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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以西方苏联研究实力最强的美国为国别考察，以研究内容涉及1924—1953年间苏联问题的美国相关博士论文为选材范围，归纳美国青年学者对于这一时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成就的肯定性评价。
关键词：美国;青年学者;苏联;成就;肯定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C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0-0181-03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西方学者对苏联研究，尤其是对1924—1953年间苏联的评价基本都是全盘否定，似乎西方学者由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对1924—1953年间苏联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一般而言，从西方学界一些老派保守学者身上，的确可以看到，似乎年龄越大，反苏倾向越强的现象。倒是西方初出茅庐的年轻学人，往往对苏联抱有一种理解似的同情。基于此，笔者通过以西方苏联研究实力最强的美国为国别考察，以美国涉及1924—1953年间苏联问题的相关博士论文为选材范围，归纳美国青年学者对于这一时期苏联成就的一些正面看法。
一、政治成就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约翰·布林利·哈奇（John Brinley Hatch）通过研究1921—1926年莫斯科的党—工关系（Party-worker relations），发现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同时党内的组织安排正在得到解决，工人阶级本身也在重組。很明显，到1923年，复兴工人运动的目的与党的产业政策是相互交叉的。在经济不满的推动下，工人运动的特点是有弹性的集体行动传统以及初期的政治化，工人运动是一种力量，党只有在严重危及其经济计划的风险下才能忽视它。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以在1924年出现的社会政治形态中找到，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由官僚集中制和工人积极主义的特殊混合组成，涉及到工人表达阶级地位的权利、部门和个人表达利益的权利以及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些利益的权利的默许。这是通过大量吸收工人入党，党领导动员工人参加生产和工会生活，以及提拔工人到行政和负责岗位来实现的;1923年工人积极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党需要使其权力合法化，释放出一种动力，这一动力最终为革命英雄式的唯意志论（Revolutionary-Heroic Voluntarism）的重新确立奠定了社会基础[1]。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林恩·维奥拉（Lynne Viola）探讨了1929—1931年期间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二万五千人运动。这2.5万人是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共产党党员、熟练工人、内战退伍军人、激进工人等，他们于1929年底被征召参加集体化，并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场担任集体农场领导。这2.5万人在集体农业形成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第一次五年计划革命的领导干部。这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关注对斯大林早期诸多被忽视的社会历史。第一次五年计划革命的实施基础在于国家政权与苏联社会的工人阶级、共青团、共产党人这些重要政治力量结成同盟[2]。
二、经济成就
乔治敦大学博士马特·F.奥贾（M.A.Matt F.Oja）分析了1929—1941年间的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与苏联农业产业化，指出，认识到农村文化革命是党的基本目标，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这场文化革命的一个关键来源是按照工业模式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尤其强调将生产集中在更大的生产单位，通过引进拖拉机和大型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按照现行的科学管理原则进行重组。马特·F.奥贾认为，斯大林对苏维埃农村的伟大改造，是试图将劳动过程从小规模、个体化的农民耕作转变为按照最现代的科学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大规模、高度机械化的集体企业。简而言之，这是把农场改造成粮食工厂的尝试，也是把农民改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过程。这种改革的核心支柱之一是使农民接触并适应现代农业机械，特别是拖拉机和后来的联合收割机，这在当时被称为牵引化（traktorizatsia）或农村机械化。斯大林从1929年到战争时期的农业计划，是一次全面的尝试，不仅是在经济上改造农村社会，而且是在文化上改造农村社会，从而减少并最终消除了城乡之间以及苏联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文化差异[3]。
三、外交成就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雷米·艾伦.纳多（Remi Allen Nadeau）分析了二战期间苏联的势力扩展到欧洲的一半——比沙皇野心下的俄国军队向西推进的更远。这导致西方列强在战后立即集结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力量，以确保欧洲其他地区的安全，并维持不稳定的世界力量平衡。雷米·艾伦·纳多的研究发现：首先，在欧洲强权政治方面经验丰富的英国人，不断推进限制苏联扩张的步骤，虽然不是全都可行，但其中一些具有可行性;其次，由于缺乏欧洲政治经验、对苏联意图的误判、对原则上无法实施的协议的笃信，依靠战后的国际组织来确保人民的自决等原因，美国的努力一再受挫。简言之，美国拥有权力，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英国知道如何使用权力，但又没有权力;苏联拥有权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权力[4]。
四、军事成就
耶鲁大学博士大卫·罗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国防经济的转型，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的总体经济复苏使沙俄时期遭受战争和革命破坏的国防工业得以重建。然而，重建迅速变为扩张。现代战争要求经济和国家完全服从战争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对外部世界坚持不懈的敌意信仰确保了对苏联重新武装的坚定承诺。1927—1928年间，财政资源稀缺，限制了军事预算和军工投资，但苏联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缓解了这一制约[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莎莉·韦伯·斯托克在考察1928—1933年俄国军事革新的起源与政治时，发现尽管有军队的一再努力，苏联共产党直到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时，才把防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出于对日本野心的恐惧，苏联共产党开始将更多的国家预算份额分配给苏联红军。在1931年之前，在那些鼓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人与那些支持工业逐步发展（以及最低限度的和平时期采购）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于最初的时候，国防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担忧的问题，莎莉·韦伯·斯托克阐述了军队如何试图说服共产党，在国内动乱和竞争性的工业计划时期，其重整军备诉求的重要性。在莎莉·韦伯·斯托克看来，红军现代化的核心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创造性作用（the entrepreneurial role）。图哈切夫斯基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来推动他雄心勃勃的重整计划。莎莉·韦伯.斯托克认为，图哈切夫斯基除了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技术专长外，还具有相当强的政治能力（bureaucratic prowess），这使他能够最终实现他的职业军事目标[6]。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大卫·罗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论述了1926—1933年间的斯大林革命对于国防工业与苏联经济转型的影响。斯大林获得最高权力后，布哈林和里科夫等支持保守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军费开支低的人被免职。这与针对所谓的怠工者和“破坏分子”（wreckers）的大规模运动相结合，使那些反对加快扩张以满足红军日益增长的对现代武器的渴望的声音名誉扫地。1929年4月批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1929年7月的另一项指示，即进一步投资军工和红军全面现代化。最后，1931年的满洲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被一种具体的威胁所取代。结果，苏联经济动员到半战争—半和平状态，以应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导致了将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的一种国防经济的形成。国防工业现在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红军将永远不会再为匮乏大量现代武器而苦恼[7]。
五、文化教育成就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大卫·布兰登伯格以1934年至1956年间的文艺、电影和艺术背景下的党政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教科书、大众文化与俄罗斯民众民族认同的形成之间迄今未被重视的联系。在大卫·布兰登伯格眼里，1937—1956年期间由国家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为苏联社会提供了一种叙事，这让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想象它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由于沙皇和苏维埃国家早期对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培养的挫败，以民族为中心的历史在革命后二十年左右才成为公共教育和政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后这一代的历史教科书在语气和内容上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这标志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到20世紀40年代末，这将影响到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尽管苏联社会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情绪与环境保护主义、保存历史古迹和庆祝“乡村散文”有关，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运动借鉴了旧观念。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已经广泛传播，虽然其中一些信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不可能将其称为有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因为社会的政治和历史意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大卫·布兰登伯格认为，现代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只有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大众层面上得以融合，这是由于社会第一个大众历史课程的引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从文学、电影到戏剧和歌剧等大众论坛所发生的变革[8]。
哈佛大学博士卡尔·菲利普·霍尔指出，作为革命后基本得到巩固的一门学科，苏联的理论物理在科学研究方面，占据着一个特别微妙的地位，与之相比，国家规定科学研究越来越被要求要遵循严格的经济生产标准。诺贝尔获奖理论家伊戈尔·埃夫金耶维奇·塔姆（Igor Evgenievich Tamm）和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Lev Davidovich Landau）等人一贯致力于以特有的苏联方式，为现代物理学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基于信念还是基于环境），即使他们在大多数方面，都在与从事类似智力任务的理论物理学家所组成的国际网络中，显示了自己的专业性。苏联的理论家只能通过参加文化“第三战线”（the third front of culture）的战斗，来为理论研究创造一个制度性的场所，这是自革命最初岁月开始，由布尔什维克倡导的更宽泛的军事术语的宽泛运用。这就要求编写独特的苏联教科书，培养新一代物理学家，以超越斯大林所谴责的那种“无原则的实践主义”（unprincipled practicalism）[9]。
参考文献：
[1] John Brinley Hatch.Labor and Politics in nep Russia：Workers，Trade Unions，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oscow，1921—1926 （Working Class，Management，Industry，Stalinism，Leninism）[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5.
[2] Lynne Viola.The Campaign of the 25，000ERS：a Study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31（Russia，Stalin）[D].Princeton University，1984.
[3] M.A.Matt，F.Oja.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mychka：Stalinist Utopianis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41[D].Georgetown University，1994.
[4] Remi Allen Nadeau.The big three and the Partition of Europe，1941—1945（Roosevelt;Churchill;Stali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1987.
[5]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6] Sally Webb Stoecker.Forging Stalin’s army：The sources and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in Russia，1928—1933[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5.
[7]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8] David Brandenberger.The’short course’ to modernity：Stalinist history textbooks，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popular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1934—1956[D].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1999.
[9] Karl Philip Hall.Purely practical revolutionaries A history of Stalinist theoretical physics[D].Harvard University，1999.
关键词：美国;青年学者;苏联;成就;肯定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C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0-0181-03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西方学者对苏联研究，尤其是对1924—1953年间苏联的评价基本都是全盘否定，似乎西方学者由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对1924—1953年间苏联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一般而言，从西方学界一些老派保守学者身上，的确可以看到，似乎年龄越大，反苏倾向越强的现象。倒是西方初出茅庐的年轻学人，往往对苏联抱有一种理解似的同情。基于此，笔者通过以西方苏联研究实力最强的美国为国别考察，以美国涉及1924—1953年间苏联问题的相关博士论文为选材范围，归纳美国青年学者对于这一时期苏联成就的一些正面看法。
一、政治成就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约翰·布林利·哈奇（John Brinley Hatch）通过研究1921—1926年莫斯科的党—工关系（Party-worker relations），发现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同时党内的组织安排正在得到解决，工人阶级本身也在重組。很明显，到1923年，复兴工人运动的目的与党的产业政策是相互交叉的。在经济不满的推动下，工人运动的特点是有弹性的集体行动传统以及初期的政治化，工人运动是一种力量，党只有在严重危及其经济计划的风险下才能忽视它。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以在1924年出现的社会政治形态中找到，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由官僚集中制和工人积极主义的特殊混合组成，涉及到工人表达阶级地位的权利、部门和个人表达利益的权利以及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些利益的权利的默许。这是通过大量吸收工人入党，党领导动员工人参加生产和工会生活，以及提拔工人到行政和负责岗位来实现的;1923年工人积极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党需要使其权力合法化，释放出一种动力，这一动力最终为革命英雄式的唯意志论（Revolutionary-Heroic Voluntarism）的重新确立奠定了社会基础[1]。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林恩·维奥拉（Lynne Viola）探讨了1929—1931年期间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二万五千人运动。这2.5万人是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共产党党员、熟练工人、内战退伍军人、激进工人等，他们于1929年底被征召参加集体化，并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场担任集体农场领导。这2.5万人在集体农业形成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第一次五年计划革命的领导干部。这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关注对斯大林早期诸多被忽视的社会历史。第一次五年计划革命的实施基础在于国家政权与苏联社会的工人阶级、共青团、共产党人这些重要政治力量结成同盟[2]。
二、经济成就
乔治敦大学博士马特·F.奥贾（M.A.Matt F.Oja）分析了1929—1941年间的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与苏联农业产业化，指出，认识到农村文化革命是党的基本目标，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这场文化革命的一个关键来源是按照工业模式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尤其强调将生产集中在更大的生产单位，通过引进拖拉机和大型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按照现行的科学管理原则进行重组。马特·F.奥贾认为，斯大林对苏维埃农村的伟大改造，是试图将劳动过程从小规模、个体化的农民耕作转变为按照最现代的科学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大规模、高度机械化的集体企业。简而言之，这是把农场改造成粮食工厂的尝试，也是把农民改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过程。这种改革的核心支柱之一是使农民接触并适应现代农业机械，特别是拖拉机和后来的联合收割机，这在当时被称为牵引化（traktorizatsia）或农村机械化。斯大林从1929年到战争时期的农业计划，是一次全面的尝试，不仅是在经济上改造农村社会，而且是在文化上改造农村社会，从而减少并最终消除了城乡之间以及苏联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文化差异[3]。
三、外交成就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雷米·艾伦.纳多（Remi Allen Nadeau）分析了二战期间苏联的势力扩展到欧洲的一半——比沙皇野心下的俄国军队向西推进的更远。这导致西方列强在战后立即集结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力量，以确保欧洲其他地区的安全，并维持不稳定的世界力量平衡。雷米·艾伦·纳多的研究发现：首先，在欧洲强权政治方面经验丰富的英国人，不断推进限制苏联扩张的步骤，虽然不是全都可行，但其中一些具有可行性;其次，由于缺乏欧洲政治经验、对苏联意图的误判、对原则上无法实施的协议的笃信，依靠战后的国际组织来确保人民的自决等原因，美国的努力一再受挫。简言之，美国拥有权力，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英国知道如何使用权力，但又没有权力;苏联拥有权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权力[4]。
四、军事成就
耶鲁大学博士大卫·罗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国防经济的转型，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的总体经济复苏使沙俄时期遭受战争和革命破坏的国防工业得以重建。然而，重建迅速变为扩张。现代战争要求经济和国家完全服从战争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对外部世界坚持不懈的敌意信仰确保了对苏联重新武装的坚定承诺。1927—1928年间，财政资源稀缺，限制了军事预算和军工投资，但苏联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缓解了这一制约[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莎莉·韦伯·斯托克在考察1928—1933年俄国军事革新的起源与政治时，发现尽管有军队的一再努力，苏联共产党直到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时，才把防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出于对日本野心的恐惧，苏联共产党开始将更多的国家预算份额分配给苏联红军。在1931年之前，在那些鼓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人与那些支持工业逐步发展（以及最低限度的和平时期采购）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于最初的时候，国防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担忧的问题，莎莉·韦伯·斯托克阐述了军队如何试图说服共产党，在国内动乱和竞争性的工业计划时期，其重整军备诉求的重要性。在莎莉·韦伯·斯托克看来，红军现代化的核心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创造性作用（the entrepreneurial role）。图哈切夫斯基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来推动他雄心勃勃的重整计划。莎莉·韦伯.斯托克认为，图哈切夫斯基除了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技术专长外，还具有相当强的政治能力（bureaucratic prowess），这使他能够最终实现他的职业军事目标[6]。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大卫·罗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论述了1926—1933年间的斯大林革命对于国防工业与苏联经济转型的影响。斯大林获得最高权力后，布哈林和里科夫等支持保守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军费开支低的人被免职。这与针对所谓的怠工者和“破坏分子”（wreckers）的大规模运动相结合，使那些反对加快扩张以满足红军日益增长的对现代武器的渴望的声音名誉扫地。1929年4月批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1929年7月的另一项指示，即进一步投资军工和红军全面现代化。最后，1931年的满洲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被一种具体的威胁所取代。结果，苏联经济动员到半战争—半和平状态，以应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导致了将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的一种国防经济的形成。国防工业现在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红军将永远不会再为匮乏大量现代武器而苦恼[7]。
五、文化教育成就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大卫·布兰登伯格以1934年至1956年间的文艺、电影和艺术背景下的党政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教科书、大众文化与俄罗斯民众民族认同的形成之间迄今未被重视的联系。在大卫·布兰登伯格眼里，1937—1956年期间由国家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为苏联社会提供了一种叙事，这让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想象它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由于沙皇和苏维埃国家早期对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培养的挫败，以民族为中心的历史在革命后二十年左右才成为公共教育和政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后这一代的历史教科书在语气和内容上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这标志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到20世紀40年代末，这将影响到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尽管苏联社会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情绪与环境保护主义、保存历史古迹和庆祝“乡村散文”有关，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运动借鉴了旧观念。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已经广泛传播，虽然其中一些信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不可能将其称为有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因为社会的政治和历史意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大卫·布兰登伯格认为，现代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只有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大众层面上得以融合，这是由于社会第一个大众历史课程的引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从文学、电影到戏剧和歌剧等大众论坛所发生的变革[8]。
哈佛大学博士卡尔·菲利普·霍尔指出，作为革命后基本得到巩固的一门学科，苏联的理论物理在科学研究方面，占据着一个特别微妙的地位，与之相比，国家规定科学研究越来越被要求要遵循严格的经济生产标准。诺贝尔获奖理论家伊戈尔·埃夫金耶维奇·塔姆（Igor Evgenievich Tamm）和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Lev Davidovich Landau）等人一贯致力于以特有的苏联方式，为现代物理学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基于信念还是基于环境），即使他们在大多数方面，都在与从事类似智力任务的理论物理学家所组成的国际网络中，显示了自己的专业性。苏联的理论家只能通过参加文化“第三战线”（the third front of culture）的战斗，来为理论研究创造一个制度性的场所，这是自革命最初岁月开始，由布尔什维克倡导的更宽泛的军事术语的宽泛运用。这就要求编写独特的苏联教科书，培养新一代物理学家，以超越斯大林所谴责的那种“无原则的实践主义”（unprincipled practicalism）[9]。
参考文献：
[1] John Brinley Hatch.Labor and Politics in nep Russia：Workers，Trade Unions，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oscow，1921—1926 （Working Class，Management，Industry，Stalinism，Leninism）[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5.
[2] Lynne Viola.The Campaign of the 25，000ERS：a Study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31（Russia，Stalin）[D].Princeton University，1984.
[3] M.A.Matt，F.Oja.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mychka：Stalinist Utopianis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41[D].Georgetown University，1994.
[4] Remi Allen Nadeau.The big three and the Partition of Europe，1941—1945（Roosevelt;Churchill;Stali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1987.
[5]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6] Sally Webb Stoecker.Forging Stalin’s army：The sources and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in Russia，1928—1933[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5.
[7]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8] David Brandenberger.The’short course’ to modernity：Stalinist history textbooks，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popular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1934—1956[D].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1999.
[9] Karl Philip Hall.Purely practical revolutionaries A history of Stalinist theoretical physics[D].Harvard University，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