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个叫张浩民的导演，通过作协找到我，打电话来约我到北京去给他写一部电视剧，这真有点让我喜出望外。这些年来，我靠写小说为生，挣的稿费勉强度日，过得苦不堪言，这下好了，终于苦尽甘来，谁都知道，写电视剧是个挣大钱的行当。和张导通过几次电话后，事情就大致敲定了：由我和一个叫冯卫东的人，共同完成一部反映都市白领女性的系列电视连续剧，该剧三十六集，我和冯卫东各写十八集，每集稿费五千元。十八乘以五，就是九万元，这要是靠写小说的话，写到猴年马月才能挣到这么多钱啊！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九万元堆在一起是什么样呢。真是运来如山倒，想不发财都难了。
　　按照张导的要求，我当即动身赴京。
　　这是初冬的一天，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停住了。之前张导曾在电话中说过要来接我。在站台上，一个身穿皮夹克，高大魁梧，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向我迎面走来。“是彭飞吗？”他说。我说我是。“我是张浩民，”他握着我的手，“一路辛苦了。”然后他又转过身去，向我介绍站在他身后两三米远的一个男人，“这是冯卫东。”我因为知道要和这个人共同合作写剧本，所以特别留心看了他一眼。冯卫东看上去三十几岁，个子中等，瘦瘦的，眼睛不大，面色黧黑，一头浓密油腻的头发胡乱地向后梳着。他穿一双尖头皮鞋，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皱皱巴巴的黑西装，没系扣子。因为天冷，他两手插在牛仔裤前面的口袋里，缩着脖子，耸着瘦削的肩胛骨，正用他那双不大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一点都不像个写东西的人，说句不好听的，倒有点像个街头的瘪三，我在心里寻思着，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写东西了，怪不得文学这么不景气。他跟我握手的时候，只是象征性地轻轻碰了我的手一下就松开了。他的手冰凉，细而长的手指被烟熏焦黄。
　　我们住在一个叫作船舶招待所的地方，这招待所里上上下下住了不少剧组，很多客房的门上都挂着剧组的牌子。顶楼还有一个演员培训班，培训那些做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楼梯口不时会架出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某某剧组全体人员明早几点起床吃饭，去外景地。白天，常常有一些陌生的俊男靓女到处乱敲门，他们都是自由演员，俗称“北漂”的，来这里是毛遂自荐，寻找上镜的机会。敲开门，他们会留下几张自己各种造型的彩色照片和手机号码，有的还会留下一些文字资料，上面写着他们出演过什么什么电视剧，是什么什么角色。这些“北漂”们脸皮都厚得惊人，你要是跟他们搭两句话，他们就会不等邀请自己进来坐下，像模像样地询问剧组的情况，介绍自己是多么多么适合演某一类角色。尤其是如果有导演在的话，一些年轻姑娘更是眼睛都要冒出火来，紧盯导演，千娇百媚，恨不能坐到导演怀里来说话。
　　我和冯卫东住一间房，张导自己住一间房，另外制片人隔三岔五地也跑来看看，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叫马鼎长的胖男人，一来就和张导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张导告诉我们，制片人正和投资方和收购方协调着一些具体事宜——拍电视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只等我们这边拉出大纲来通过了，就立刻建组，接下来边写边拍。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反复看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据说这部电视连续剧长时间地高居美国的收视率第一，按照张导交代的，我们写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从结构到手法都要模仿《欲望都市》，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国内还没有，预计弄出来后会大获成功。第二步就是确定人物，谈故事，然后拉出大纲。一旦大纲通过了，我们就开始动手写。
　　我这人生性比较敏感，生怕对不起别人，加上又是头一次跟一个陌生人同居一室，让我颇为拘谨，但我很快发现，冯卫东不难相处。他这人极不讲究，东西到处乱放，旅行包大敞着丢在沙发上，桌上摊着袋装速溶咖啡和一包包烟，脏衣服扔在床边的地下，拖鞋东一只西一只。他穿着衣服就能钻进被窝午睡，皮鞋脏了撩起床单便擦，他的剃须刀没电了，很自然地叫我把剃须刀拿给他用用，好像我俩的关系早已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还有让我觉得好笑的是，他小便的时候非但不关卫生间的门，还大岔着两腿倒骑在抽水马桶上，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这么小便的，又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以免他有什么不便启齿的暗疾。他的烟瘾极大，一天要抽好几包烟，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靠在床头先抽几支烟再起床。另外，冯卫东还有个特点，好像什么事情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如果要表示看法，必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说出来，仿佛他说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不想显得像个白痴的话，唯一能作的，就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我又恰好是个随和的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喜欢较真，这样一来，我们俩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看法一致，相处起来自然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了，我并不会毫无原则地附和他，问题是，生活中能有多少事情是涉及到原则的呢，他并没有说杀人是对的或者希特勒是个好人。
　　从闲聊中，我得知冯卫东是广东人，大学毕业后去日本呆了七年，回国后在一所外语学校教日语，业余时间写作，迄今他已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了。这回他是第二次和张导合作，去年他给张导写了一部八集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应不错。有一次我们聊起文学，谈到眼下很时髦的一本长篇小说时，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一堆垃圾。”接着他话锋一转，忽然对我说，他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一篇叫《回家》的小说，用他的说法就是，“这篇小说非常好，堪称经典。”因此从那时起他便记住了这篇小说的作者——也就是我。他的夸奖让我十分高兴，我写作多年，却一直默默无闻，难得听见别人夸我写得好，更别提一个以前从来不认识的人夸我了。没想到这么一个街头瘪三似的人物，对文学还有这么不俗的鉴赏力。
　　不久，我又从张导那里知道，正是冯卫东对文学的这种不俗的鉴赏力，才直接促成了我的好运。一天，冯卫东上街去买衣服，他因为出来时带的衣服不多，冷得实在吃不消了。这时我们的工作已经进展到三人在一起谈故事的阶段了，少了他，我和张导也就歇了下来，坐在房间里说说闲话，等冯卫东回来。张导这人很严肃，平常极少跟我和冯卫东说起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难得像今天这样跟我闲谈。他先是问了一些我家里的和我写作的情况，然后又谈起了他这回找我来当编剧的来龙去脉——他说这在他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毕竟他以前对我一无所知。张导告诉我，他先是找了冯卫东来当编剧，上次他们合作得很愉快，当冯卫东知道还需要一个编剧的时候，就极力向他推荐我。冯卫东对张导说他虽然不认识我，但看过我写的东西，好极了，他很希望跟我合作一起来写这个剧本。这样，基于对冯卫东的充分信任，张导才通过作协，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我。啊，原来如此，这实在是大出我的预料。我本来还以为自己挺牛逼呢，已经熬出了头，开始有了一点名气，连导演都主动找上门来让我写剧本了。原来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冯卫东这人也真有点奇怪，他既不认识我，更谈不上和我有任何交情，却平白无故地帮我找了一条财路——而他这么做却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我的一篇小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对冯卫东充满了感激，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把他看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我们在船舶招待所的食堂吃饭。这食堂外边是大餐厅，里边是小餐厅，在大餐厅吃饭的是些普通演员和演员培训班的学员，在小餐厅吃饭的是主创人员，包括已经建组的和还没建组的制片人、导演、摄像、编剧、主要演员等等。每当我和冯卫东穿过大餐厅向小餐厅走去的时候，他总要东张西望，然后不止一次地对我：“这里可真是美女如云哪。”
　　“是呀，可惜咱们连边都沾不上。”
　　“说实话，我都有点后悔当初选择写作了，我那会儿要是考进电影学院导演系该有多好，那我现在也成冯导啦，也成了美女们追逐的目标啦。”
　　对他的话我深有同感。来这里写剧本以后我才知道，在影视这一行里，编剧远远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么重要，大致说来，其地位也就比剧务稍高，差不多也可以归入打杂的一类了。而导演就不一样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重要角色，戏该怎么发展怎么拍，谁演什么谁不演什么，包括剧组的人员安排，全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怪不得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无不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和导演上床，那一觉睡下来说不定就能成为大明星呢，反之就去跑你的龙套吧，或者当一辈子“北漂”。
　　“冯导，”我笑眯眯地拉了冯卫东一下，大声说道，“你那部戏的女一号定了没有？”
　　“嗯，呵，”他顿了一下，也提高嗓门，“还没定呢，正在考察。彭导，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给我推荐一个？”
　　“冯导，好演员多了，不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要有气质的，彭导，一定要有气质，你知道什么是气质吗？”
　　“冯导，瞧您说的，谁不知道气质呀。”
　　我和冯卫东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大声咋呼着，一路穿过大餐厅走向小餐厅，四周有不少男男女女都朝我俩看着。进了小餐厅，我俩放声大笑。以后每逢去食堂吃饭，我俩都要在大餐厅里这么表演一番。然后有天中午，我和冯卫东正在房间里午休，顶楼演员培训班的两个姑娘，跑来敲我们的门。她们进屋后，羞羞答答地说想麻烦一下两位“老师”，因为下午她们每人要自编自演一个小品，她们觉得很难，不知该从何下手，所以想请两位“老师”指导指导。两个姑娘看上去都不大，也就二十岁左右，长得不算漂亮，其中一个还有点龇牙。她们满脸崇敬地看着我们，一口一个“老师”。我和冯卫东来了精神，“指导指导”当然是可以的啦，我抽象地说表演要有生活气息，不要老想着观众，想着镜头。冯卫东询问她们要自编自演什么样的小品，接着就给她们现编了一个，并要她们分别演一遍看看。他指出她们演得不到位的地方，帮她们分析角色的心理，微妙处他还亲自演给她们看。他正“指导”得来劲，张导进来了，催促我们去他的房间开始工作。后来张导面带一丝不悦，对我们说：“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瞎搞，到时候你们走了，我来给你们擦屁股啊。”
　　这段日子工作进展顺利，大纲拉出来已经获得了通过，张导开始筹划建组的事情，不停地打电话，同时按照张导和我们的约定，这时候我和冯卫东应该先各写出一集剧本，在得到了张导的认可后，我俩就能各拿到一万块钱定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一集一集往下写了。之所以要我们先写出一集再给定金，明显是要考察我们的能力，而主要的考察对象，无疑就是我了。冯卫东已经和张导合作过一次了，其能力在张导看来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我的能力，张导就没有把握了，他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另外写小说和写剧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给我们写出这一集剧本的时间是三天，张导给我们又要了一间房，好让我和冯卫东能各有一间单独的房间写作，互不打扰，两间房里又搬来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很快发现，这剧本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么好写，倒不是技术方面的原因（那玩意儿看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主要是这剧本里的故事和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塑造、包括对话，完全要靠生编硬造（而我写小说就不同了，故事和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至少是有感觉的，这就给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我们写的是反映都市白领女性的剧本，关于都市白领女性——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大公司和外企的高级女职员，老实说，我对她们既不了解也毫无兴趣，在我的印象中，她们只是一些喜欢故作高雅、矫揉造作、操着港台腔嗲声嗲气说话的蠢货罢了。我哪里知道她们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怎么调情的，怎么通奸的，写起来不免感到异常吃力，每个字都跟便秘似的吭哧吭哧挤半天，要不是憧憬着那大把的钱，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
　　到了第三天中午，冯卫东拿着写好的一集本子到我的屋里，这时我也终于累死累活地写好了，正在打印。然后我们交换了本子看起来。冯卫东写的真是不错，情节发展自然合理，人物对话符合性格逻辑，看得出，他对白领女性——或者不如说——他对女性相当了解，否则他不可能把这种完全从概念出发的东西写得这么生动。他透过了白领这件外衣，真实可信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一段情感历程。
　　“你写得很好。”我由衷地说道。
　　他也看完了我的本子，沉默了一下，然后一改往日他在评论事物时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委婉地说道：“你的本子好像有点问题，你写得太紧张了，不够放松。”
　　“当然，”他接着说，“这种东西肯定是庸俗的，但我们可以写得很漂亮。”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我写的确实不好——特别是在看了他的本子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说，“我大概不太适合写这种东西。”
　　“这种命题作文也没什么难的，你写写就会习惯的。不过你这一集恐怕要改改，否则张导那里可能会通不过。”
　　我一听要改头就大了，三天来，这破玩意儿已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我面露难色，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改了，而且时间也不够了。”
　　“但如果被张导打回头的话……”他看着我，没有把话说完。
　　“那我也没办法了。”我的意思是那我也只好放弃了，一想到要和大把的钱擦身而过，我就心痛难忍。
　　“这样吧，”他说，“我来试试给你改改。”
　　“太好了，”我喜出望外，我真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给我改本子，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真是太好了。你帮我改改吧，放开手脚随便改。” 　　他坐到我的电脑前，帮我改了起来。他整整帮我改了一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他终于帮我改好了。我俩拿着本子去找张导，张导看了我俩的本子，表示满意，并当场付给了我俩每人一万块钱。
　　晚饭我和冯卫东没在食堂吃，我坚持请他到外边的饭店去吃。我点了一桌子酒菜，口袋里揣着一万块钱，我的心情好极了。我不停地向冯卫东敬酒——我打心眼儿里感谢他，我自己也开怀畅饮，这是我到北京以来最愉快的时刻了。我俩推杯换盞，酒酣耳热之时，话题也开始漫不着边际。
　　“喂，”冯卫东说，“你认为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吧，你到了一个新地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朋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到了一个新地方，能找到一个朋友对我是最重要的。”
　　“朋友？”他反问道，“不不，朋友这个屌东西是靠不住的。”
　　他的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你到了一个新地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女人。”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呵，你是一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他没有理睬我的调侃，略作沉吟，他说道：“我跟你说一件我在日本时候的事吧，不知你听完后会作何感想。”
　　接着他喝了口酒，就说了起来。
　　我在日本京都的一所大学读书的时候，业余时间在一家酒吧里打工。酒吧老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这女人长相一般，高颧骨，薄嘴唇，脸上还有些淡淡的雀斑。她不太爱说话，身体总是挺得笔直，有空就坐在柜台前算账，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对我这个外国人更是爱理不理（酒吧里打工的只有我一个外国人）。酒吧里打工的人中，有一个姓加藤的小伙子，他模样清秀，戴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起初他对我就挺友好，没事爱跟我聊聊天，时间一长，当我们得知我们彼此都爱好文学的时候，关系就更近了，常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我们都喜爱的西方作家。我发现加藤对文学的鉴赏力相当高，跟我很有共同语言，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家吃过饭，还帮我解决过一些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我租的房子到期了，他就帮我租了一间价钱更便宜、条件更好的房子，有些生活日用品，他让我不要买了，他从他家里拿来给我用。我们还曾相约，等我回中国的时候，他要跟我一起回去，到中国旅行一趟。那时我真的庆幸能交到这么一个朋友，你不知道人在异国他乡，是多么渴望友谊。
　　一天晚上，酒吧里客人特别多，外边的啤酒喝完了，那个女老板就叫我们几个小伙子到后面的仓库里去再搬几箱啤酒出来。在仓库里，我弯下身子，正准备搬起一箱啤酒的时候，这时我身后的一个家伙，大概是想跟我开玩笑，他把手掌并在一起，对着我的肛门狠狠戳了一下。这种把戏你小时候玩过吗？我小时候就玩过，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戳别人的肛门，但长大后就再没有玩过。当时我疼得跳了起来，也给气疯了，想都没想，顺手从箱里抓起一瓶啤酒，在旁边的水泥台上“啪”的一下磕掉了啤酒瓶的下半截，然后抓着手里的半截啤酒瓶就要捅那个家伙。就在这时，加藤扑上来抱住了我，同时在我耳边低声说：别冲动别冲动，现在是上班，下班后再算账。说老实话，当时要是别人劝我，肯定是劝不住我的，也只有加藤才能勉强把我劝住。我强忍心中的狂怒，扔掉手里的半截啤酒瓶，走了出去。
　　下班后，我没有离开酒吧，坐在椅子上等那个戳我的家伙从酒吧后堂走出来。突然，从酒吧后堂里一下子冲出来好几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棍子，领头的正是加藤。他们冲到我身边，举起棍子对我就打。震惊中我抡起椅子招架，一场混战，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退到酒吧门口，夺路而逃。
　　你奇怪吗？是的，我当时也感到奇怪，后来想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加藤虽然跟我是朋友，可当我和他的同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的同胞一边。我知道我再不能去那里上班了，可我的工资还没拿，又不甘心白干活，几天后，我又去了那家酒吧一趟。
　　推开酒吧门，我没有看见加藤和那天打我的那几个人，女老板见到我，从柜台后面迎了出来。她先是关切地问我伤得怎么样，然后递给我一叠钱和一个信封，那叠钱是我该拿的工资的两倍。她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你没有错，可我也不能留你继续在这里干了，原因我想你也明白。但是你放心，那天打你的几个人，我一个不留，全开除了。另外，我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你去我朋友开的一家酒吧去上班吧。
　　冯卫东的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停止了吃喝，思索着这个故事的意义。“日本人有点奇怪，”我说，“换了我是那个加藤的话，绝不会那么干的。”
　　“你会怎么干呢？”
　　“我会毫无保留地跟你站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朋友才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东西与之相比都根本不值一提。”
　　冯卫东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是半个月后退出剧组的，并立刻离开了北京。我不干了。原因是这种剧本我写起来太吃力了，我觉得为了挣钱受这种罪完全不值得。当然，毫无疑问，我的中途退出给剧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临时再去物色一个编剧，这其中的种种麻烦可以预料，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不言而喻的，但这我可就不管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我的中途退出把我的朋友冯卫东置于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不难想象，我是他全力推荐来的，可现在我却无情地给了他一个难堪，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向张导交代。当冯卫东反复恳求我不要退出，继续和他一起干下去的时候，尽管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没有反对过他的意见，可是这一次，我却让他失望了。
　　冯卫东说的也许没错，朋友这个屌东西确实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