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政的“酸雨”：
　　腐蚀了“执政为民”的信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责任主要应该是：在经济上，制订规则监督执行，弱化行政干预；在社会管理上，要依法行政，和谐治理，更注重规则的公平性、机会的均等性、利益的大众性；在公共服务上，应向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障、安全保障等服务。政府必须将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天职。可惜，如今政府的不少公务人员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千方百计强化对市场经济的行政干预，有意运用手中的权力谋私，甚至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没利便推诿扯皮推托搪塞。而对于事关百姓切身权益的环境、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则身在其位懒惰其职，互踢皮球，得过且过。这种“惰政”行为是腐败的另一种形态，就像具有腐蚀性的“酸雨”，会严重腐蚀国家机器，腐蚀“执政为民”的信条，腐蚀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信赖！
　　在媒体曝光的各地违建案例中，一方面，诸如“违建存在数年之久”、“居民举报多年未果”的现象让公众质疑相关部门不作为；另一方面，“城管查处屡遭闭门羹”、“业主无视拆违令”、“违建拆除后偷偷复建”之类的现象，又反映出“违建易、拆违难”的执法尴尬。
　　对于违建泛滥的探究中，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一直被认为是违建多发的原因之一。
　　贵阳市都市花园小区，楼顶违章建筑超重200吨。有相邻业主反映：A栋顶楼住了6家人，6家都修了加层。2010年，都市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管公司多次向城管部门作了反映。直到2011年2月15日，业主们才终于得到答复。“由市城管执法支队联合多部门，在小区开会向这几家住户下达了行政拆除通知书。”可在这之后，行政拆除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城管部门说：由于市规划局和市住建局的处理意见至今没有落实，都市花园小区“楼上楼”的拆违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有公民质疑这涉嫌相互推诿责任。
　　“杨四渔港”楼顶私搭违建数百平米，市民投诉7年也拆不掉；湖南衡阳楼顶违建25栋空中别墅，规划等部门曾多次责令拆除，但至今不了了之，苏州“园林式别墅”市民举报6年无果，得过且过......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着有关部门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有人质疑：如果城管能拿出穷追猛管小摊小贩那样的劲头和力度，来追究楼顶别墅豪门，“空中楼阁”的美景能如此之多地出现在高楼之上且达数年之久吗？
　　贪腐的“黑雨”：
　　膨胀了财富导向的物欲
　　人性的贪婪，官员的腐败，商人的唯利是图，贪官与奸商的相互勾结，在监督制衡机构缺失的等级官本位体制下和财富导向的导引中，飘洒着一阵阵贪腐的“黑雨”，膨胀着金钱至上的贪欲，也催生了一栋栋楼顶别墅的“雨后春笋”。
　　每一个拆不掉的违建后面，都存在一条时隐时现的灰色利益链；每一个拆不掉违建的违建者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强大的“靠山”。有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个违建长时间拆不掉，公众完全有理由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排除存在失职渎职现象的可能，甚至有严重的贪腐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应该主动介入查一查。 霸占公共的楼顶空间来建造私人的领地，这额外的红利是建立在侵占别人的产权和公共危害的基础之上，这是金钱至上的财富导向膨胀了人性的贪欲所为。正如一记者询问一孩子：你的偶像是谁？他说是比尔·盖茨。问他为什么呢？孩子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他是世界首富啊！在孩子的心中，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就是他最崇拜的偶像。这种金钱至上玷染童心的恶果，是否受了物质导向的社会文化、财富导向的影视文化的熏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向孩子测重强调：比尔·盖茨之所以值得崇拜、效法，不是因为他钱多，而是因为他的钱来源于他的超常智慧和创新；因为他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因为他的钱的用途主要用于继续创新和慈善事业；因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创新发明家，是最伟大的慈善家——他承诺把他所有的钱都捐给人类的公益事业！
　　北京楼顶豪宅的张教授表示：“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一些名人来唱歌你不能不让他们唱吧？” 张教授的言行真的让人不可理解，不可理解其为何知道在楼顶建造别墅是违法行为还肆意妄为，不可理解何人为其撑起不弯的腰？
　　据北京城管人士透露，人济山庄B栋楼顶假山违建，其主人张必清，在某医学协会任职。
　　据公开资料显示他是“梅花磁针灸综合疗法”（“奇经疗法”）的创始人。
　　2013年8月12日，在北京的6家“奇经堂”门店，均由其弟子坐诊。其弟子称：张必清本人只偶尔在家接待“有来头的人”。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张必清先生如此之牛，是因为仗着背后“有来头的人”！
　　体制的“红雨”：
　　造就了“雨后春笋”的土壤
　　行政的不阳光，管理的不公开，制衡的缺失，监督的缺位，等级分明的官本位体制，处罚力度的偏轻，加之多头管制，政出多方，如同“九龙治水”，造成一人一个意见、一个部门一个想法，相互推脱责任。这一切形成了体制的“红雨”，滋润了楼顶违建的土壤，造就了楼顶“春笋”滋生的温床。
　　从法律层面来说，“违建”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对于违建的相关处罚可以参照的是2008年开始施行的城乡规划法，但是，在该法第六十四条对于三种违建情况的处罚措施中，其中处罚力度最大的也不过是“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表示，一方面执法存在不严，一方面处罚又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违建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拆除后复建的现象。
　　针对违建之风，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明确了居住区违法建设查处和拆除的五大步骤，包括联合认定、冻结房产、约谈教育、媒体曝光、强制拆除。在这五个步骤中，一座违建从发现到拆除，就涉及到城管执法、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国土等多个政府部门。 　　多头管理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其中一个环节拖延，整个拆违工作就停滞。此外发现违建之后，谁该管、谁能管，分段管理也导致责权不明。如何整合拆违力量，明确监管责任这也是解决当前“拆违难”的一道必答题。
　　官本位等级制度与观念的存在，也是导致楼顶“春笋”滋生的一个温床。违建现象在农村、城市都存在，但是‘拆违难’却往往突出表现在一些别墅区或者高档小区。这些违建业主多是持有广泛社会资源和特殊权力背景的人，能为违建找到‘保护伞’。违建中的特权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执法部门的不作为或者选择性执法。
　　事实上，从北京人济山庄违建业主张必清开始，近期每一起空中违建曝光之后，“最牛违建”背后的“最牛业主”往往都被网友全面起底。违建业主身份非富即贵，也进一步加剧民众对于违建横行的愤慨。譬如深圳“楼顶庙宇”的主人，之所以敢于用指纹密码锁锁住公共空间，网友和媒体披露她是一位颇有背景的政协委员。
　　法治的“盲雨”：
　　遮蔽了公民的多重权利
　　很多楼顶违建的相邻住户，似乎属于公民权利的“法盲”，眼睁睁看着楼顶别墅压在自己的屋顶，却没有意识到面临着自己的共有产权等权利的被侵犯，即便意识到也没有能通过有效的方式维权。更有甚者认为：“（违建）那是人家花钱建的私人建筑，我怎么能进得去？我怎么能管得到呢？”殊不知楼顶的空间也是自己有份的共有产权。这样善良而麻木的错误认识，客观上也放纵了那些违法的违建者。
　　也有个别觉醒的住户曾与违建方据理力争，但一旦违建方采用“赎买”的方式与之达成某种妥协，纠纷可能就内化私了。据报道北京“空中阁楼”主人，曾采用免费给住户看病或私人给钱方式，让他们“息怒”，相当于一种“私权贱卖”，因获得一点蝇头小利就甘愿冒大楼不安全而产生的生命财产风险。其实楼顶作为全楼业主的共同产权，一、两家妥协私了也是不合法理的，是对其他业主的侵权。
　　公民权利不觉悟还表现在大部分住户有“搭便车”心理，认为总有别人会出头把事“摆平”，或总会有政府部门出来干预。于是忍气吞声，噤若寒蝉，权利不主张，正义不伸张；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甚至连自家“瓦上霜”、屋顶楼也视而不见，等待“搭便车”，让别人给他一并清理。这样的心理不仅使面临共同风险的住户难以团结起来，也会把“出头人”置于不利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