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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争拗不断。本来，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合作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而现在，美国的部分国会议员和一些民间团体，言必称人民币需要大幅升值，实际上是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颇有些因小失大：即使站在美国的角度上看，人民币汇率是否调整，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没有显著影响，过多地在这一问题上纠缠，只会妨碍两国在更重要、更宽广的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工人的饭碗是中国商品砸掉的？
美国之所以关注汇率问题，主要的理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庞大，部分美国人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怀疑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价值，低价倾销出口商品；过去几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制造业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引起了很多美国工人的不满。有些美国人声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砸了美国工人的饭碗。
以上看法似是而非，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只要仔细分析这些“理由”，都会发现它经不起推敲：
中国已不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2006年，石油出口国超过东亚，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而且，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主要由于原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生产的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近些年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打个比方，对美国来说，“饭”总是要吃的，现在只不过换了一个“餐馆”吃饭，“中餐馆”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美国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对美国出口扩大的同时，还进口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进口额从1995年的161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87亿美元，增长了202%；相比而言，美国的另一个重要贸易伙伴日本的表现就不怎么样了——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反而减少了13%。“中餐馆”赚到了钱，对客人还有一定的回馈，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很好的贸易伙伴。
贸易逆差亦非美国失业率增加的元凶，恰恰相反，凡是美国贸易逆差较多的时候，一般失业率相对较低。道理并不复杂：贸易逆差意味着内需旺盛，反映出国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就业机会自然较多。当然，近年美国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主要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不应怪罪中国。美国是最早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品比重增加而制造品比重减少，使得服务业兴旺而制造业衰退，制造业就业机会自然减少。美国工人的饭碗，不是中国商品砸掉的。
荒唐事：客人逼“店家”涨价
美国国内一些人常有这样的迷思：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就会从中获利。其实美国未必就是赢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价格无论高低，消费者都要购买。人民币升值后，美国人可能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的产品比中国产品卖得更贵，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扩大。延续上面的例子，“中餐”又便宜又好吃，美国作为一个进店吃饭的客人，偏偏要逼“店家”涨价，是不是很荒唐？
在生活必需品上多花些钱，其他消费支出就会少花些钱，美国不少行业的生意就会减少，失业状况会更加恶化。中国的“生意”也少了，买起美国货来就不那么“爽快”了，更不利于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美国就业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这些投资的赢利状况，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汇回美国的数量会减少，也对美国不利。
人民币升值还可能迫使中国抛售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目前仍以美元资产为主，最近几年，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俄罗斯、瑞士等不少国家纷纷卖掉美元，中国并没有“落井下石”，就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汇率问题政治化不利中美关系大局
汇率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汇率改革是万万不能的。汇率改革可使资源配置效率更佳，也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剂。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是有决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国不能把汇率改革的任务简单化、政治化。如果把汇率改革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升值，就会忽视更重要的改革目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完全取决于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没有人能确定合适的升值幅度。一个外国政府，通过一种政治程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中国的汇率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只有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政策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过于强硬，势必削弱中国政府在推动汇率改革方面的国内政治支持，反而使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更加迟疑和缓慢。
美国还要求中国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波动区间，扩大人民币日交易量。实际上，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渐扩大，尤其是出现了双向波动。一个市场，如果所有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这个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市场，而是充满了投机。有人预测升值，有人预测贬值，央行就有更加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另外，目前中国的外贸和國际借贷80%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上避险工具缺乏，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脆弱的，它们需要“从干中学”，提高抗风险能力，躁进只会误事。
美国要求中国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直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这种要求也是模糊的、令人费解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3年到1999年间，曾有48个国家先后宣布采用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大部分国家连续钉住的时间都不超过5年，平均的挂钩成功率只有49%。事实证明，各国只能按本国国情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
当前，中美成功地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这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创新。中美之间应尽量消除误解，求同存异，使两国间的合作收益最大化。将汇率问题放在中美谈判日程表中的优先地位是不妥当的，要求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完成长期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会使中美之间产生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当两国纠缠在这个死结时，更重要的议题将被忽视。政治的短视会导致合作机会的丧失，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大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工人的饭碗是中国商品砸掉的？
美国之所以关注汇率问题，主要的理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庞大，部分美国人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怀疑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价值，低价倾销出口商品；过去几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制造业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引起了很多美国工人的不满。有些美国人声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砸了美国工人的饭碗。
以上看法似是而非，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只要仔细分析这些“理由”，都会发现它经不起推敲：
中国已不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2006年，石油出口国超过东亚，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而且，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主要由于原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生产的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近些年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打个比方，对美国来说，“饭”总是要吃的，现在只不过换了一个“餐馆”吃饭，“中餐馆”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美国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对美国出口扩大的同时，还进口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进口额从1995年的161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87亿美元，增长了202%；相比而言，美国的另一个重要贸易伙伴日本的表现就不怎么样了——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反而减少了13%。“中餐馆”赚到了钱，对客人还有一定的回馈，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很好的贸易伙伴。
贸易逆差亦非美国失业率增加的元凶，恰恰相反，凡是美国贸易逆差较多的时候，一般失业率相对较低。道理并不复杂：贸易逆差意味着内需旺盛，反映出国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就业机会自然较多。当然，近年美国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主要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不应怪罪中国。美国是最早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品比重增加而制造品比重减少，使得服务业兴旺而制造业衰退，制造业就业机会自然减少。美国工人的饭碗，不是中国商品砸掉的。
荒唐事：客人逼“店家”涨价
美国国内一些人常有这样的迷思：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就会从中获利。其实美国未必就是赢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价格无论高低，消费者都要购买。人民币升值后，美国人可能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的产品比中国产品卖得更贵，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扩大。延续上面的例子，“中餐”又便宜又好吃，美国作为一个进店吃饭的客人，偏偏要逼“店家”涨价，是不是很荒唐？
在生活必需品上多花些钱，其他消费支出就会少花些钱，美国不少行业的生意就会减少，失业状况会更加恶化。中国的“生意”也少了，买起美国货来就不那么“爽快”了，更不利于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美国就业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这些投资的赢利状况，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汇回美国的数量会减少，也对美国不利。
人民币升值还可能迫使中国抛售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目前仍以美元资产为主，最近几年，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俄罗斯、瑞士等不少国家纷纷卖掉美元，中国并没有“落井下石”，就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汇率问题政治化不利中美关系大局
汇率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汇率改革是万万不能的。汇率改革可使资源配置效率更佳，也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剂。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是有决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国不能把汇率改革的任务简单化、政治化。如果把汇率改革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升值，就会忽视更重要的改革目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完全取决于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没有人能确定合适的升值幅度。一个外国政府，通过一种政治程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中国的汇率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只有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政策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过于强硬，势必削弱中国政府在推动汇率改革方面的国内政治支持，反而使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更加迟疑和缓慢。
美国还要求中国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波动区间，扩大人民币日交易量。实际上，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渐扩大，尤其是出现了双向波动。一个市场，如果所有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这个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市场，而是充满了投机。有人预测升值，有人预测贬值，央行就有更加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另外，目前中国的外贸和國际借贷80%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上避险工具缺乏，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脆弱的，它们需要“从干中学”，提高抗风险能力，躁进只会误事。
美国要求中国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直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这种要求也是模糊的、令人费解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3年到1999年间，曾有48个国家先后宣布采用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大部分国家连续钉住的时间都不超过5年，平均的挂钩成功率只有49%。事实证明，各国只能按本国国情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
当前，中美成功地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这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创新。中美之间应尽量消除误解，求同存异，使两国间的合作收益最大化。将汇率问题放在中美谈判日程表中的优先地位是不妥当的，要求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完成长期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会使中美之间产生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当两国纠缠在这个死结时，更重要的议题将被忽视。政治的短视会导致合作机会的丧失，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大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