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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年是学术界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较为活跃的一年。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领域更加宽阔，思想认识更趋全面；二是与“中国梦”紧密结合，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学术界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帝国主义论、执政党建设思想、国家治理思想、哲学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并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重新认识与评价，推进了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民族理论、国家利益观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列宁；斯大林；“中国梦”；党的建设；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A82，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0-0060-10
2015年是学术界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较为活跃的一年。一年来，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均取得明显进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2015年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基本特征
（一）研究领域更加宽阔，思想认识更趋全面
随着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2015年，学术界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8本；以“列宁”为篇名搜索路径，中国知网2015年度刊文226篇。从时间阶段上看，既有对列宁晚年思想的挖掘，也有对列宁早期思想的探讨，还有对列宁“非常时期”思想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对列宁执政党思想的研究，也有对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还有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探讨；从学术性上看，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共识，也有学术观点的分歧，体现出浓厚的学术性。同时，学术界围绕着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帝国主义论、反腐倡廉思想、法治思想、国家治理思想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是一个复杂多面且绕不过去的人物。学术界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的时期肯定的评价是主流，有的时期否定的评价是主流。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历史上诸多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和理性化。2015年学术界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和评价，表现出更趋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特点。将斯大林及其思想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对其进行评价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有的学者在大背景、长时段的视阈下对斯大林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评价，有的学者结合俄罗斯官方多年以来对斯大林塑像的态度问题研究和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此外，学者们还拓展了斯大林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如有的学者对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语言观等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视野。
（二）与“中国梦”紧密结合，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国梦”为引领，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新航标，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共产党执政思想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等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过去一年，学术界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列宁的理论遗产进行了研究和发掘。如有学者对列宁法治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学者探讨了列宁的反腐倡廉建设思想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有学者研究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和推进，有学者探讨了列宁的国际战略与对外开放思想。总之，这一年来学术界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与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以史为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弘扬的学风。对斯大林思想进行研究的落脚点，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学术界一年来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揭示其取得成绩的原因，发现其形成的基本经验，明确其遭受失败的教训，并与中国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紧密结合，致力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二、关于列宁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
一年来，伴随着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出台，国内诸多学者重视挖掘和梳理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学者从发生学的角度全面考察了列宁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列宁文化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阶段性特征，从逻辑上论证了列宁文化理论的丰富内容，从价值意义上科学评价了列宁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并认为，列宁的文化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为苏联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解决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1]。
有学者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内容丰富且极具特色，体现出其特有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战略性与务实性的有机统一。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掌握文化领导权；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民主；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建设文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有学者探究了列宁文化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是个人素养；二是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不竭动力；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基本遵循；四是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资源背景 [3]。
还有学者对列宁“最后的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若干论断进行了阐释，认为列宁在口授的“最后的文章”中就苏俄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论断，包括“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这些论断决不是一些孤立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在今天看来也未必过时。它无疑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4]。 （二）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局部地区依旧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究竟有没有过时？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述问题依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提出，正确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意义重大，必须对国内外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种种质疑做出积极回应。该学者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价值在于：首先，五花八门的所谓新式帝国主义其实质还是垄断；其次，21世纪爆发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再次，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各领域肆虐，印证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又次，列宁帝国主义论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是分析新时代新情况新变化的重要方法论；最后，列宁帝国主义论强调世界文明潮流和民族历史阶段的创造性结合，指明了民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5]。
有学者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时代观是其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列宁在吸收他人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产生、实质、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逻辑上有并存共处的可能性。至于如何并存共处，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出发，提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6]。
有学者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既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综合，又是在综合基础上的真正创新。虽然这并非列宁本人的完全独创，但也具有较大的创造性价值。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创性，不仅是认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必要，也为我们认识今天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在全球化形势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既非现成可用，也非完全过时。今天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预言的实现，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价值 [7]。
还有学者分析了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石和核心。西方国际关系流派既有肯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少数流派，也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大多数流派。厘清西方国际关系流派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无论对学习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对研究列宁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不过，西方国际关系流派的视阈是有缺陷的、局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有在科学性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首要注意的 [8]。
（三）关于列宁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研究
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执政以来一直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阐述了丰富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有学者认为，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之义，是标志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等方面坚定程度、彻底程度和纯洁程度的本质属性。通过梳理列宁关于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思想，才能把握列宁党建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9]。
有学者提出列宁晚年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治权”。其原因在于，在当时苏俄政治体制中官僚主义作风滋长蔓延，权力越来越集中且越来越缺乏监督。这些问题严重妨碍了人民民主，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解决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监督带来的弊端和风险，列宁希望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扩大民众参与、完善人民监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方式，对公共权力展开全面治理 [10]。有学者认为当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当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建设上有质的相同性，这主要包括：二者所处时代的性质是一致的，二者执政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一致的，二者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一致的。其核心是二者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性质、宗旨的一致性。因此，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具有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11]。
（四）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
有学者认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这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总领导及党政分工原则，必须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必须实现法治化，必须弘扬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学者认为，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对于顺利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首先，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其次，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官民共治；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当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12]。
有学者认为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列宁将苏俄社会主义的实践从“理想治理”转向“现实治理”，这主要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注重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人民群众治理能力的提升；建立健全制度和法律，规范社会的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这些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社会主义治理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现实基础，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标，要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 （五）关于列宁法治建设思想的研究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他的法治思想随着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有学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一步挖掘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的精髓：首先，应当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准确概括和阐述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的推动作用；其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总结和提炼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顶层设计的启示意义；最后，还应当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14]。
有学者认为随着苏俄由战时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法治建设对于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维护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宪法是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大纲；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法治建设实施的重要运行环节；检察机关践行法律监督职权，是维护国家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面对危害苏维埃法治建设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官僚主义，列宁力图建构一个从立法到守法、执法、司法，再到法律监督这样一个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的法治运行机制。列宁的法治国家建设理论和制度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法治思想，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征程，也奠定了苏俄时期以及苏联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15]。
（六）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1914-1915 年间，列宁在极其繁忙和艰苦的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研究黑格尔，并在瑞士伯尔尼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笔记”。一百多年来，围绕着列宁“哲学笔记”所展开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息。
有学者认为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是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即唯物辩证法；二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三是有助于识别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四是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形势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本性；五是有助于理解掌握《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真正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六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学习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6]。
有学者通过对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以杜娜叶夫斯卡娅、凯文·安德森为代表的美国左派学者致力于对列宁“哲学笔记”进行人学解读的分析，认为美国左派学者提出的“前黑格尔的列宁”和“黑格尔的列宁”两个对立的列宁形象并不正确。美国左派学者不仅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向了哲学唯心主义，“哲学笔记”构成了其1914 年之后政治经济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把列宁的“哲学笔记”人道主义化，并试图揭示列宁“哲学笔记”中所谓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虽然，美国左派学者对列宁“哲学笔记”的人学解读根植于从卢卡奇、柯尔施到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理论运动，对于今天重新思考列宁的“哲学笔记”具有启示意义，但是美国左派学者的人学解读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原则和精神，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升华和转变，不得不在对“哲学笔记”的人学解释中人为地制造“两个列宁”的对立，错误地认为列宁走向了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相反，列宁通过阅读黑格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唯心主义的简单的颠倒，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实践的结构性颠倒 [17]。
三、关于斯大林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认识和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辩证的进行分析。客观、准确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关系到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定位问题，且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有学者认为，对斯大林的分析和评价，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该学者用大量事实，对斯大林与列宁、与社会主义建设、与知识分子、与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合史实对斯大林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18]。有学者指出，把斯大林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坐标中去考察，将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从短时段看，斯大林增强和壮大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力量，扩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但从长时段看，他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引向了歧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回半科学、半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该学者认为，在批判和反思斯大林体制时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当务之急是要切实认真地检讨与反思斯大林在党的领导模式及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遗产，不断提高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升共产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19]。
针对有的著作中提出的斯大林“和列宁一起成为新型国家的缔造者”、是“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等论断，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学者指出，应科学、辩证的评价斯大林，不能采取极端的态度和方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又要避免在评价时为尊者讳，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20]也有学者研究了斯大林以后苏联历任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定位和评价，以及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官方对待斯大林问题的态度和主张，认为今天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展现那一时期最光明的、充满生气勃勃的一面，同时要努力避免发生过去那种悲剧性的错误 [21]。 冷静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正确认识斯大林模式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有学者结合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立场和态度，阐明相关概念的缘起和演变，研究了斯大林模式兴衰的客观历程。该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在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尤其是容易产生认识混乱的问题上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扬弃并超越”了斯大林模式，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制已全面形成 [22]。
（二）关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实际出发，突破了苏联模式，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研究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进行的探索，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有学者对斯大林与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评析，认为斯大林在20世纪确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强国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全世界，使之成为全球性运动。斯大林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所犯的错误也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总体来看，斯大林功绩大于过错，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23]。
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总结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经验教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得出的正确结论。有学者研究了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认为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确立了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经问世便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圣谕”、计划经济模式的“经典”，其所坚持的僵硬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对苏联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了解苏联计划经济所经过的波折，有利于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24]。
随着俄罗斯公布大量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和决策的秘密档案，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斯大林问题有了新资料，西方也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论著。有学者专门梳理了西方学者关于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由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向终结者的转变，以及关于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争论、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体制等方面。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已经从极权主义和主观主义转向了相对客观的角度，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束缚。因此，应当辩证分析西方学者的观点，吸取有益的见解，摒弃错误的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科学总结斯大林经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良好借鉴 [25]。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其视为执政的生命线和根基。有学者研究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认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其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思想，并结合苏联的实际，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基础，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重灌输、重批判的理论与现实基础。研究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们科学评价斯大林，剖析我国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解决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问题，推动意识形态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6]。
（三）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研究
斯大林是民族理论专家，一生撰写了大量民族问题方面的论著，他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当前深刻学习和掌握民族问题的本质，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有学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基本立足点，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苏联的运用和发展为基本线索，系统梳理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萌芽、形成、深化、巩固、异化等历史演进过程，科学揭示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发展规律。该学者辩证阐述了斯大林的民族平等观、民族自决观、民族区域自治观等精辟观点及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内容和影响，对斯大林民族理论在苏联民族工作实践中取得的贡献和造成的失误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既有科学合理的成份，也有消极失误的内容，其理论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健康合理阶段向异化极端阶段的转变[27]。
（四）关于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
国家利益指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家利益观，指对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如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等问题的根本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内核和根本准则，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研究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对于认识苏联的内政外交至关重要，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围绕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战备和策略，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28]。有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了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为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恩怨悲欢，其中既有推动世界革命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碰撞，而处于主流和核心地位的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从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来看，其中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明显的，但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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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关键词] 列宁；斯大林；“中国梦”；党的建设；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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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学术界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较为活跃的一年。一年来，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均取得明显进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2015年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基本特征
（一）研究领域更加宽阔，思想认识更趋全面
随着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2015年，学术界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8本；以“列宁”为篇名搜索路径，中国知网2015年度刊文226篇。从时间阶段上看，既有对列宁晚年思想的挖掘，也有对列宁早期思想的探讨，还有对列宁“非常时期”思想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对列宁执政党思想的研究，也有对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还有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探讨；从学术性上看，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共识，也有学术观点的分歧，体现出浓厚的学术性。同时，学术界围绕着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帝国主义论、反腐倡廉思想、法治思想、国家治理思想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是一个复杂多面且绕不过去的人物。学术界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的时期肯定的评价是主流，有的时期否定的评价是主流。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历史上诸多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和理性化。2015年学术界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和评价，表现出更趋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特点。将斯大林及其思想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对其进行评价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有的学者在大背景、长时段的视阈下对斯大林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评价，有的学者结合俄罗斯官方多年以来对斯大林塑像的态度问题研究和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此外，学者们还拓展了斯大林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如有的学者对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语言观等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视野。
（二）与“中国梦”紧密结合，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国梦”为引领，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新航标，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共产党执政思想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等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过去一年，学术界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列宁的理论遗产进行了研究和发掘。如有学者对列宁法治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学者探讨了列宁的反腐倡廉建设思想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有学者研究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和推进，有学者探讨了列宁的国际战略与对外开放思想。总之，这一年来学术界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与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以史为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弘扬的学风。对斯大林思想进行研究的落脚点，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学术界一年来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揭示其取得成绩的原因，发现其形成的基本经验，明确其遭受失败的教训，并与中国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紧密结合，致力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二、关于列宁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
一年来，伴随着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出台，国内诸多学者重视挖掘和梳理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学者从发生学的角度全面考察了列宁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列宁文化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阶段性特征，从逻辑上论证了列宁文化理论的丰富内容，从价值意义上科学评价了列宁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并认为，列宁的文化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为苏联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解决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1]。
有学者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内容丰富且极具特色，体现出其特有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战略性与务实性的有机统一。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掌握文化领导权；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民主；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建设文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有学者探究了列宁文化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是个人素养；二是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不竭动力；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基本遵循；四是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资源背景 [3]。
还有学者对列宁“最后的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若干论断进行了阐释，认为列宁在口授的“最后的文章”中就苏俄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论断，包括“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这些论断决不是一些孤立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在今天看来也未必过时。它无疑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4]。 （二）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局部地区依旧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究竟有没有过时？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述问题依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提出，正确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意义重大，必须对国内外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种种质疑做出积极回应。该学者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价值在于：首先，五花八门的所谓新式帝国主义其实质还是垄断；其次，21世纪爆发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再次，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各领域肆虐，印证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又次，列宁帝国主义论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是分析新时代新情况新变化的重要方法论；最后，列宁帝国主义论强调世界文明潮流和民族历史阶段的创造性结合，指明了民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5]。
有学者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时代观是其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列宁在吸收他人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产生、实质、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逻辑上有并存共处的可能性。至于如何并存共处，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出发，提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6]。
有学者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既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综合，又是在综合基础上的真正创新。虽然这并非列宁本人的完全独创，但也具有较大的创造性价值。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创性，不仅是认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必要，也为我们认识今天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在全球化形势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既非现成可用，也非完全过时。今天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预言的实现，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价值 [7]。
还有学者分析了西方国际关系流派视阈中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石和核心。西方国际关系流派既有肯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少数流派，也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大多数流派。厘清西方国际关系流派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无论对学习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对研究列宁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不过，西方国际关系流派的视阈是有缺陷的、局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有在科学性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首要注意的 [8]。
（三）关于列宁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研究
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执政以来一直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阐述了丰富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有学者认为，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之义，是标志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等方面坚定程度、彻底程度和纯洁程度的本质属性。通过梳理列宁关于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思想，才能把握列宁党建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9]。
有学者提出列宁晚年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治权”。其原因在于，在当时苏俄政治体制中官僚主义作风滋长蔓延，权力越来越集中且越来越缺乏监督。这些问题严重妨碍了人民民主，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解决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监督带来的弊端和风险，列宁希望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扩大民众参与、完善人民监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方式，对公共权力展开全面治理 [10]。有学者认为当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当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建设上有质的相同性，这主要包括：二者所处时代的性质是一致的，二者执政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一致的，二者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一致的。其核心是二者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性质、宗旨的一致性。因此，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具有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11]。
（四）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
有学者认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这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总领导及党政分工原则，必须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必须实现法治化，必须弘扬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学者认为，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对于顺利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首先，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其次，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官民共治；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当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12]。
有学者认为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列宁将苏俄社会主义的实践从“理想治理”转向“现实治理”，这主要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注重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人民群众治理能力的提升；建立健全制度和法律，规范社会的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这些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社会主义治理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现实基础，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标，要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 （五）关于列宁法治建设思想的研究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他的法治思想随着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有学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一步挖掘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的精髓：首先，应当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准确概括和阐述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的推动作用；其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总结和提炼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顶层设计的启示意义；最后，还应当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14]。
有学者认为随着苏俄由战时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法治建设对于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维护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宪法是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大纲；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法治建设实施的重要运行环节；检察机关践行法律监督职权，是维护国家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面对危害苏维埃法治建设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官僚主义，列宁力图建构一个从立法到守法、执法、司法，再到法律监督这样一个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的法治运行机制。列宁的法治国家建设理论和制度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法治思想，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征程，也奠定了苏俄时期以及苏联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15]。
（六）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1914-1915 年间，列宁在极其繁忙和艰苦的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研究黑格尔，并在瑞士伯尔尼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笔记”。一百多年来，围绕着列宁“哲学笔记”所展开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息。
有学者认为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是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即唯物辩证法；二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三是有助于识别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四是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形势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本性；五是有助于理解掌握《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真正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六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学习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6]。
有学者通过对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以杜娜叶夫斯卡娅、凯文·安德森为代表的美国左派学者致力于对列宁“哲学笔记”进行人学解读的分析，认为美国左派学者提出的“前黑格尔的列宁”和“黑格尔的列宁”两个对立的列宁形象并不正确。美国左派学者不仅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向了哲学唯心主义，“哲学笔记”构成了其1914 年之后政治经济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把列宁的“哲学笔记”人道主义化，并试图揭示列宁“哲学笔记”中所谓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虽然，美国左派学者对列宁“哲学笔记”的人学解读根植于从卢卡奇、柯尔施到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理论运动，对于今天重新思考列宁的“哲学笔记”具有启示意义，但是美国左派学者的人学解读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原则和精神，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升华和转变，不得不在对“哲学笔记”的人学解释中人为地制造“两个列宁”的对立，错误地认为列宁走向了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相反，列宁通过阅读黑格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唯心主义的简单的颠倒，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实践的结构性颠倒 [17]。
三、关于斯大林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认识和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辩证的进行分析。客观、准确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关系到斯大林思想研究的定位问题，且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有学者认为，对斯大林的分析和评价，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该学者用大量事实，对斯大林与列宁、与社会主义建设、与知识分子、与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合史实对斯大林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18]。有学者指出，把斯大林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坐标中去考察，将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从短时段看，斯大林增强和壮大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力量，扩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但从长时段看，他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引向了歧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回半科学、半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该学者认为，在批判和反思斯大林体制时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当务之急是要切实认真地检讨与反思斯大林在党的领导模式及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遗产，不断提高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升共产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19]。
针对有的著作中提出的斯大林“和列宁一起成为新型国家的缔造者”、是“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等论断，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学者指出，应科学、辩证的评价斯大林，不能采取极端的态度和方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又要避免在评价时为尊者讳，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20]也有学者研究了斯大林以后苏联历任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定位和评价，以及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官方对待斯大林问题的态度和主张，认为今天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展现那一时期最光明的、充满生气勃勃的一面，同时要努力避免发生过去那种悲剧性的错误 [21]。 冷静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正确认识斯大林模式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有学者结合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立场和态度，阐明相关概念的缘起和演变，研究了斯大林模式兴衰的客观历程。该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在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尤其是容易产生认识混乱的问题上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扬弃并超越”了斯大林模式，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制已全面形成 [22]。
（二）关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实际出发，突破了苏联模式，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研究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进行的探索，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有学者对斯大林与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评析，认为斯大林在20世纪确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强国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全世界，使之成为全球性运动。斯大林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所犯的错误也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总体来看，斯大林功绩大于过错，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23]。
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总结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经验教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得出的正确结论。有学者研究了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认为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确立了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经问世便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圣谕”、计划经济模式的“经典”，其所坚持的僵硬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对苏联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了解苏联计划经济所经过的波折，有利于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24]。
随着俄罗斯公布大量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和决策的秘密档案，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斯大林问题有了新资料，西方也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论著。有学者专门梳理了西方学者关于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由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向终结者的转变，以及关于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争论、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体制等方面。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已经从极权主义和主观主义转向了相对客观的角度，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束缚。因此，应当辩证分析西方学者的观点，吸取有益的见解，摒弃错误的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科学总结斯大林经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良好借鉴 [25]。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其视为执政的生命线和根基。有学者研究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认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其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思想，并结合苏联的实际，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基础，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重灌输、重批判的理论与现实基础。研究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们科学评价斯大林，剖析我国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解决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问题，推动意识形态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6]。
（三）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研究
斯大林是民族理论专家，一生撰写了大量民族问题方面的论著，他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当前深刻学习和掌握民族问题的本质，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有学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基本立足点，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苏联的运用和发展为基本线索，系统梳理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萌芽、形成、深化、巩固、异化等历史演进过程，科学揭示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发展规律。该学者辩证阐述了斯大林的民族平等观、民族自决观、民族区域自治观等精辟观点及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内容和影响，对斯大林民族理论在苏联民族工作实践中取得的贡献和造成的失误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既有科学合理的成份，也有消极失误的内容，其理论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健康合理阶段向异化极端阶段的转变[27]。
（四）关于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
国家利益指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家利益观，指对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如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等问题的根本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内核和根本准则，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研究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对于认识苏联的内政外交至关重要，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围绕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战备和策略，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28]。有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了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为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恩怨悲欢，其中既有推动世界革命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碰撞，而处于主流和核心地位的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从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来看，其中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明显的，但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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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