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2011年自主招生计划，开辟了“A计划”和“B计划”两条特殊通道，其中 “A计划”就是为了录取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才能和发展潜力、并且综合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只要在材料审核、笔试或者复试中任何一个环节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就可能成为“A计划”的候选人，复试中将接受额外专门测试。
　　清华的“A计划”是有传统的。
　　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年的考试成绩是：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吴晗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时的成绩是：数学得了0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大师、历史学家。
　　吴晗被破格录取，是与胡适这个伯乐离不开的。吴晗在中国公学，就颇受校长胡适赏识；胡适在北大当教授，极力向清华推荐吴晗。钱钟书、吴晗是幸运的，他们考大学时遇到的不是“唯成绩论”的老师，所以才有幸有了高等教育经历。
　　偏才和怪才从来不缺才华，缺的是伯乐和土壤。之所以在今天，关于偏才怪才的质疑不断，根子就在目前应试教育的体制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学校、老师喜欢的往往是考试成绩优秀、参加各类比赛竞赛屡屡获奖、手里的各种证书一大把、又积极向上乖巧听话的孩子，而偏才怪才们却只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未来又充满变数，他们在素质教育下或许能够如鱼得水，而在应试教育下往往是一筹莫展。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出未来成功者的端倪。这或许就是包括北大在内的一些高校，从招生制度上就不喜欢所谓偏才怪才的重要原因。
　　当伯乐是需要勇气的。校长们也喜欢向高校推荐一些成绩优异全面发展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这是因为，被校长推荐上北大的机会，在当前的语境下是稀缺资源，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监督，加之偏才怪才的衡量缺乏硬邦邦的标准，于是，几乎没有校长有足够的勇气冒着舆论的“枪林弹雨”给那些偏才怪才一个上北大的机会。他们只得采用最保险、最没有争议那个标准——考试成绩，规避选偏才怪才可能导致的风险与争议。
　　当然，要想创造偏才怪才脱颖而出的条件，单靠几所高校的招生取向的改变，单靠几个中学校长慧眼识珠的发现、力排众议的推荐，是无能为力的。要避免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就要从中小学的教学目标设计入手、从教育方式入手，重点培养学生独立的科学精神和想象能力、创造能力，让教育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