有暴虐之凉水壶；厌秦皇者则相反。如此提壶，则此秦皇非全人也，自亦非史上之真秦皇也。“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检论》），亦提此壶不提彼壶之故也。此曾氏自亦非全人真人也。
　　善恶功过集于一人，本常态耳，若片面提壶，妄加抑扬，则距真人远矣。论人之原则，唯在顾及全人，辩证论人，所谓实事求是也。品题人物，居心为第一。秉大公者，天然具有辩证倾向；反之，则必为妄加提壶者也。
　　（作者系《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