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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的阅读，将东方主义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相结合，分析当代的文化殖民主义并结合中国当前的文化现状，对东方主义以及文化霸权进行批判，倡导文化差异下的多元文化交融共生。
关键词：东方主义；文化霸权；文化差异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14-02
《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是美国人，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拥有的是阿拉伯血统，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他在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环境下成长，语言的分裂成为萨义德生命中的一个基本分裂，这种分裂几乎贯穿萨义德全部的生活和写作过程。语言、姓名和身份是困扰他一身的问题，他年幼时期就体验了各种形式权威的压制，所以从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对权威的抵抗。
萨义德所大力批判的是欧洲中心说，《东方学》的要旨“在于破而不在于立”。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因而既有助于形成某种西方的身份，也有助于形成某种东方的身份。就像我们心目中美女的标准，可能来源于西方广告中的模特和芭比娃娃；而“美国梦”存在于肥皂剧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勾画中。
一、电影中的“东方主义”渗透
很少有人将《阿凡达》与东方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仔细审视这部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通过白人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构建出来的纳威人就是融合了东南亚或非洲部族的精灵版：黑色皮肤、身体图腾和纹身、矫健有力的奔跑、集体仪式和吟唱，通通都是现代白人对原始部落野蛮人的想象。纳威人相对于人类来说，正是东方主义定义的“他者的自我”，是西方人对他们的建构、想象、表述，他们是被妖魔化和类型化了的族群，是落后文明的象征。人类进入潘多拉星球，企图用他们自认为先进的“文明理念”去征服纳威人的战斗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西方殖民东方的思想。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碰撞，常常是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碰撞。人们会轻易地把习惯、样式、方式归类为“我们的”和“他们的”，而“我们的”理所当然是更具有合理性的东西。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文明的创伤，在向“蛮荒”前进的路上，不论是武器还是圣经，都是“我们的”对“他们的”伤害。
如果说《阿凡达》里的纳威人是作为“他者的自我”被对待，那么法国影片《我在伊朗长大》则透过女主人公玛嘉的眼睛，叙述了玛嘉在童年时期在伊朗的生活和长大后留学欧洲的经历。《我在伊朗长大》是根据伊朗女性漫画家玛嘉•莎塔碧的同名自传漫画改编。影片的故事背景为1979年后的伊朗，由国王专政被推翻，伊斯兰革命胜利到两伊战争，记录的是这个文明古国历史以外的一个女孩玛嘉的真实生活，在纷乱变动的社会和个人日常夹缝中，她看到的世界以及感受到的人生。这部片子的创作者是伊朗人，从小在伊朗长大，她所描述的伊朗来自于一个伊朗人童年的所见所闻，因而从她视角切入描述的伊朗具有了主体性，她所描述的东方体现为“自我的他者”。正如在提到创作初衷时，玛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人们谈起伊朗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正因为如此，创作《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来对整个国家做出批判”。这部影片无疑是对西方话语权力的颠覆与重置，玛嘉通过自我话语的建构使伊朗具有了主体性，不再是被西方构想的东方客体。
东方主义所提倡的是一种响亮的世界主义，其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隐含的就是一种殖民主义，把殖民描绘成了对野蛮的东方的拯救。
二、关于“文化霸权”
提出“文化霸权”这一术语的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霸权统治：第一，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第二，以“同意”的方式或者领导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得到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对道德和哲学的领导。葛兰西和萨义德所说的“文化霸权”指的是第二种统治方式，它是一种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是通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认同来实现的。文化强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自愿接受强势方的统治和控制。
有人说过：“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这句话听着比较刺耳，但是只要认真审视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能为这句话找到大量的论据，我们身上穿的毛衣牛仔裤，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最具中国特色服饰旗袍现在大多只出现在照相影楼，电视剧组里，成为了呈现已经过去了的时代面貌的道具，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雕梁画栋的建筑只能作为历史遗存或者旅游景区而存在。现代生活方式不得不说是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穿白色的婚纱，笔挺的西装，喝洋酒，泡咖啡馆，过圣诞节，甚至橱窗里的衣服模特都是按照西方人的面部轮廓和身型制作的……这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成为现代生活最为鲜明的符号。
西方物质产品冲击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了形形色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带有浓厚的“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观点是很鲜明的，因为鲜明，难免偏颇和片面。正如萨义德指出的，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它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文化是一个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文化也是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但是，笔者认为，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比如，有些批判《红高粱》的文章，说这部影片是张艺谋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态，故意丑化中国人，让素有窥视癖的外国观众把视线伸长到黄土地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看马戏般地看中国农民怎样颠轿、酿酒乃至偷情，从而让西方人透过张艺谋虚构出来的“伪民俗”来判定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族群。张艺谋通过《红高粱》把中国带到世界，带回的却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更多的误读。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误读里面不一定就只是西方居于霸权地位对东方文化居高临下的肆意构想，它还应该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
萨义德在《东方学》里一再强调：西方的主体认识把握了东方客体。西方文化对我们国家文化观念与价值的渗透，我们进入了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的时代。作为东方客体，我们在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不仅仅是被动消极的。比如像现在我们不穿肚兜，不穿旗袍，穿牛仔裤，穿西装，肯定有我们对这些欧美文化的主动迎合。在清朝灭亡后的一系列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下，我们选择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体系，它在差异中受到碰撞和冲击，抛开中间的商业操作机制不说，仅仅用“文化霸权”去阐释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是片面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石。中国的多元文化不像西方的多元文化那样充满了文化冲突、民族冲突和价值观冲突。正确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客观冷静地对待，承认之间的差异性，寻求差异中的共生，这样，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2]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张其学著.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东方主义；文化霸权；文化差异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14-02
《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是美国人，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拥有的是阿拉伯血统，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他在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环境下成长，语言的分裂成为萨义德生命中的一个基本分裂，这种分裂几乎贯穿萨义德全部的生活和写作过程。语言、姓名和身份是困扰他一身的问题，他年幼时期就体验了各种形式权威的压制，所以从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对权威的抵抗。
萨义德所大力批判的是欧洲中心说，《东方学》的要旨“在于破而不在于立”。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因而既有助于形成某种西方的身份，也有助于形成某种东方的身份。就像我们心目中美女的标准，可能来源于西方广告中的模特和芭比娃娃；而“美国梦”存在于肥皂剧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勾画中。
一、电影中的“东方主义”渗透
很少有人将《阿凡达》与东方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仔细审视这部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通过白人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构建出来的纳威人就是融合了东南亚或非洲部族的精灵版：黑色皮肤、身体图腾和纹身、矫健有力的奔跑、集体仪式和吟唱，通通都是现代白人对原始部落野蛮人的想象。纳威人相对于人类来说，正是东方主义定义的“他者的自我”，是西方人对他们的建构、想象、表述，他们是被妖魔化和类型化了的族群，是落后文明的象征。人类进入潘多拉星球，企图用他们自认为先进的“文明理念”去征服纳威人的战斗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西方殖民东方的思想。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碰撞，常常是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碰撞。人们会轻易地把习惯、样式、方式归类为“我们的”和“他们的”，而“我们的”理所当然是更具有合理性的东西。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文明的创伤，在向“蛮荒”前进的路上，不论是武器还是圣经，都是“我们的”对“他们的”伤害。
如果说《阿凡达》里的纳威人是作为“他者的自我”被对待，那么法国影片《我在伊朗长大》则透过女主人公玛嘉的眼睛，叙述了玛嘉在童年时期在伊朗的生活和长大后留学欧洲的经历。《我在伊朗长大》是根据伊朗女性漫画家玛嘉•莎塔碧的同名自传漫画改编。影片的故事背景为1979年后的伊朗，由国王专政被推翻，伊斯兰革命胜利到两伊战争，记录的是这个文明古国历史以外的一个女孩玛嘉的真实生活，在纷乱变动的社会和个人日常夹缝中，她看到的世界以及感受到的人生。这部片子的创作者是伊朗人，从小在伊朗长大，她所描述的伊朗来自于一个伊朗人童年的所见所闻，因而从她视角切入描述的伊朗具有了主体性，她所描述的东方体现为“自我的他者”。正如在提到创作初衷时，玛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人们谈起伊朗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正因为如此，创作《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来对整个国家做出批判”。这部影片无疑是对西方话语权力的颠覆与重置，玛嘉通过自我话语的建构使伊朗具有了主体性，不再是被西方构想的东方客体。
东方主义所提倡的是一种响亮的世界主义，其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隐含的就是一种殖民主义，把殖民描绘成了对野蛮的东方的拯救。
二、关于“文化霸权”
提出“文化霸权”这一术语的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霸权统治：第一，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第二，以“同意”的方式或者领导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得到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对道德和哲学的领导。葛兰西和萨义德所说的“文化霸权”指的是第二种统治方式，它是一种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是通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认同来实现的。文化强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自愿接受强势方的统治和控制。
有人说过：“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这句话听着比较刺耳，但是只要认真审视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能为这句话找到大量的论据，我们身上穿的毛衣牛仔裤，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最具中国特色服饰旗袍现在大多只出现在照相影楼，电视剧组里，成为了呈现已经过去了的时代面貌的道具，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雕梁画栋的建筑只能作为历史遗存或者旅游景区而存在。现代生活方式不得不说是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穿白色的婚纱，笔挺的西装，喝洋酒，泡咖啡馆，过圣诞节，甚至橱窗里的衣服模特都是按照西方人的面部轮廓和身型制作的……这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成为现代生活最为鲜明的符号。
西方物质产品冲击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了形形色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带有浓厚的“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观点是很鲜明的，因为鲜明，难免偏颇和片面。正如萨义德指出的，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它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文化是一个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文化也是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但是，笔者认为，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比如，有些批判《红高粱》的文章，说这部影片是张艺谋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态，故意丑化中国人，让素有窥视癖的外国观众把视线伸长到黄土地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看马戏般地看中国农民怎样颠轿、酿酒乃至偷情，从而让西方人透过张艺谋虚构出来的“伪民俗”来判定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族群。张艺谋通过《红高粱》把中国带到世界，带回的却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更多的误读。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误读里面不一定就只是西方居于霸权地位对东方文化居高临下的肆意构想，它还应该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
萨义德在《东方学》里一再强调：西方的主体认识把握了东方客体。西方文化对我们国家文化观念与价值的渗透，我们进入了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的时代。作为东方客体，我们在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不仅仅是被动消极的。比如像现在我们不穿肚兜，不穿旗袍，穿牛仔裤，穿西装，肯定有我们对这些欧美文化的主动迎合。在清朝灭亡后的一系列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下，我们选择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体系，它在差异中受到碰撞和冲击，抛开中间的商业操作机制不说，仅仅用“文化霸权”去阐释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是片面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石。中国的多元文化不像西方的多元文化那样充满了文化冲突、民族冲突和价值观冲突。正确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客观冷静地对待，承认之间的差异性，寻求差异中的共生，这样，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2]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张其学著.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