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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丛书》第四辑共四册，分别是《天》、《童年》、《对话》和《树》。四个朴素主题，似乎并无关联，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发人深省的消息，似乎在悄悄向我们提问：我们是否已经与那些最本真的生活和事物、与那些本根性的问题非常隔膜、非常遥远了？
我们还习惯于抬首仰望头上的天空吗？当“自然的天”被环境污染的阴霾遮蔽之时，我们是否同时也失去了那“有意志的神灵之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像诗人马拉美那样感叹：“苍天已死”？
忙忙碌碌甚至蝇营狗苟的日子，是否甚至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因而也已经并不真正知道将往哪里去？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知识人之间的主义之争乃至意气之争，是否又阻碍了我们回复到一种最不可或缺的人性：人，说到底乃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具备交谈和对话能力的“动物”——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
这些问题，似乎离我们的柴米油盐、离我们的发财致富升官进爵；离我们的课题、项目、国际会议；离我们的大奖、我们的桂冠非常非常遥远，但事实上却每时每刻与我们密切相关。它们似乎远在天边，却又切近而真实地就在眼前。正如我们无法否认一棵树的存活与生长不能脱离其本根，我们也不应该无视这些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然，一套丛书的作用是有限的，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正如丛书主编乐黛云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些从每个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的书，无疑是试图接近事物之本来面目的宝贵尝试。来自中法两国的作者的体验和感悟，使得“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在这些体验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真正起到了瑞士-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姆所说的“言语交错”的效果。
在这些“言语交错”中，最能带给我感触的是中国作家张炜和法国学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联袂而作的《童年》。童年和故地对于张炜来说，是一个与“正在飞速发展的商业帝国”相对照的存在。他说：“我的不懈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情结的，它是关于一个人生来就有的一切的，那是幸福而美好的拥有。”而这种拥有，无论是对故乡“樱桃、李子和苹果的思念”，还是对“马比人好，比好多人都好”的感叹，或是对温柔慈爱的音乐老师的怀恋……所有这一切，都是张炜与他心目中的“大自然”无法割断的联系，是东方文化中“优雅的东西”的代表。
但是，这一切却在商业和所谓的文明中无奈地失去。“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呢？是长着荒草的沙滩，是被取沙车挖成一个个大洞的千疮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区、工地、楼房、烟囱，和不知从哪儿汇集而来的阔大的宿舍居住区。人烟理所当然地稠密了，树木理所当然地被排挤了。就连碧蓝的大海也改变了颜色，因为有两个造纸厂正日夜不停地往里排放褐色碱水、冲刷纸浆和木材草屑。”
因此，张炜直言不讳地说，他对这取代他的林子、沙滩和大海的一切是“心怀仇视”的，因为这一切乃是商业帝国和物质主义的产物。而这“商业帝国的中心看来是在西方，实际上是在自私的人的内心——包括我们的内心”。为了对抗这种外在的野蛮与荒寂，内在的自私和物质主义，张炜毅然融入“跋涉的莽野”，并通过这种回归，试图“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种诗意”，从而在隐喻的意义上保卫自己乃至人类的“童年”。
比较而言，施舟人的童年生活回忆，似乎更具实录色彩也更具现实社会政治含义。他尤其讲述了自己战争期间在“儿童公社”的经历。
这个“儿童公社”，多少让人想到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教育省”和卢梭的《爱弥尔》。也就是说，它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一个载体或实验场。不过，其创办者——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盖思·伯克事实上更多地给这个公社赋予了“财产共有，共同生活”的理念，因而它虽然一方面是儿童自由发展的乐园，但另一方面则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施舟人是这样评价“儿童公社”的教育者的：“我们的教育者是理想主义者。和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急于见到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越快越好，总是用理想化的角度而不是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问题。”
而正因为不能按事物的本来面目看问题，这个“儿童公社”在战争期间从不提纳粹的话题。“当百万人被送到死亡集中营时，当整个国家处于恐怖之中时，我们还继续唱道：‘让我们坚信人的善良本性。’‘人性本善’！”
对此，施舟人反思说，“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在战争结束之际在格罗林根见到的加尔文教堂里的神学之争非常相似”，“归结来说，我少年时代的经历不仅使我独立，也使我对理想主义、崇高事业、宏大的理念等保持警惕”。
非常有意思的是，张炜和施舟人尽管都在谈论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经历过的一般意义上的童年——童年的美好或遗憾，但他们却实际上又同时扩大了“童年”的含义。对张炜来说，童年，既意味着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也意味着生命的野性和生活的根本，因此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事物某种“应该有的样子”或理想色彩。而对施舟人来说，童年虽然也与某种理想色彩相关，但这种理想是被强加的，仿佛世界只会展开它向儿童所能展现的那一面，而并没有严酷和丑恶存在。
张炜和施舟人的童年叙事，是否会给试图从个人体验思考事物之本然的人们某种启示？事物的“童年状态”究竟是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如人类历史中的“夏商周三代”和“古希腊”，如张炜的“我的故地”？对于美好的“童年状态”的畅想乃至诗意建构，如何与注定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对接，既不对之讳莫如深，也不被其同化，更不因之颓然？
我们还习惯于抬首仰望头上的天空吗？当“自然的天”被环境污染的阴霾遮蔽之时，我们是否同时也失去了那“有意志的神灵之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像诗人马拉美那样感叹：“苍天已死”？
忙忙碌碌甚至蝇营狗苟的日子，是否甚至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因而也已经并不真正知道将往哪里去？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知识人之间的主义之争乃至意气之争，是否又阻碍了我们回复到一种最不可或缺的人性：人，说到底乃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具备交谈和对话能力的“动物”——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
这些问题，似乎离我们的柴米油盐、离我们的发财致富升官进爵；离我们的课题、项目、国际会议；离我们的大奖、我们的桂冠非常非常遥远，但事实上却每时每刻与我们密切相关。它们似乎远在天边，却又切近而真实地就在眼前。正如我们无法否认一棵树的存活与生长不能脱离其本根，我们也不应该无视这些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然，一套丛书的作用是有限的，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正如丛书主编乐黛云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些从每个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的书，无疑是试图接近事物之本来面目的宝贵尝试。来自中法两国的作者的体验和感悟，使得“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在这些体验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真正起到了瑞士-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姆所说的“言语交错”的效果。
在这些“言语交错”中，最能带给我感触的是中国作家张炜和法国学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联袂而作的《童年》。童年和故地对于张炜来说，是一个与“正在飞速发展的商业帝国”相对照的存在。他说：“我的不懈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情结的，它是关于一个人生来就有的一切的，那是幸福而美好的拥有。”而这种拥有，无论是对故乡“樱桃、李子和苹果的思念”，还是对“马比人好，比好多人都好”的感叹，或是对温柔慈爱的音乐老师的怀恋……所有这一切，都是张炜与他心目中的“大自然”无法割断的联系，是东方文化中“优雅的东西”的代表。
但是，这一切却在商业和所谓的文明中无奈地失去。“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呢？是长着荒草的沙滩，是被取沙车挖成一个个大洞的千疮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区、工地、楼房、烟囱，和不知从哪儿汇集而来的阔大的宿舍居住区。人烟理所当然地稠密了，树木理所当然地被排挤了。就连碧蓝的大海也改变了颜色，因为有两个造纸厂正日夜不停地往里排放褐色碱水、冲刷纸浆和木材草屑。”
因此，张炜直言不讳地说，他对这取代他的林子、沙滩和大海的一切是“心怀仇视”的，因为这一切乃是商业帝国和物质主义的产物。而这“商业帝国的中心看来是在西方，实际上是在自私的人的内心——包括我们的内心”。为了对抗这种外在的野蛮与荒寂，内在的自私和物质主义，张炜毅然融入“跋涉的莽野”，并通过这种回归，试图“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种诗意”，从而在隐喻的意义上保卫自己乃至人类的“童年”。
比较而言，施舟人的童年生活回忆，似乎更具实录色彩也更具现实社会政治含义。他尤其讲述了自己战争期间在“儿童公社”的经历。
这个“儿童公社”，多少让人想到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教育省”和卢梭的《爱弥尔》。也就是说，它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一个载体或实验场。不过，其创办者——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盖思·伯克事实上更多地给这个公社赋予了“财产共有，共同生活”的理念，因而它虽然一方面是儿童自由发展的乐园，但另一方面则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施舟人是这样评价“儿童公社”的教育者的：“我们的教育者是理想主义者。和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急于见到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越快越好，总是用理想化的角度而不是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问题。”
而正因为不能按事物的本来面目看问题，这个“儿童公社”在战争期间从不提纳粹的话题。“当百万人被送到死亡集中营时，当整个国家处于恐怖之中时，我们还继续唱道：‘让我们坚信人的善良本性。’‘人性本善’！”
对此，施舟人反思说，“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在战争结束之际在格罗林根见到的加尔文教堂里的神学之争非常相似”，“归结来说，我少年时代的经历不仅使我独立，也使我对理想主义、崇高事业、宏大的理念等保持警惕”。
非常有意思的是，张炜和施舟人尽管都在谈论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经历过的一般意义上的童年——童年的美好或遗憾，但他们却实际上又同时扩大了“童年”的含义。对张炜来说，童年，既意味着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也意味着生命的野性和生活的根本，因此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事物某种“应该有的样子”或理想色彩。而对施舟人来说，童年虽然也与某种理想色彩相关，但这种理想是被强加的，仿佛世界只会展开它向儿童所能展现的那一面，而并没有严酷和丑恶存在。
张炜和施舟人的童年叙事，是否会给试图从个人体验思考事物之本然的人们某种启示？事物的“童年状态”究竟是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如人类历史中的“夏商周三代”和“古希腊”，如张炜的“我的故地”？对于美好的“童年状态”的畅想乃至诗意建构，如何与注定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对接，既不对之讳莫如深，也不被其同化，更不因之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