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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生涯是在五十年代上海石库门弄堂里度过的。
建国初，老百姓庆幸战火终于平息，享受起安居乐业的太平年代，于是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了。
五十年代末，这个生育高峰带来的儿童入学难问题已十分突出。我出生于1950年7月4日，按理说1957年夏就该入学，何况那时的我早已能阅读报纸、小说，也会做算术，但却未被录取，说是要优先照顾出生月份比我早的同龄儿童。到了1958年我已八周岁，该没问题了吧。报考那天，妈妈精心为我梳好小辫，还特意扎上两只漂亮的蝴蝶结，送我去报名并接受简单的测试，如认个字，做道10以下的加减题，回答个问题什么的。这对我来说真所谓小菜一碟。可偏偏这一年除夕夜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已被送去劳动教养，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公立小学要优先招收“工农子弟”，所以仍不收我。眼看平时游戏中充当我“学生”的小朋友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站在家中客堂间里号啕大哭，小小年纪第一次尝到不公平待遇的滋味。因为像我这样进不了学校的儿童很多，不得已，政府只好提倡兴办民办小学。当时还出了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的典型叫吴佩芳，有一出沪剧《鸡毛飞上天》就是讴歌她事迹的。那时的民办小学与今天的民办贵族学校完全是两码事。它由民间集资，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师资力量参差薄弱，不过好歹暂时解决了大批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而我有幸成为它的见证者。顺便说一下，民办小学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家长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他们或是国民党党员、旧政权中的职员、反动帮派会员、反动军警或是逃往台湾、香港去了的。其余的则往往是小业主、资本家、个体户等。总之，没有一个是响当当的“工农子弟”。所以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父亲是不在身边的。
刚入学时，教室在唐山路“逢源里”31号。这原本是一间石库门客堂间，房东把天井加顶盖也扩建在内，总共约三十来平方米。二十四张课桌排成三列，前面支着个木架搁黑板，后面留了点空间放马桶。大门在黑板后面，是我们进出的唯一通道。31号是支弄中的头一幢房子，因此教室靠大弄堂的山墙上开了两扇窗，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光源。报到时我发现这学校与我在姐姐课本上看到的彩色图片上的小学完全不一样，很失望。不过总算能上学了。一年级时我们只有一个教师，所有的课程全由她上，与现在有些贫困地区的小学一样。因为只有孤单单的一个教室（别的班级不在此上课），所以上下课也没有铃声，全凭老师的一声哨子。上体育课没有操场，就在弄堂里列队做做操，引来一大群老人妇女孩子看热闹。那时候学生多教室少，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校都实行半日制，因此弄堂里整天都有孩子闲逛。我们一上课，就有调皮的男孩子趴在窗上捣蛋。他们怪叫，扔石子，漫骂我们的老师。班主任是个臀部很丰满，穿着挺时髦的年轻少妇，她特别爱穿当时香港流行的包屁股、小裤管的裤子（估计家中有人在那边），于是那些男孩就趴在窗上抓住铁栅栏有节奏地喊：“大屁股老师，大屁股老师！”等她开了大门追出去，男孩们早已逃之夭夭；她一开始上课，他们便又趴上了。如此这般猫捉老鼠的把戏足足持续了约半个多学期，居委会似乎也介入过，但始终对付不了这批捣蛋鬼。后来这批捣蛋鬼终于厌倦了，我们才得以较正常地上课。班主任原是个初中毕业的家庭妇女，丈夫犯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送去劳动教养，一个人带着才过周岁的儿子，生活较困难，于是出来担任民办教师，每月可有二十四元的收入。关于她有很多故事可说，这里只说两个与教学有关的。我们除了语文、算术有统一教材外，其他科目都由老师说了算。班主任就把她会唱的歌放到音乐课上教我们唱。第一首歌是：“老奶奶眼力差，针孔小线团大……”她是宁波人，把“针孔”读成“金孔”，大家就跟着唱。我很久都不明白“金孔”是什么东西。还有一首是“放羊过山坡，青草多又多。主人家吃烙饼，我吃糠窝窝”她却唱成“我吃糠窑窑”。我也弄不懂什么叫“糠窑窑”，多少年后我看见了这首歌的歌词，才哑然失笑。一开学先学汉语拼音。我曾举手提问：Z和ZH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听她念出来两者并没什么区别。她就走到我面前对着我，嘴形很夸张地先发了一次“Z”的音，然后又加大力度更大声地发一次，说这就是“ZH”。如此这般重复了几遍，我还是一头雾水。小孩不会撒谎，我就说，吴老师，我觉得你念出来的还是一样的呀。她不高兴了，说：怎么还不明白？自己回家练去吧！幸亏后来我自己从广播中悟出了普通话中翘舌音与平舌音的区别，才恍然大悟当时她的问题所在。我们的教学质量由此可想而知。有趣的是刚开学那阵子，马桶还没到位，要小便只好在下课时奔回家去。路较远的同学来不及回家，老师就让她们跟着我们路近的同学一起去解决。我的第一个小学同学就是这样结识的。
二年级时教室搬到了安国路“世厚里”6号，还是间客堂间，不过关了天井的大门就可以自成一体，再也不会有人捣蛋了。这条弄堂短短的，很干净也很安静。6号的天井是敞着的，左侧还搭了一小间放马桶。这里无论是采光还是环境，比一年级都改善了不少。我们依旧是独立大队，不过班主任不再包办一切课程。我们有了一个很可爱的数学老师。她是个中年北方妇女，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单凭这一条，就足够成为我的偶像了，何况她还会朗诵，何况她爱穿洋气的套裙，何况她的丈夫还是船长！那时候我最热望的，就是在数学课上表现自己，以博得她的注意。她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大概因此后来就不再上课了，可我一直记得她那张饱满的、布有不少雀斑的脸和悦耳的声音，标准的发音。她启蒙了我对朗诵艺术的莫大兴趣。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班主任不知怎么迷上了打牌，一下课就叫上我及其他几个同学摆开阵势打百分。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常常很尴尬：打一副有多余；打两副不够。这时独立大队的优越性就显现了——她常常是打完牌才吹哨子上课，反正也没人管，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二年级时我们班还出了一次风头：上公开课。估计是当时的有关方面要考查民办小学的教育质量，因此组织人马前来听课。班主任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准备：她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教生字的教具，生字可以像拉洋片似的出现在教具的方孔中，挺有视觉冲击力的；还有其它不少玩艺儿。她又反复地彩排这堂课，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那堂课要学哪几个生字，老师会问哪几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由谁来回答等等。当然课堂纪律是必须保证的，生字是必须人人事先学会的，老师提问时是必须人人举手作奋勇争先状的。上公开课那天来了很多人，教室后面黑压压的。课上得相当精彩，完全实现了她的构想，几乎无可挑剔。我担当了回答主要问题的任务，而且把标准答案背得滴水不漏。我听见背后的听课老师啧啧称赞。公开课成功了，但奇怪的是此后班主任好像并未因此得着什么升迁或奖金之类的好处，也许总有人慧眼识破了其中的奥秘吧。原来造假绝非源自当今时代，只不过当时我的老师还幼稚，尚处在造假的初级阶段——“过犹不及”，造得太完美反而露了马脚。这一切曾让当时的我很困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当然不敢公开表示疑义，更不敢辜负老师赋予的“重任”。那时体育课的环境有所改善。安国路有一幢十层的钢筋水泥大楼，听说以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家属宿舍，解放后成了海员家属宿舍，那位教务主任就住这楼里。大楼有一个大院，我们就去那儿上课。地方一大，体育课的内容也就丰富了许多。但是下课的活动场所仍然只能在这条短弄内。一下课，我们就像出笼的小鸟，唧唧喳喳挤满这条弄堂。最普及的活动是跳绳、跳橡皮筋和踢毽子。在那里，在一大圈齐声为我数数的同学中，我曾创下一口气踢三百多下毽子的班级和个人记录。班主任老师也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而且破例为一个学生推迟吹上课哨，直到我实在抬不起腿来为止。她自己也是个踢毽高手，高兴时她会在课间为我们露一手：她不但用腿还会用脸、鼻、背等各部位踢出各种花式，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惊羡不已。
升入四年级我们又换了条弄堂。这一回约有四五个班级相对集中在一条支弄内，还有两三个天井连成的活动场地（虽然体育课还得在弄堂里上）。教师办公室也迁来了，上下课有人摇铃，看起来有点儿意思了。但我们的教室条件却是入学以来最差劲的，那是几间灶披间打通改建成的，又低又暗，估计我的近视眼就是在那时形成的。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原来还像样的课桌椅不见了，全换成最简陋的那种，也就是上面一块面板，下面四条腿加几根横档，两边的桌腿则各敲进一根三寸来长的铁钉供我们挂书包，这就权作课桌了。坐的也是最粗糙的长凳。这些课桌椅特别不经用，还没上完一学期的课呢，就开始缺胳膊少腿了。为了要占一个四条腿齐全的桌子或凳子，我们想尽了办法：先是尽早进教室把好的桌椅换给自己，坏的换给别人，谁晚来谁自认倒霉；后来人人都早到，这法儿不管用了，男生开始凭武力争夺，谁力气小谁倒霉。班级里常有人大打出手，老师也想不出好办法，因为总得有人坐三条腿的桌椅。不过我很少坐坏桌椅，不是我打架本领大，而是我的同桌往往是班上数一数二的皮大王，他们总有办法搞定，我自然就跟着沾光了。最好玩的是教师一提问，就常常有人“哎呀”摔个大闷包：因为原先坐着的两人微妙地保持着平衡，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另一个人自然猝不及防了。于是全班发出一片哄笑，气氛极其欢快。还有的人原来坐得好好的，站起身回答完问题后，一屁股就坐地下去了。原来那些捉弄他的家伙乘他回答问题时，把支撑凳子的一条断腿悄悄抽去了。至于桌面上的铅笔盒书本突然“哐当”撒了一地就更屡见不鲜，无非又是破桌椅惹的祸。老师对此也见怪不怪，苦笑而已。
不管条件怎么差，我们还是升入五年级，算是高年级学生了，教室也换到同一条弄较像样的一间客堂内。据长辈们说，旧社会里高小文化程度就可以算个小知识分子，起码能有资格坐坐账台，做个管理人员吧。这一学期，可能考虑到我们很快要面临升初中，而原先这批民办教师毕竟多是家庭妇女，不曾接受过师范教育，教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家长们也有所反映（听说我们班上也有家长去上头反映诸多问题），所以学校里分配进来一批“速师”毕业生。所谓速师，指的是对一批初中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师范教育培训，以缓解小学师资严重短缺的现状。校方安排这些才十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的小青年取代原先的班主任，我们的新班主任就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两根长辫子一直拖到近膝盖，走起路来煞是好看，而当时我们都已十三四岁了。不过大家还是对新老师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毕竟四年来天天对着同一张老师的脸多少有点乏味，再说新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感情上很亲近的。受过师范培训的老师确实与以前的老师不一样，起码普通话标准得多，还能指导我们召开正规的少先队队会。我们第一次自己擎起队旗，敲起队鼓，举手行礼，让“星星火炬”绕场一周，让嘹亮的队歌声回响在空中。虽然这一切只是在客堂间里进行，心中还是很有神圣感的。课堂教学也比以前更正规，更少错误。我的作文得到小老师们的赞赏，每次都被拿到课堂上作范文朗读，而且还被拿到别的班级去轮流朗读。每次作文本发下来，老师总有大段的好评。隔壁班的班主任李老师也教语文，当时好像正在与我们的班主任谈恋爱（最后未成），他特别欣赏我的文章，总喜欢抢着为我写评语，有时写上满满一页还不过瘾，可惜我未能把那些作文本保存下来。现在想想，他们还是很敬业的。
六年级开学，我们又搬家了。这一回，整个街道的民办小学资源都整合在一起，我们终于有了比较像样的校舍和操场。其实还是在石库门弄堂里，只不过学校占据了整一条支弄的房舍底层后，把所有的天井打通连接成一个大院，装上大门，挂上校牌，很像个样子了。为了迎接升学考，学校又引进一些较有经验的教师，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个美女，黄眼珠、高鼻梁，像新疆人。态度严厉，嗓子沙哑，不知为什么，我们班一开始就很买她的账，上她的课纪律特好。她一来就明说，你们与公立小学相比差距太大，不努力别想进重点中学。她找了很多以前她任教的小学的练习题让我们做，还隔三差五地小测验，颇有今天重点中学之风范。临近升学考，学校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这是民办小学与公立小学的第一次全面较量，老师们盼望能多一些考进重点中学的学生，少一些落榜的学生。家长们被分批招去谈话，我被寄予厚望，自己也踌躇满志，准备考市重点。临到正式填表，班主任把我哥哥找去谈话，劝我改填区重点，原因还是家庭成分不好，考市重点恐怕难以录取。哥哥回来后就让我改填一所较有名气的区重点，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它比市重点还要左。我考得很不错，起码数学题全对了，但落进另一所普通中学，这个打击曾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每次提起都耿耿于怀。我总觉得也许填那所市重点反而希望更大，因为有成分不好的学生被它录取。我们全班五十个同学只有三个考进区重点，而老师们给予重望的学生几乎都翻身落马。
石库门弄堂的民办小学对一个孩子的学习生涯而言，不能算是个理想的开端。但没有它，我不知何时才能上学，少说也得耽误一年吧，所以我对它还是心存感激的。
无论如何，我走出了弄堂，走出了客堂间，结束了我的民办小学生涯。而五十年代石库门弄堂内的民办小学，也早已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
建国初，老百姓庆幸战火终于平息，享受起安居乐业的太平年代，于是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了。
五十年代末，这个生育高峰带来的儿童入学难问题已十分突出。我出生于1950年7月4日，按理说1957年夏就该入学，何况那时的我早已能阅读报纸、小说，也会做算术，但却未被录取，说是要优先照顾出生月份比我早的同龄儿童。到了1958年我已八周岁，该没问题了吧。报考那天，妈妈精心为我梳好小辫，还特意扎上两只漂亮的蝴蝶结，送我去报名并接受简单的测试，如认个字，做道10以下的加减题，回答个问题什么的。这对我来说真所谓小菜一碟。可偏偏这一年除夕夜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已被送去劳动教养，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公立小学要优先招收“工农子弟”，所以仍不收我。眼看平时游戏中充当我“学生”的小朋友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站在家中客堂间里号啕大哭，小小年纪第一次尝到不公平待遇的滋味。因为像我这样进不了学校的儿童很多，不得已，政府只好提倡兴办民办小学。当时还出了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的典型叫吴佩芳，有一出沪剧《鸡毛飞上天》就是讴歌她事迹的。那时的民办小学与今天的民办贵族学校完全是两码事。它由民间集资，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师资力量参差薄弱，不过好歹暂时解决了大批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而我有幸成为它的见证者。顺便说一下，民办小学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家长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他们或是国民党党员、旧政权中的职员、反动帮派会员、反动军警或是逃往台湾、香港去了的。其余的则往往是小业主、资本家、个体户等。总之，没有一个是响当当的“工农子弟”。所以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父亲是不在身边的。
刚入学时，教室在唐山路“逢源里”31号。这原本是一间石库门客堂间，房东把天井加顶盖也扩建在内，总共约三十来平方米。二十四张课桌排成三列，前面支着个木架搁黑板，后面留了点空间放马桶。大门在黑板后面，是我们进出的唯一通道。31号是支弄中的头一幢房子，因此教室靠大弄堂的山墙上开了两扇窗，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光源。报到时我发现这学校与我在姐姐课本上看到的彩色图片上的小学完全不一样，很失望。不过总算能上学了。一年级时我们只有一个教师，所有的课程全由她上，与现在有些贫困地区的小学一样。因为只有孤单单的一个教室（别的班级不在此上课），所以上下课也没有铃声，全凭老师的一声哨子。上体育课没有操场，就在弄堂里列队做做操，引来一大群老人妇女孩子看热闹。那时候学生多教室少，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校都实行半日制，因此弄堂里整天都有孩子闲逛。我们一上课，就有调皮的男孩子趴在窗上捣蛋。他们怪叫，扔石子，漫骂我们的老师。班主任是个臀部很丰满，穿着挺时髦的年轻少妇，她特别爱穿当时香港流行的包屁股、小裤管的裤子（估计家中有人在那边），于是那些男孩就趴在窗上抓住铁栅栏有节奏地喊：“大屁股老师，大屁股老师！”等她开了大门追出去，男孩们早已逃之夭夭；她一开始上课，他们便又趴上了。如此这般猫捉老鼠的把戏足足持续了约半个多学期，居委会似乎也介入过，但始终对付不了这批捣蛋鬼。后来这批捣蛋鬼终于厌倦了，我们才得以较正常地上课。班主任原是个初中毕业的家庭妇女，丈夫犯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送去劳动教养，一个人带着才过周岁的儿子，生活较困难，于是出来担任民办教师，每月可有二十四元的收入。关于她有很多故事可说，这里只说两个与教学有关的。我们除了语文、算术有统一教材外，其他科目都由老师说了算。班主任就把她会唱的歌放到音乐课上教我们唱。第一首歌是：“老奶奶眼力差，针孔小线团大……”她是宁波人，把“针孔”读成“金孔”，大家就跟着唱。我很久都不明白“金孔”是什么东西。还有一首是“放羊过山坡，青草多又多。主人家吃烙饼，我吃糠窝窝”她却唱成“我吃糠窑窑”。我也弄不懂什么叫“糠窑窑”，多少年后我看见了这首歌的歌词，才哑然失笑。一开学先学汉语拼音。我曾举手提问：Z和ZH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听她念出来两者并没什么区别。她就走到我面前对着我，嘴形很夸张地先发了一次“Z”的音，然后又加大力度更大声地发一次，说这就是“ZH”。如此这般重复了几遍，我还是一头雾水。小孩不会撒谎，我就说，吴老师，我觉得你念出来的还是一样的呀。她不高兴了，说：怎么还不明白？自己回家练去吧！幸亏后来我自己从广播中悟出了普通话中翘舌音与平舌音的区别，才恍然大悟当时她的问题所在。我们的教学质量由此可想而知。有趣的是刚开学那阵子，马桶还没到位，要小便只好在下课时奔回家去。路较远的同学来不及回家，老师就让她们跟着我们路近的同学一起去解决。我的第一个小学同学就是这样结识的。
二年级时教室搬到了安国路“世厚里”6号，还是间客堂间，不过关了天井的大门就可以自成一体，再也不会有人捣蛋了。这条弄堂短短的，很干净也很安静。6号的天井是敞着的，左侧还搭了一小间放马桶。这里无论是采光还是环境，比一年级都改善了不少。我们依旧是独立大队，不过班主任不再包办一切课程。我们有了一个很可爱的数学老师。她是个中年北方妇女，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单凭这一条，就足够成为我的偶像了，何况她还会朗诵，何况她爱穿洋气的套裙，何况她的丈夫还是船长！那时候我最热望的，就是在数学课上表现自己，以博得她的注意。她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大概因此后来就不再上课了，可我一直记得她那张饱满的、布有不少雀斑的脸和悦耳的声音，标准的发音。她启蒙了我对朗诵艺术的莫大兴趣。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班主任不知怎么迷上了打牌，一下课就叫上我及其他几个同学摆开阵势打百分。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常常很尴尬：打一副有多余；打两副不够。这时独立大队的优越性就显现了——她常常是打完牌才吹哨子上课，反正也没人管，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二年级时我们班还出了一次风头：上公开课。估计是当时的有关方面要考查民办小学的教育质量，因此组织人马前来听课。班主任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准备：她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教生字的教具，生字可以像拉洋片似的出现在教具的方孔中，挺有视觉冲击力的；还有其它不少玩艺儿。她又反复地彩排这堂课，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那堂课要学哪几个生字，老师会问哪几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由谁来回答等等。当然课堂纪律是必须保证的，生字是必须人人事先学会的，老师提问时是必须人人举手作奋勇争先状的。上公开课那天来了很多人，教室后面黑压压的。课上得相当精彩，完全实现了她的构想，几乎无可挑剔。我担当了回答主要问题的任务，而且把标准答案背得滴水不漏。我听见背后的听课老师啧啧称赞。公开课成功了，但奇怪的是此后班主任好像并未因此得着什么升迁或奖金之类的好处，也许总有人慧眼识破了其中的奥秘吧。原来造假绝非源自当今时代，只不过当时我的老师还幼稚，尚处在造假的初级阶段——“过犹不及”，造得太完美反而露了马脚。这一切曾让当时的我很困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当然不敢公开表示疑义，更不敢辜负老师赋予的“重任”。那时体育课的环境有所改善。安国路有一幢十层的钢筋水泥大楼，听说以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家属宿舍，解放后成了海员家属宿舍，那位教务主任就住这楼里。大楼有一个大院，我们就去那儿上课。地方一大，体育课的内容也就丰富了许多。但是下课的活动场所仍然只能在这条短弄内。一下课，我们就像出笼的小鸟，唧唧喳喳挤满这条弄堂。最普及的活动是跳绳、跳橡皮筋和踢毽子。在那里，在一大圈齐声为我数数的同学中，我曾创下一口气踢三百多下毽子的班级和个人记录。班主任老师也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而且破例为一个学生推迟吹上课哨，直到我实在抬不起腿来为止。她自己也是个踢毽高手，高兴时她会在课间为我们露一手：她不但用腿还会用脸、鼻、背等各部位踢出各种花式，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惊羡不已。
升入四年级我们又换了条弄堂。这一回约有四五个班级相对集中在一条支弄内，还有两三个天井连成的活动场地（虽然体育课还得在弄堂里上）。教师办公室也迁来了，上下课有人摇铃，看起来有点儿意思了。但我们的教室条件却是入学以来最差劲的，那是几间灶披间打通改建成的，又低又暗，估计我的近视眼就是在那时形成的。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原来还像样的课桌椅不见了，全换成最简陋的那种，也就是上面一块面板，下面四条腿加几根横档，两边的桌腿则各敲进一根三寸来长的铁钉供我们挂书包，这就权作课桌了。坐的也是最粗糙的长凳。这些课桌椅特别不经用，还没上完一学期的课呢，就开始缺胳膊少腿了。为了要占一个四条腿齐全的桌子或凳子，我们想尽了办法：先是尽早进教室把好的桌椅换给自己，坏的换给别人，谁晚来谁自认倒霉；后来人人都早到，这法儿不管用了，男生开始凭武力争夺，谁力气小谁倒霉。班级里常有人大打出手，老师也想不出好办法，因为总得有人坐三条腿的桌椅。不过我很少坐坏桌椅，不是我打架本领大，而是我的同桌往往是班上数一数二的皮大王，他们总有办法搞定，我自然就跟着沾光了。最好玩的是教师一提问，就常常有人“哎呀”摔个大闷包：因为原先坐着的两人微妙地保持着平衡，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另一个人自然猝不及防了。于是全班发出一片哄笑，气氛极其欢快。还有的人原来坐得好好的，站起身回答完问题后，一屁股就坐地下去了。原来那些捉弄他的家伙乘他回答问题时，把支撑凳子的一条断腿悄悄抽去了。至于桌面上的铅笔盒书本突然“哐当”撒了一地就更屡见不鲜，无非又是破桌椅惹的祸。老师对此也见怪不怪，苦笑而已。
不管条件怎么差，我们还是升入五年级，算是高年级学生了，教室也换到同一条弄较像样的一间客堂内。据长辈们说，旧社会里高小文化程度就可以算个小知识分子，起码能有资格坐坐账台，做个管理人员吧。这一学期，可能考虑到我们很快要面临升初中，而原先这批民办教师毕竟多是家庭妇女，不曾接受过师范教育，教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家长们也有所反映（听说我们班上也有家长去上头反映诸多问题），所以学校里分配进来一批“速师”毕业生。所谓速师，指的是对一批初中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师范教育培训，以缓解小学师资严重短缺的现状。校方安排这些才十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的小青年取代原先的班主任，我们的新班主任就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两根长辫子一直拖到近膝盖，走起路来煞是好看，而当时我们都已十三四岁了。不过大家还是对新老师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毕竟四年来天天对着同一张老师的脸多少有点乏味，再说新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感情上很亲近的。受过师范培训的老师确实与以前的老师不一样，起码普通话标准得多，还能指导我们召开正规的少先队队会。我们第一次自己擎起队旗，敲起队鼓，举手行礼，让“星星火炬”绕场一周，让嘹亮的队歌声回响在空中。虽然这一切只是在客堂间里进行，心中还是很有神圣感的。课堂教学也比以前更正规，更少错误。我的作文得到小老师们的赞赏，每次都被拿到课堂上作范文朗读，而且还被拿到别的班级去轮流朗读。每次作文本发下来，老师总有大段的好评。隔壁班的班主任李老师也教语文，当时好像正在与我们的班主任谈恋爱（最后未成），他特别欣赏我的文章，总喜欢抢着为我写评语，有时写上满满一页还不过瘾，可惜我未能把那些作文本保存下来。现在想想，他们还是很敬业的。
六年级开学，我们又搬家了。这一回，整个街道的民办小学资源都整合在一起，我们终于有了比较像样的校舍和操场。其实还是在石库门弄堂里，只不过学校占据了整一条支弄的房舍底层后，把所有的天井打通连接成一个大院，装上大门，挂上校牌，很像个样子了。为了迎接升学考，学校又引进一些较有经验的教师，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个美女，黄眼珠、高鼻梁，像新疆人。态度严厉，嗓子沙哑，不知为什么，我们班一开始就很买她的账，上她的课纪律特好。她一来就明说，你们与公立小学相比差距太大，不努力别想进重点中学。她找了很多以前她任教的小学的练习题让我们做，还隔三差五地小测验，颇有今天重点中学之风范。临近升学考，学校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这是民办小学与公立小学的第一次全面较量，老师们盼望能多一些考进重点中学的学生，少一些落榜的学生。家长们被分批招去谈话，我被寄予厚望，自己也踌躇满志，准备考市重点。临到正式填表，班主任把我哥哥找去谈话，劝我改填区重点，原因还是家庭成分不好，考市重点恐怕难以录取。哥哥回来后就让我改填一所较有名气的区重点，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它比市重点还要左。我考得很不错，起码数学题全对了，但落进另一所普通中学，这个打击曾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每次提起都耿耿于怀。我总觉得也许填那所市重点反而希望更大，因为有成分不好的学生被它录取。我们全班五十个同学只有三个考进区重点，而老师们给予重望的学生几乎都翻身落马。
石库门弄堂的民办小学对一个孩子的学习生涯而言，不能算是个理想的开端。但没有它，我不知何时才能上学，少说也得耽误一年吧，所以我对它还是心存感激的。
无论如何，我走出了弄堂，走出了客堂间，结束了我的民办小学生涯。而五十年代石库门弄堂内的民办小学，也早已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