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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回顾了2020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并部署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確定性较大，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近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多项政策，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变局中谋新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还释放了诸多重要信息，包括：2020年上半年，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显示出一定的韧性，GDP增速同比增长3.2%，较一季度而言则增长了近10%（第一季度为负6.8%）。同时，上半年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也继续深化。这也给中国市场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可以看出，中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由负转正，较之于第一季度的负增长，经济恢复明显好于预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中长期的情况亦有待观察。在此前提下，会议继续强调“六稳”、“六保”，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会议指出，中国将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长远考虑各种问题，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持续均衡；以“双循环”，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发展的新格局。何为“双循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中国内需潜力，使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边的资源，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宗旨不变，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合作方能共赢。
关于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整体而言，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其中，会议特别指出，中国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动实现经济目标。会议对中国“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社会经济发展远景目标提出建议，并决定今年10月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届时“十四五”规划将得以定调。虽然会议并未披露更多关于“十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细节，但是从官方信息来看，中国经济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间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在国际形势多变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是发展重点所在。
政策力促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促进国际循环方面，7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一系列举措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不仅如此，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要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21个省份部分地区，围绕拓宽开放领域、提升便利水平进行改革探索，包括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7月30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商务部稳外贸工作措施包括：一是保外贸主体。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帮助企业积极防范订单风险。推广“信保+担保”支持外贸企业融资，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抓好出口产品转内销，力保企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全方位支持企业抓订单、拓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三是多措并举，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充分发挥好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作用，提升大型骨干外贸企业引领作用。
这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成为促进国际大循环的有力举措。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又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事实上，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促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近期更是结合当下的消费特点，聚焦当前制约消费的难点和堵点问题，持续加码。
在促进国内循环方面，7月27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既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全面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又要着力稳定传统大宗消费，加大公交、出租车等公共领域置换新能源汽车力度，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同时，还要加快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推进互联网和各类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商务部于7月30日发布通知，将组织各地利用“金九银十”的传统消费旺季，举办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进一步释放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关于支持外贸产品转内销的部署，7月25日，商务部与有关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分别在杭州湖滨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正式启动。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同时，系列活动加强公共服务，通过多种形式支持适销对路出口商品开拓国内市场。一是现场展销，主要是发挥全国示范步行街环境优、人气旺等优势，让优质外贸产品与消费者见面。二是线上销售和推广，三地活动均设有“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让采购商和消费者在“云端”采购外贸优质产品。三是企业对接洽谈，组织外贸企业与商超、电商等渠道商对接签约。外贸企业参与热情很高，由于场地限制，报名参与的企业数量远超实际展位数量，最终优选了近300家外贸企业参加活动，推出家电、家纺、服装、鞋类、特色农产品等千余种外贸优品。从现场销售看，消费者购买踊跃，大多数展位销售火爆，一些展位商品3天内数次补货。有的地方活动由计划为期3天延长至1周，以便惠及更多消费者。 在国家层面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例如：北京印发实施的《北京市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就围绕培育新模式、提升新品质、优化新供给、布局新基建、營造新环境5个方面，提出22条具体措施，全面推动北京消费市场回暖升级。深圳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增长若干措施》，重点聚焦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堵点”，聚焦企业应对疫情中存在的“难点”，提出了7个部分共20条具体措施，意在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提振消费信心、帮助企业纾困解困，促进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晓涛认为，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类因素（包括国家间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从外部环境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关系的逻辑来看，如果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则国内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稳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更倾向于防范风险；如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或者出现较大动荡，则国内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更为关注“稳增长”——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现阶段疫情冲击下的宏观政策更加强调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即国内转型升级与外部不利环境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期与内外需放缓并发叠加、稳定经济增长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叠加，需要处理好“内部与外部”“供给与需求”“速度与质量”“实体与虚拟”四个方面的关系。
他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普遍性衰退，无论是欧美还是金砖国家等经济体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却并不稳定，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论是金融危机伊始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扩大内需的举措，还是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据形势变化中探寻走出危机的措施，由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危机影响的持久性，政策目标、政策组合在不断调整；第二阶段是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稳定复苏，走出金融危机趋势明显，外贸拉动经济强增长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效应使中国经济逐渐呈现见底反弹的态势，然而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1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实现阶段性“停战”，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美经贸摩擦朝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坚实一步，为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带来信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扩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对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市场份额、海外投资等产生较大影响。当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定时间、空间背景下完成。当前，世界正处于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过程中，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会。当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厂房租金等各种初级生产要素优势逐渐消失之后，企业发展就不得不转向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从长期看，这有助于中国企业脱离初级要素优势依赖的发展惯性与路径。在一些领域，国外竞争对手虽然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与经验偏重传统技术，中国企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
他强调，以全面性警戒与审慎态度应对外部压力，每一次冲击反而成为创新的有力诱因。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以及外部冲击反而会加快创新，显示出积极效应。可借鉴国际经验应对危机，化压力为动力。如二战后的日本产业遭受一连串的“冲击”但又不断成长，这些冲击包括从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到“石油危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每次冲击都致使日本产业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策略，进而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国家竞争优势。
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
张晓涛认为，原始创新依赖基础科学的发展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都来源于基础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所依赖的“种子”是基础研究，尤其在通讯、材料科学等领域，没有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难以有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应该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要做没有应用目的的试验。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保证对“纯”科学有足够的资助，只有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宝库，让企业和机构可以从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续激发经济增长。
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先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实现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人口转变，然后通过创新驱动，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张晓涛称，中美经贸摩擦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是一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绝不仅是产业本身，往往涉及到国家安全，通过贸易制裁或者禁运的方式实现经济、军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经成为通行手段，芯片行业就是典型的范例。
他认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着14亿多人口市场规模和4亿人左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稳健，比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同代际的消费群体呈现不同的增长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多元性特点，表现为“一国多个市场、一国多层次市场”。“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张晓涛说。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1997年所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与输家》一书中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赢家为什么赢、输家为什么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市场的企业基本都输了，把中国看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场的企业都赢了。”张晓涛解释说，时至今日，中国市场依然如此，中国既有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风口，也有抓住年轻人消费心理的跨界电商的小趋势。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为了回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频率，以适应更加细分的市场。 推进高质量国际经营
中国国内市场虽然广大，但是竞争日益激烈，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企业将逐鹿中国市场。市场结构性饱和与产能过剩特征具有长期性，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更为明显，这些趋势将迫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经历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融服务业几个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通过对外投资缓解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亟需借助国际社会资本与技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具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与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张晓涛称，出口压力促使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开辟潜在的或者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烈与出口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构建新的全球化战略与转型升级路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取代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
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只重视国内市场的传统观念自然就会延伸为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重视与关切。当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投资的占比仍然很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这也是中国产业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耕海外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不仅是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也是国家竞争力增长的过程。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制度型开放带来改革红利。2018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两则“负面清单”，分别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持了2018年版的体例结构，进一步缩减了负面清单长度，新推出一批开放措施。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撑。从减税降负到简政放权，中国与国际并轨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越来越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态势，疫情并没有影响中国开放的步伐。外资以价值投资为主，更看重长期趋势，并不会因短期的疫情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张晓涛认为，中国市场中长期走势乐观：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强大的市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三是更加自由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吸引外资的基础。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近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多项政策，助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变局中谋新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还释放了诸多重要信息，包括：2020年上半年，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显示出一定的韧性，GDP增速同比增长3.2%，较一季度而言则增长了近10%（第一季度为负6.8%）。同时，上半年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也继续深化。这也给中国市场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可以看出，中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由负转正，较之于第一季度的负增长，经济恢复明显好于预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中长期的情况亦有待观察。在此前提下，会议继续强调“六稳”、“六保”，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会议指出，中国将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长远考虑各种问题，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持续均衡；以“双循环”，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发展的新格局。何为“双循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中国内需潜力，使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边的资源，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宗旨不变，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合作方能共赢。
关于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整体而言，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其中，会议特别指出，中国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动实现经济目标。会议对中国“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社会经济发展远景目标提出建议，并决定今年10月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届时“十四五”规划将得以定调。虽然会议并未披露更多关于“十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细节，但是从官方信息来看，中国经济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间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在国际形势多变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是发展重点所在。
政策力促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促进国际循环方面，7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一系列举措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不仅如此，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要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21个省份部分地区，围绕拓宽开放领域、提升便利水平进行改革探索，包括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7月30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商务部稳外贸工作措施包括：一是保外贸主体。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帮助企业积极防范订单风险。推广“信保+担保”支持外贸企业融资，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抓好出口产品转内销，力保企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全方位支持企业抓订单、拓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三是多措并举，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充分发挥好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作用，提升大型骨干外贸企业引领作用。
这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成为促进国际大循环的有力举措。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又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事实上，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促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近期更是结合当下的消费特点，聚焦当前制约消费的难点和堵点问题，持续加码。
在促进国内循环方面，7月27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既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全面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又要着力稳定传统大宗消费，加大公交、出租车等公共领域置换新能源汽车力度，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同时，还要加快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推进互联网和各类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商务部于7月30日发布通知，将组织各地利用“金九银十”的传统消费旺季，举办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进一步释放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关于支持外贸产品转内销的部署，7月25日，商务部与有关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分别在杭州湖滨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正式启动。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同时，系列活动加强公共服务，通过多种形式支持适销对路出口商品开拓国内市场。一是现场展销，主要是发挥全国示范步行街环境优、人气旺等优势，让优质外贸产品与消费者见面。二是线上销售和推广，三地活动均设有“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让采购商和消费者在“云端”采购外贸优质产品。三是企业对接洽谈，组织外贸企业与商超、电商等渠道商对接签约。外贸企业参与热情很高，由于场地限制，报名参与的企业数量远超实际展位数量，最终优选了近300家外贸企业参加活动，推出家电、家纺、服装、鞋类、特色农产品等千余种外贸优品。从现场销售看，消费者购买踊跃，大多数展位销售火爆，一些展位商品3天内数次补货。有的地方活动由计划为期3天延长至1周，以便惠及更多消费者。 在国家层面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例如：北京印发实施的《北京市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就围绕培育新模式、提升新品质、优化新供给、布局新基建、營造新环境5个方面，提出22条具体措施，全面推动北京消费市场回暖升级。深圳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增长若干措施》，重点聚焦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堵点”，聚焦企业应对疫情中存在的“难点”，提出了7个部分共20条具体措施，意在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提振消费信心、帮助企业纾困解困，促进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晓涛认为，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类因素（包括国家间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从外部环境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关系的逻辑来看，如果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则国内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稳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更倾向于防范风险；如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或者出现较大动荡，则国内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更为关注“稳增长”——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现阶段疫情冲击下的宏观政策更加强调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即国内转型升级与外部不利环境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期与内外需放缓并发叠加、稳定经济增长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叠加，需要处理好“内部与外部”“供给与需求”“速度与质量”“实体与虚拟”四个方面的关系。
他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普遍性衰退，无论是欧美还是金砖国家等经济体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却并不稳定，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论是金融危机伊始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扩大内需的举措，还是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据形势变化中探寻走出危机的措施，由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危机影响的持久性，政策目标、政策组合在不断调整；第二阶段是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稳定复苏，走出金融危机趋势明显，外贸拉动经济强增长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效应使中国经济逐渐呈现见底反弹的态势，然而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1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实现阶段性“停战”，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美经贸摩擦朝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坚实一步，为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带来信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扩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对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市场份额、海外投资等产生较大影响。当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定时间、空间背景下完成。当前，世界正处于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过程中，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会。当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厂房租金等各种初级生产要素优势逐渐消失之后，企业发展就不得不转向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从长期看，这有助于中国企业脱离初级要素优势依赖的发展惯性与路径。在一些领域，国外竞争对手虽然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与经验偏重传统技术，中国企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
他强调，以全面性警戒与审慎态度应对外部压力，每一次冲击反而成为创新的有力诱因。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以及外部冲击反而会加快创新，显示出积极效应。可借鉴国际经验应对危机，化压力为动力。如二战后的日本产业遭受一连串的“冲击”但又不断成长，这些冲击包括从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到“石油危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每次冲击都致使日本产业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策略，进而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国家竞争优势。
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
张晓涛认为，原始创新依赖基础科学的发展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都来源于基础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所依赖的“种子”是基础研究，尤其在通讯、材料科学等领域，没有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难以有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应该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要做没有应用目的的试验。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保证对“纯”科学有足够的资助，只有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宝库，让企业和机构可以从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续激发经济增长。
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先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实现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人口转变，然后通过创新驱动，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张晓涛称，中美经贸摩擦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是一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绝不仅是产业本身，往往涉及到国家安全，通过贸易制裁或者禁运的方式实现经济、军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经成为通行手段，芯片行业就是典型的范例。
他认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着14亿多人口市场规模和4亿人左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稳健，比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同代际的消费群体呈现不同的增长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多元性特点，表现为“一国多个市场、一国多层次市场”。“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张晓涛说。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1997年所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与输家》一书中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赢家为什么赢、输家为什么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市场的企业基本都输了，把中国看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场的企业都赢了。”张晓涛解释说，时至今日，中国市场依然如此，中国既有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风口，也有抓住年轻人消费心理的跨界电商的小趋势。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为了回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频率，以适应更加细分的市场。 推进高质量国际经营
中国国内市场虽然广大，但是竞争日益激烈，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企业将逐鹿中国市场。市场结构性饱和与产能过剩特征具有长期性，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更为明显，这些趋势将迫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经历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融服务业几个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通过对外投资缓解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亟需借助国际社会资本与技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具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与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张晓涛称，出口压力促使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开辟潜在的或者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烈与出口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构建新的全球化战略与转型升级路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取代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
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只重视国内市场的传统观念自然就会延伸为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重视与关切。当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投资的占比仍然很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这也是中国产业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耕海外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不仅是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也是国家竞争力增长的过程。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制度型开放带来改革红利。2018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两则“负面清单”，分别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持了2018年版的体例结构，进一步缩减了负面清单长度，新推出一批开放措施。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撑。从减税降负到简政放权，中国与国际并轨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越来越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态势，疫情并没有影响中国开放的步伐。外资以价值投资为主，更看重长期趋势，并不会因短期的疫情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张晓涛认为，中国市场中长期走势乐观：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强大的市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三是更加自由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吸引外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