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学术背景最为复杂,因此学术道路转变也是最为频繁的一个,学术界习惯于用早期和晚期来加以区别是远远不够的。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卢卡奇就已开始对物化和拜物教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予以了尖锐批判,当时的基调是生命哲学的孤独的个人,是克尔凯戈尔的悲剧形而上学,个体被放在了比类更为优越的地位。卢卡奇也成了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个人和类的问题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高度的哲学家,并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又完成了人生一大蜕变,在个体和类的关系上放弃了此前执着于孤独个人的立场,反过来转向了阶级,把阶级置于个人之上。在晚年,卢卡奇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阶级的地位式微,马克思的类概念重新被卢卡奇提到很高的位置。但是,正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使得卢卡奇和他的弟子们——布达佩斯学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布达佩斯学派对自己的老师进行了严厉批判,可以这样说,没有卢卡奇就没有布达佩斯学派,没有对卢卡奇的反叛,也没有布达佩斯学派。布达佩斯学派指责卢卡奇仍然停留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中,仍然以一种主体性原则完成了一种新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的实践提供一种总体性图景,从而再次把个人和类的关系理解为构成性的,而在个人和类的构成性关系中等级和从属势所必然,个人再次消融于类和社会之中。为此,布达佩斯学派在个人和类的关系上,尝试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规范性取代构成性,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性哲学道路和全新的现代性哲学批判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