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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旧相片经常浮现在我眼前，那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我们一家四人（其他弟妹未到）难得在广州的团聚。
父母、哥哥和我站在温煦的阳光下，父亲瘦削的脸上流露发自内心的愉悦。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苦斗争，推翻了蒋介石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位受过血的洗礼的战士，正抖擞精神迎接开国的创业。
母亲曾珍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带着重要情报在广州香港两地奔波，临近广州解放的日子里她积极发动劳工妇女迎接南下大军进城。照片中，妈妈脱下了往日担任法院小职员所穿的旗袍。我们觉得她穿军装格外神气！
我的哥哥锦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红小鬼身份准备送往学校继续学业；我则是香港培侨中学附属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将结束孤独的寄宿生生活与家人相聚。多年来父亲这位家长，填在学生家长栏上的“吴咏和”，从未到访过学校，而母亲亦只偶尔打来电话：“我返香港了……你回家吧。”照片中的我笑容可掬，经历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兄妹深知在父母身边最幸福。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哥哥蒙受父亲教育的往事。
找到了，但此吴司令，不是彼吴司令？
哥哥锦湖1936年7月出生于广东恩平县沙湖上凯岗，小时候印象中从未见过父亲，只知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其实那时父亲已经在广州香港各地干革命。
1939年，父亲和几位同志从香港起程，途经10省，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他随八路军的一支部队来到了太行山，此时日寇宣布投降，父亲所在的部队开往东北，他则化装平民，经上海辗转秘密回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报到并传达“七大”精神，之后在粤西粤中一带开展敌区武装斗争。
1947年4月，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部队成立，父亲任代司令员。国民党反动军队企图“围剿”南路革命武装。为击破敌人阴谋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指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部队分为东征、西征两支，东征部队经信宜、云浮、阳春到粤中地区，西征部队挺进广西十万大山，后扩大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
父亲奉命回到阔别的家乡恩平，哥哥第一次见到他。父亲与派到粤中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动员群众， 反“三征”、组织武装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哥哥跟他仍然难得见面，父亲太忙碌了。到了1948年，听说国民党要抓捕父亲，家中老少全变得坐立不安，老祖父跟三叔去江门、湛江避难，哥哥在恩平郁文中学读书，国民党军和走狗们吠声吠影，百姓日夜担惊受怕。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哥哥所在的中学已经下课，突然枪声响起，由远渐近愈来愈频密，原来村子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顿时气氛紧张起来，众人吓得纷纷躲避，学生们飞奔回宿舍。呯！呯！呯！随着几声枪响，只见子弹射向宿舍，十分凶险！学校有三、五个职员及同学是思想进步的中共地下党员，连忙把枪械收藏于尿桶内，机智避过了敌人扰攘。国民党兵撤退之后，哥哥虽只是12岁少年，但心中亦明白惊险未解，走为上策！他将随身两件薄衣打了个小包袱准备上路。亲叔叔吴志强也是中共地下党人，他派人来告诉哥哥：锦湖你父亲带领的游击队大概结集在高明、鹤山一带，为了活命只管去找队伍吧。
哥哥辞别了生母踏上寻父之途，同行几个都是有志向投奔游击队的人。七、八天步行后终于来到了一处村落，人们指引下快步前去，看清了，看清楚了，哎呀，哥哥见到此吴司令，并不是他日夜思念的父亲，只是一场误会！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经过几天休息，他和同伴继续起程寻找游击队司令部，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父亲。父亲轻抚哥哥凌乱的头发，说：“你可以留下，就跟小鬼队员们一起作战，学习技能，平时就当勤务兵吧。”在父亲身体力行的教导下，锦湖哥哥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懂得了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等等许多革命道理。
194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在高明县正式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在党的领导下纵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为广东粤中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哥哥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他腰间插一支左轮枪，跟随司令部战斗在粤中地区，直到与南下大军会师—这是一个平凡少年参加革命走出的第一步，是人生历史的转折点。
若还不肯叫爸爸，就要用藤条打人！
我小坚，1938年5月出生于香港，是父亲的第二个孩子，母亲的第一个女儿。父母因共同革命志向走到一起，最初扮演情侣，后经组织批准结婚。贫穷的革命青年刚烈，他俩也柔情，结婚时的一对银质戒指，刻“坚”字的由父亲佩戴，“强”字的母亲佩戴，夫妻相约以后子女名字一定含坚字或强字。我生来细致硬朗，父母十分疼爱，取名小坚。多谢父母赐我名字！当我长到八个月大时，父母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无暇照料我，便商量将我送到孤儿院去。母亲瞒骗孤儿院，说兄嫂被日本炸弹炸死，我是他们遗下的女婴。在晨曦中的渡海轮码头，骨肉分离，母亲强忍眼泪将我交付何氏女慈善家，送我到港岛半山区孤儿院，直到我一岁半。
1939年底，日本侵华逼近香港，大批平民百姓、孤儿院等要撤退到云南贵州后方，院方声明幼童难保生命，父母决定接我回家。那时我瘦骨如柴，不会讲话，单单只会叫唤“阿五”，那是我在孤儿住宿房间的护理员名字；身上长满疮疥，只有右手食指中指白净，因为平时吸啜不停；无法穿着衣服，只能用绢绸包裹，否则皮肤溃烂脓液粘着衣裤脱解不下来。即使这般父母依然没嫌弃我，而是想尽办法将我的病医治好。年底父亲由香港北上延安开中共“七大”，我和母亲留在香港。原以为父亲很快便回来，谁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北书信全断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屡见不鲜。由于此情形，我第二次离开母亲，被送返故乡上凯岗村三年。我平日与母亲已极少见面，又怎能晓得远去父亲的模样？
1946年夏，与父亲离别六年多后，母亲把我从故乡接去湛江市与他们团聚。父亲的突然出现，我不知这个高瘦陌生的男人是何人，何况要称呼他作爸爸？相处一月半月，父亲软硬兼施，我依然不肯开口。一天父亲又提出，一定要我称呼他爸爸，否则要打人！我噤口不作声，终于饱尝了皮肉之苦，被打得手脚满是藤条痕，鲜红的鞭印滚滚烫烫，痛苦伤心之极。父亲喝道：你还敢不叫我？还敢吗？我意识到这是父亲最为严厉对待我的一次，鞭打是因分离而造成的隔膜。明白了点滴缘由的我放声大哭，声震被人们说是鬼屋的破旧房顶，委屈一扫而光！老实说当时我也慑于他的威严，我才八岁人儿啊。自此后父女关系渐渐修复，他经常抽空给我讲故事，教育我要做个好人。有一回他买了本《呆话》的书给我，我十分高兴，笑呵呵地问：爸爸，您为什么不买一本《精话》给我哟？我想做精（聪明）人！他亦笑着说：傻女，你知道了什么是呆子，就不学呆子了，那不就精（聪明）了吗？父女相视而笑。 父亲的工作很忙，经常在火水灯（即煤油灯，半夜不用电灯是怕惹人注意）下用毛笔沾米浆写情报，或用碘酒擦拭带回来的草纸条看显露出来的情报文字。看过后父亲用脑子牢牢记下，便立刻烧毁那纸条，灰烬从抽水马桶冲走，绝对不许存留只字片纸。
那时我们家在湛江赤坎老城区，租住反动头子恶霸花名铁胆—遂溪伪县长戴朝恩的二层楼房，有一当街阳台。窗户上的花盆经常有变化：平安状况放上，有恶劣危险情况便搬下来，好让同志们警惕。当时还有中共党员谭嫂和英姐一起住，大家都投入紧张的工作。我年少行动不易被注意，母亲便把细小字条放进我鞋子内，要我送到情报站，带回回条。父母提醒要时时注意周遭情况，母亲规定出发和返回路不能相同。路经偏僻的西山公园时，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但我克服恐惧，每次都完成任务。1947年3月8日，适逢父亲患突发昏倒症在家休养，我发现街道头段遂溪伪县长戴朝恩家大门洞开，妻妾一群六个哭哭啼啼慌张往湛江寸金桥方向奔去，于是快步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些动静。原来他之前已布置枪杀除奸任务—铁胆被我游击队神枪手一举击毙。闻讯后父亲马上返回部队，又开始新的战斗。
全国内战打了将近一年，你死我活的考验就在身边发生。某日我到赤坎龙江路父亲他们的秘密交通站“长发庄”找一位叫大骨叔的年轻伙计。我送信时见过他，很熟络，他平日常用自行车搭着我兜风放哨，那是我们快乐的时光。当那天却找不着人，问别人也没人回答。到家后父母细声告知：林玉精叔叔被国民党捕杀了，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倒在赤坎桥墩下成烈士了。听罢我幼小心灵十分震撼，明白了一点生死仇恨。后至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共产党，都会以林玉精烈士作楷模不断激励自己，这当中也有父亲的教导提督。
相信群众相信党，人一生要勤奋
身处战斗第一线的父亲工作十分忙，但对我们十分关心。每当向他请教或征求意见，总会让我们豁然开朗，明白道路应该怎样走。他永远自称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后他要求子女们努力学习，锻炼自己，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有人生方向的人。记得1952年锦湖哥哥初中毕业时，大家对选择升读什么学校和专业等问题讨论许久，父亲满腔热情地引导我们说，年轻人要把祖国的需要作为第一志向。
1954年2月20日，父亲写给了我一首诗：
我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爱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用年轻的心，对我说，
爸爸，我能和卓娅一样做。
我说：“好啊，我的孩子，
像卓娅一样热爱着自己的生活吧，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于是我写了一首诗，给我亲爱的孩子。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劳动的人民当了家作了主，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开矿，筑路，栽花，种树，
沸腾着的热情把人们卷在一起，
沸腾的劳动，
沸腾的战斗，
沸腾的歌唱，
沸腾的胜利。
响亮的歌声互相鼓舞，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用人类最高尚的道德，品格，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为人民生，为人民而死。
使年青的生命，
充满着热力，放射着光芒，
那么坚决、镇定、愉快地走向真理。
这春天的花朵啊，
开起来了，红遍了天，红遍了地。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少年你结着红领巾，
而青年，则在团旗下宣誓开始，
走上一往无前的道路。
孩子，让我吻你，抱你，祝福你，
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
保护着你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吧，
更光荣称号在召唤着你，
成长起来啊，
把你年青的生命，成长得
像钢铁坚强
像炉火炽热
像冰雪清洁
像松柏长青，
像祖国的江山那样美丽。
我的亲爱的孩子！
我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和鼓励，誓以平生的努力，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立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锦湖哥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测绘学院毕业分配工作，后因患风湿心脏病回广州休养，恢复健康后马上到广州市第一轻工业局属下企业上班。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企业领导干部，历年来工作遇到大大小小困难，父亲要求他增强信心加强管理，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哥哥多年默默地工作，淡泊名利，吃苦在前，甘当开荒牛。往往在企业有起色时，还未享受耕耘之收成，又被调到另一间业绩不太好的企业，对此，哥哥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他在工作之余努力自学英语，被评上工程师职称，还评上高级政工师。
我1964年大学毕业，参加四清下乡工作队，父女两人同时到阳江县四清工作一年。当时父亲年已过半百，是广东作家协会成员，他分到东平镇，我分配去沙扒镇。出发前在阳江县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动员大会中相见，父女互相鼓舞。父亲说，要虚心向贫下渔农学习，你看许多有名作家都来了。他指着《虾球传》作者介绍，他就是黄谷柳！父亲对工作的热忱感染着每个人。一年后完成任务，我开始返单位上班，新上任的年轻中医生未被病人认识，医术未被认可接受，工作中感受到冷落，上班常坐冷板凳，心中不免焦虑委屈。父亲得知后即刻写信给我，五十年来我一直将父亲教诲视作金玉良言，并将信珍惜保存。父亲的信摘录如下：
阿小：
英仔（注—-我爱人）回家来，谈了你的工作情况，我是放心的。无论做什么工作，也是逐步开展的，你不要心急，对病人要亲切。你在沙扒时，群众曾称赞你的药方开得好，药费又不贵，这优点你应保持。群众对医生，也是要经过实际体验才相信的。 .......
《北山记》已排出来了，但仍未送来给我校对。估计下月我要整个月作校对，才能竣事。这事作完，又要准备写别的了。
家里现在比较静，除星期日外，每天只有树坚陪着妈妈和我。下次再谈吧。祝你好！进步！愉快！
爸爸 六五年九月廿二日
父亲教导的家风
父亲的诗《读书》写道—
老去心情自己知，
读书仍是好新奇。
有时讲句呆傻话，
输却聪明与小儿。
杂书零乱满房间，
每欲查看自觉难。
我亦未曾求学问，
读书原只为消闲。
父亲为人真诚、宽容豁达，生活简朴，勤奋好学，他说做学问要专心虚心。父亲自幼天资聪敏，早年在叔父指导下学习国学，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香港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期间，虽节衣缩食住处简陋，但家中书报刋物却不少，不时还在报刊发表号召抗日文章及小说；延安时期他更全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学习当局文件，坚定为理想奋斗的革命立场；返回广东开展工作后，努力实践毛泽东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无论顺境下还是逆境中，父亲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学以致用，他对学问的不懈追求、对工作严谨的态度，就是对我们兄弟姐妹最生动的言传身教。
父亲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向他人学习，绝不能自大，染上高傲习气。我们问他如何才能成为作家，他说作家不是读出来的，一定要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大量生活体验和细致观察，不断积累感受，或许有可能变成文学作品，他还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当作家。父亲希望子女脚踏实地做人做事，学有专长自食其力，至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晚年的父母住梅花村一幢国民党官员留下的旧房二楼，上下出入十分不方便，按父亲级别早可以换新房子了，而他甚至主动放弃福利分房，不为子女留下“家产”。
父亲的一生留下的，是我们对他为人为文的无尽的怀念。父亲高龄时依然思想活跃，退休后依旧手不离书，勤恳阅读，偶尔有小品萌出，发表在他倾注心血日夜关注的《羊城晚报》上。由于年纪老大，父亲练毛笔字时手腕乏力，字体变化了，稍见颤抖，他笑嘻嘻狡辩说：这是顽童体！我们见此开心情景，真的愿意他返老还童，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1994年8月23日，离母亲逝世不到一年，父亲亦因病治疗无效随她而去，享年八十一岁。
父母、哥哥和我站在温煦的阳光下，父亲瘦削的脸上流露发自内心的愉悦。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苦斗争，推翻了蒋介石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位受过血的洗礼的战士，正抖擞精神迎接开国的创业。
母亲曾珍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带着重要情报在广州香港两地奔波，临近广州解放的日子里她积极发动劳工妇女迎接南下大军进城。照片中，妈妈脱下了往日担任法院小职员所穿的旗袍。我们觉得她穿军装格外神气！
我的哥哥锦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红小鬼身份准备送往学校继续学业；我则是香港培侨中学附属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将结束孤独的寄宿生生活与家人相聚。多年来父亲这位家长，填在学生家长栏上的“吴咏和”，从未到访过学校，而母亲亦只偶尔打来电话：“我返香港了……你回家吧。”照片中的我笑容可掬，经历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兄妹深知在父母身边最幸福。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哥哥蒙受父亲教育的往事。
找到了，但此吴司令，不是彼吴司令？
哥哥锦湖1936年7月出生于广东恩平县沙湖上凯岗，小时候印象中从未见过父亲，只知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其实那时父亲已经在广州香港各地干革命。
1939年，父亲和几位同志从香港起程，途经10省，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他随八路军的一支部队来到了太行山，此时日寇宣布投降，父亲所在的部队开往东北，他则化装平民，经上海辗转秘密回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报到并传达“七大”精神，之后在粤西粤中一带开展敌区武装斗争。
1947年4月，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部队成立，父亲任代司令员。国民党反动军队企图“围剿”南路革命武装。为击破敌人阴谋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指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部队分为东征、西征两支，东征部队经信宜、云浮、阳春到粤中地区，西征部队挺进广西十万大山，后扩大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
父亲奉命回到阔别的家乡恩平，哥哥第一次见到他。父亲与派到粤中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动员群众， 反“三征”、组织武装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哥哥跟他仍然难得见面，父亲太忙碌了。到了1948年，听说国民党要抓捕父亲，家中老少全变得坐立不安，老祖父跟三叔去江门、湛江避难，哥哥在恩平郁文中学读书，国民党军和走狗们吠声吠影，百姓日夜担惊受怕。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哥哥所在的中学已经下课，突然枪声响起，由远渐近愈来愈频密，原来村子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顿时气氛紧张起来，众人吓得纷纷躲避，学生们飞奔回宿舍。呯！呯！呯！随着几声枪响，只见子弹射向宿舍，十分凶险！学校有三、五个职员及同学是思想进步的中共地下党员，连忙把枪械收藏于尿桶内，机智避过了敌人扰攘。国民党兵撤退之后，哥哥虽只是12岁少年，但心中亦明白惊险未解，走为上策！他将随身两件薄衣打了个小包袱准备上路。亲叔叔吴志强也是中共地下党人，他派人来告诉哥哥：锦湖你父亲带领的游击队大概结集在高明、鹤山一带，为了活命只管去找队伍吧。
哥哥辞别了生母踏上寻父之途，同行几个都是有志向投奔游击队的人。七、八天步行后终于来到了一处村落，人们指引下快步前去，看清了，看清楚了，哎呀，哥哥见到此吴司令，并不是他日夜思念的父亲，只是一场误会！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经过几天休息，他和同伴继续起程寻找游击队司令部，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父亲。父亲轻抚哥哥凌乱的头发，说：“你可以留下，就跟小鬼队员们一起作战，学习技能，平时就当勤务兵吧。”在父亲身体力行的教导下，锦湖哥哥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懂得了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等等许多革命道理。
194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在高明县正式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在党的领导下纵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为广东粤中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哥哥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他腰间插一支左轮枪，跟随司令部战斗在粤中地区，直到与南下大军会师—这是一个平凡少年参加革命走出的第一步，是人生历史的转折点。
若还不肯叫爸爸，就要用藤条打人！
我小坚，1938年5月出生于香港，是父亲的第二个孩子，母亲的第一个女儿。父母因共同革命志向走到一起，最初扮演情侣，后经组织批准结婚。贫穷的革命青年刚烈，他俩也柔情，结婚时的一对银质戒指，刻“坚”字的由父亲佩戴，“强”字的母亲佩戴，夫妻相约以后子女名字一定含坚字或强字。我生来细致硬朗，父母十分疼爱，取名小坚。多谢父母赐我名字！当我长到八个月大时，父母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无暇照料我，便商量将我送到孤儿院去。母亲瞒骗孤儿院，说兄嫂被日本炸弹炸死，我是他们遗下的女婴。在晨曦中的渡海轮码头，骨肉分离，母亲强忍眼泪将我交付何氏女慈善家，送我到港岛半山区孤儿院，直到我一岁半。
1939年底，日本侵华逼近香港，大批平民百姓、孤儿院等要撤退到云南贵州后方，院方声明幼童难保生命，父母决定接我回家。那时我瘦骨如柴，不会讲话，单单只会叫唤“阿五”，那是我在孤儿住宿房间的护理员名字；身上长满疮疥，只有右手食指中指白净，因为平时吸啜不停；无法穿着衣服，只能用绢绸包裹，否则皮肤溃烂脓液粘着衣裤脱解不下来。即使这般父母依然没嫌弃我，而是想尽办法将我的病医治好。年底父亲由香港北上延安开中共“七大”，我和母亲留在香港。原以为父亲很快便回来，谁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北书信全断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屡见不鲜。由于此情形，我第二次离开母亲，被送返故乡上凯岗村三年。我平日与母亲已极少见面，又怎能晓得远去父亲的模样？
1946年夏，与父亲离别六年多后，母亲把我从故乡接去湛江市与他们团聚。父亲的突然出现，我不知这个高瘦陌生的男人是何人，何况要称呼他作爸爸？相处一月半月，父亲软硬兼施，我依然不肯开口。一天父亲又提出，一定要我称呼他爸爸，否则要打人！我噤口不作声，终于饱尝了皮肉之苦，被打得手脚满是藤条痕，鲜红的鞭印滚滚烫烫，痛苦伤心之极。父亲喝道：你还敢不叫我？还敢吗？我意识到这是父亲最为严厉对待我的一次，鞭打是因分离而造成的隔膜。明白了点滴缘由的我放声大哭，声震被人们说是鬼屋的破旧房顶，委屈一扫而光！老实说当时我也慑于他的威严，我才八岁人儿啊。自此后父女关系渐渐修复，他经常抽空给我讲故事，教育我要做个好人。有一回他买了本《呆话》的书给我，我十分高兴，笑呵呵地问：爸爸，您为什么不买一本《精话》给我哟？我想做精（聪明）人！他亦笑着说：傻女，你知道了什么是呆子，就不学呆子了，那不就精（聪明）了吗？父女相视而笑。 父亲的工作很忙，经常在火水灯（即煤油灯，半夜不用电灯是怕惹人注意）下用毛笔沾米浆写情报，或用碘酒擦拭带回来的草纸条看显露出来的情报文字。看过后父亲用脑子牢牢记下，便立刻烧毁那纸条，灰烬从抽水马桶冲走，绝对不许存留只字片纸。
那时我们家在湛江赤坎老城区，租住反动头子恶霸花名铁胆—遂溪伪县长戴朝恩的二层楼房，有一当街阳台。窗户上的花盆经常有变化：平安状况放上，有恶劣危险情况便搬下来，好让同志们警惕。当时还有中共党员谭嫂和英姐一起住，大家都投入紧张的工作。我年少行动不易被注意，母亲便把细小字条放进我鞋子内，要我送到情报站，带回回条。父母提醒要时时注意周遭情况，母亲规定出发和返回路不能相同。路经偏僻的西山公园时，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但我克服恐惧，每次都完成任务。1947年3月8日，适逢父亲患突发昏倒症在家休养，我发现街道头段遂溪伪县长戴朝恩家大门洞开，妻妾一群六个哭哭啼啼慌张往湛江寸金桥方向奔去，于是快步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些动静。原来他之前已布置枪杀除奸任务—铁胆被我游击队神枪手一举击毙。闻讯后父亲马上返回部队，又开始新的战斗。
全国内战打了将近一年，你死我活的考验就在身边发生。某日我到赤坎龙江路父亲他们的秘密交通站“长发庄”找一位叫大骨叔的年轻伙计。我送信时见过他，很熟络，他平日常用自行车搭着我兜风放哨，那是我们快乐的时光。当那天却找不着人，问别人也没人回答。到家后父母细声告知：林玉精叔叔被国民党捕杀了，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倒在赤坎桥墩下成烈士了。听罢我幼小心灵十分震撼，明白了一点生死仇恨。后至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共产党，都会以林玉精烈士作楷模不断激励自己，这当中也有父亲的教导提督。
相信群众相信党，人一生要勤奋
身处战斗第一线的父亲工作十分忙，但对我们十分关心。每当向他请教或征求意见，总会让我们豁然开朗，明白道路应该怎样走。他永远自称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后他要求子女们努力学习，锻炼自己，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有人生方向的人。记得1952年锦湖哥哥初中毕业时，大家对选择升读什么学校和专业等问题讨论许久，父亲满腔热情地引导我们说，年轻人要把祖国的需要作为第一志向。
1954年2月20日，父亲写给了我一首诗：
我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爱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用年轻的心，对我说，
爸爸，我能和卓娅一样做。
我说：“好啊，我的孩子，
像卓娅一样热爱着自己的生活吧，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于是我写了一首诗，给我亲爱的孩子。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劳动的人民当了家作了主，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开矿，筑路，栽花，种树，
沸腾着的热情把人们卷在一起，
沸腾的劳动，
沸腾的战斗，
沸腾的歌唱，
沸腾的胜利。
响亮的歌声互相鼓舞，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用人类最高尚的道德，品格，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为人民生，为人民而死。
使年青的生命，
充满着热力，放射着光芒，
那么坚决、镇定、愉快地走向真理。
这春天的花朵啊，
开起来了，红遍了天，红遍了地。
生活多么广阔，多么有意义，
少年你结着红领巾，
而青年，则在团旗下宣誓开始，
走上一往无前的道路。
孩子，让我吻你，抱你，祝福你，
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
保护着你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吧，
更光荣称号在召唤着你，
成长起来啊，
把你年青的生命，成长得
像钢铁坚强
像炉火炽热
像冰雪清洁
像松柏长青，
像祖国的江山那样美丽。
我的亲爱的孩子！
我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和鼓励，誓以平生的努力，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立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锦湖哥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测绘学院毕业分配工作，后因患风湿心脏病回广州休养，恢复健康后马上到广州市第一轻工业局属下企业上班。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企业领导干部，历年来工作遇到大大小小困难，父亲要求他增强信心加强管理，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哥哥多年默默地工作，淡泊名利，吃苦在前，甘当开荒牛。往往在企业有起色时，还未享受耕耘之收成，又被调到另一间业绩不太好的企业，对此，哥哥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他在工作之余努力自学英语，被评上工程师职称，还评上高级政工师。
我1964年大学毕业，参加四清下乡工作队，父女两人同时到阳江县四清工作一年。当时父亲年已过半百，是广东作家协会成员，他分到东平镇，我分配去沙扒镇。出发前在阳江县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动员大会中相见，父女互相鼓舞。父亲说，要虚心向贫下渔农学习，你看许多有名作家都来了。他指着《虾球传》作者介绍，他就是黄谷柳！父亲对工作的热忱感染着每个人。一年后完成任务，我开始返单位上班，新上任的年轻中医生未被病人认识，医术未被认可接受，工作中感受到冷落，上班常坐冷板凳，心中不免焦虑委屈。父亲得知后即刻写信给我，五十年来我一直将父亲教诲视作金玉良言，并将信珍惜保存。父亲的信摘录如下：
阿小：
英仔（注—-我爱人）回家来，谈了你的工作情况，我是放心的。无论做什么工作，也是逐步开展的，你不要心急，对病人要亲切。你在沙扒时，群众曾称赞你的药方开得好，药费又不贵，这优点你应保持。群众对医生，也是要经过实际体验才相信的。 .......
《北山记》已排出来了，但仍未送来给我校对。估计下月我要整个月作校对，才能竣事。这事作完，又要准备写别的了。
家里现在比较静，除星期日外，每天只有树坚陪着妈妈和我。下次再谈吧。祝你好！进步！愉快！
爸爸 六五年九月廿二日
父亲教导的家风
父亲的诗《读书》写道—
老去心情自己知，
读书仍是好新奇。
有时讲句呆傻话，
输却聪明与小儿。
杂书零乱满房间，
每欲查看自觉难。
我亦未曾求学问，
读书原只为消闲。
父亲为人真诚、宽容豁达，生活简朴，勤奋好学，他说做学问要专心虚心。父亲自幼天资聪敏，早年在叔父指导下学习国学，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香港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期间，虽节衣缩食住处简陋，但家中书报刋物却不少，不时还在报刊发表号召抗日文章及小说；延安时期他更全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学习当局文件，坚定为理想奋斗的革命立场；返回广东开展工作后，努力实践毛泽东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无论顺境下还是逆境中，父亲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学以致用，他对学问的不懈追求、对工作严谨的态度，就是对我们兄弟姐妹最生动的言传身教。
父亲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向他人学习，绝不能自大，染上高傲习气。我们问他如何才能成为作家，他说作家不是读出来的，一定要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大量生活体验和细致观察，不断积累感受，或许有可能变成文学作品，他还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当作家。父亲希望子女脚踏实地做人做事，学有专长自食其力，至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晚年的父母住梅花村一幢国民党官员留下的旧房二楼，上下出入十分不方便，按父亲级别早可以换新房子了，而他甚至主动放弃福利分房，不为子女留下“家产”。
父亲的一生留下的，是我们对他为人为文的无尽的怀念。父亲高龄时依然思想活跃，退休后依旧手不离书，勤恳阅读，偶尔有小品萌出，发表在他倾注心血日夜关注的《羊城晚报》上。由于年纪老大，父亲练毛笔字时手腕乏力，字体变化了，稍见颤抖，他笑嘻嘻狡辩说：这是顽童体！我们见此开心情景，真的愿意他返老还童，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1994年8月23日，离母亲逝世不到一年，父亲亦因病治疗无效随她而去，享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