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她出身旧时名门望族，饱经战乱离苦，艰辛求学，在她的生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仿佛一盏指路的明灯，导引她穿过重重迷雾，走向命运的彼岸，由此，她三度递交入党申请，终于在83岁高龄实现这毕生的宏愿。
　　
　　重庆南岸，20世纪中国西部唯一租界地、重庆开埠史的标志地域。1917年，随着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世界政治格局迎来新的重大变化。就在这一年，王德懿出生在重庆南岸长江边的望族王家，几乎在她刚刚学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就迎面际会了一个摧枯拉朽的动荡时代。
　　
　　邓中夏、张闻天、肖楚女等共产党人在她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王家发迹于清道光年间，王德懿的高曾祖父王信文以贩盐起家，后筹“万茂正”号，不久享誉川东，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王德懿的高曾祖母钟氏后来活了108岁，享五世同堂之福，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曾被皇帝赐建百寿牌坊。
　　中国的旧日望族，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发家之后总自觉不自觉地将后人往学术传承的路上引，王家后来就涌现了近代著名的国子监太学生王志修，现代法学家、教育家王世杰（1933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当代著名诗人王世达（笔名沙鸥）等文化名人。王德懿的父亲王世禄，受家风影响，也颇俱文才，其母鄢慧芬，乃鄢公复（中国民建创建人之一）之妹，不仅开朗豁达，颇有见识，且由于亲眼目睹了重庆的开埠，深知现代教育对于年轻一代的重要，他们在家中办起私塾，并用高薪聘请了江津宿儒吴平阶执教，从“三字经”入手，而后《古文观止》，再后《左传》等传统经史子籍，为儿女们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吴平阶老乃国学大儒，言必引经据典，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常常使得王德懿与兄弟姊妹捧腹大笑。在这融洽的氛围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也逐渐渗透到他们的骨血中。王德懿丽质天生、聪慧超人，但逢考试，常获好评，一次期未考作文，她凭借日常的观察和扎实的古文基础，写成《捕鼠记》一文，因举词奇巧、立意不凡而令先生赞不绝口，并亲加评语：“行文生动有趣，独辟蹊径，此乃余执教30多年未见之好学生也！”
　　然而，随着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国门，特别是1901年9月《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的签定，曾经偏居一隅的王家故园——重庆南岸王家沱也沦为了列强之一——日本的租界地，从而烙上了民族耻辱与重庆开埠历史见证的深深印痕。
　　1929年11月，年仅12岁的王德懿以优异成绩考进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是重庆女子最早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高完中，当年著名革命活动家邓中夏曾领导了该校的“择师运动”，张闻天、肖楚女在校任教时，则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王德懿耳闻目染，深受影响，立志做一个新女性。
　　1936年，王德懿高中毕业，为了更好地求学，同时也为更深入地了解和探求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她邀约10余位本班同学集体前往上海求学。她们搭乘卢作孚的“民生”轮，过夔门、出三峡，沿江东下。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其时孙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思想深深地影响着17岁的王德懿，她一举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成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女生，而与她同级者就有后来获得国家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文俊院士。
　　她的这一壮举当年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国著名学者钟伟臣院长在她报到时曾勉励说：“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那时全校女生不到30人，可谓凤毛麟角，且一律短发长袍，外套羊绒毛质开衫，半高革履，胸佩三角型蓝底白字镶银边“交大学生”的挂链校章，走路时常常左肘叠书，右手垂摆，深受当时的人们青睐。”
　　70余年过去，但王德懿对当年求学之地——上海交大仍记忆犹新，那朱红色的校门，那绛檐绿瓦，在她眼里，无不显示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庄严与凝重。
　　
　　 在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她积极投入到进步社团的工作中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暑假，上海沦陷，王德懿与老师、同学辗转抵渝。
　　其时重庆大学在大后方敞开了慈母般的胸怀，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并以空前规模的借读形式，谱写了人类教育史上一段特殊的篇章。
　　进校后，王德懿成为重庆大学新设商学院的首届学生，借读在特别班里。次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来院执教（后任院长）。
　　


　　王德懿至今还记得，当时商学院的男生宿舍在文字斋，女生宿舍在饶家院。在这个温馨的家园中，师生关系非常亲密，同学感情特别融洽，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打败侵略者，收复我河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而发奋学习。
　　不久中央政治大学迁往南泉，开始招收学员。受时事影响而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王德懿得知情况后，前往报考，并一举中榜，从而成为该校在重庆所招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当时中央政治大学实行战时教育，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连生活上也和部队一样，实行的是供给制。进校不久，王德懿便感到校内的氛围十分压抑，当时虽然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同抗日，但显然国民党对共产党仍然戒心重重。王德懿自知在这里并不能实现自己报国的夙愿，因此当她听说自己的母校——国立交大的唐山工程学院内迁到贵州平越山区，为完成自己未竟的学业，同时也为将来实现“学术报国”的愿望打下基础，刚进入中央政治大学半年的她决心孤身前往贵州。
　　一路上，王德懿乔装打扮，历经了著名的“72道拐”的娄山关、陡峭险要的“掉尸岩”等险境，闯过了强盗的打劫、土匪的拦抢、兵痞的敲诈等危情，越桐梓、经遵义、过贵阳，抵达马场坪。又步行了18华里山路，终于抵达母校。
　　在战乱年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俨然地成为了中国学术传承的“世外桃源”，王德懿和同学们吃的是糙米杂粮、粗菜素食，点的是小菜油灯，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是篾片床，夏受蚊虫叮咬，冬历天寒地冻。虽然条件是不能想象的艰苦，但是王德懿和她的同学们在祖国的西南边陲，默默地坚守着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阵地，他们始终坚信中国的上空，终有拔云见日的那一天。
　　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宣传队、歌咏队，并成立了“越光社”等各种进步社团。他们积极高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凤凰城》、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开办了民众夜校和街头墙报，逢节日还步行到百里以外“野鸡坡”的苗区进行访问、宣传、联欢，这些对当地群众抗日思想的增强、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团结的巩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举动，后来还受到重庆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当时化名余莫文）的高度赞扬。
　　在此期间，学校在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院长的领导下，始终贯彻“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从严治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坚持开展各种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及举办讲座，茅院长常常亲自担任主讲。
　　一次在去上课的路上，王德懿路遇茅以升，向他行礼。茅院长问：“你就是41级铁道管理系的那个王德懿同学吗？听说你是独闯贵州，途经了异常的艰险苦难，才回到母校的。作为女学生，有这么坚定求学的意志，很不简单！”
　　茅以升还鼓励王德懿说：“现在我们国家铁路、桥梁虽然还很落后，但将来需要大力发展，正是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愿你进一步刻苦用功，努力学习”。茅院长的话使王德懿既感动又深受鼓舞，此后，她学习上更加刻苦用功了。
　　


　　1941年，王德懿毕业时，因其品学兼优，茅以升院长特地亲笔题词“业精于勤”四字赠勉，被她视为一生的座右铭。
　　走出校门后，王德懿满怀憧憬，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交通部，但直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也没能在铁路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虽然因为历史原因，她两度申请入党被拒，但她仍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工作，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全国解放时王德懿已是中年，作为新中国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活动，后来又以地区抗美援朝分会主席身份，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支持抗美援朝活动，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因工作需要，王德懿转到了重庆西南贸易部。不久，她并被派往上海土产推销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重庆市最早在沿海城市建立的商贸窗口，专司川、康、云、贵、藏五省区丰富的食品、药材、干果副食等土特产的销售工作。
　　1956年，因工作出色，组织选送王德懿到上海财经学院贸易会计专修科攻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在此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取得第二文凭，并获得了姚耐院长颁发的“三好学生奖”和“劳卫制奖章”。
　　这一时期，她亲眼看到了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实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小就追求进步的王德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多年的渴望，第一次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期待着能成为党的女儿。但是，因为她家庭成份的原因，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50年代中后期，新生的共和国遭遇困难，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人们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为了让重庆市民过上温饱生活，市政府成立了蔬菜办公室，王德懿受命奉调重庆市蔬菜公司，任鲜菜科长，成为重庆市最早“菜篮子工程”的女尖兵，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奔波于田间地头，蹲点在农村乡场，有时一住就是一月半载。她带领“青年突出队”跑遍了7区3县，历经了无数日晒雨淋、风餐露宿的日子。
　　当时王德懿的丈夫曹越华长期在成都工作，家庭重担都落在王德懿的身上，因为外于工作，她的一儿一女先后住院开刀，均是由热心的邻居护送。
　　“文革”时期，重庆的“武斗”比较厉害，她常常要冒着“枪林弹雨”上下班，即使如此，她仍然忘我地坚守在工作岗位。1971年，解放军“三支两军”进驻单位，党组织日渐复苏，王德懿带着坚定的信念，第二次向军代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在属“老三届”的两个女儿还没回城的时候，又把两个“新三届”的儿子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2000年末，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83岁的王德懿历尽艰难，终于成为鲜艳党旗下的一员新兵
　　
　　花甲之年，王德懿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身心健康，精力充沛，不甘就此颐养天年。她继续在社会上发挥余热，先后在重庆市建新文化技术学校和市中区职业培训学校担任班主任，参加教学管理。67岁时又受聘到重庆大学工作8年，于75岁才因眼疾辞老还家。
　　 2000年末，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83岁的王德懿历尽艰难，终于成为鲜艳党旗下的一员新兵。宣誓当日，迎着鲜红的党旗，她郑重地举起右手宣誓。后来，面对闻讯赶来采访的重庆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说：“我曾是旧式大家庭的小姐，今日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感到非常的不容易，谢谢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我计算着从自己的家园1901年沦为“国中之国”的殖民地，到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这百年来，人类社会遭遇了两次苦难大战，同时世界上也发生、出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但最伟大的还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她领导了古老中国，使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站立起来了，这就是我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原因。”
　　近十年来，王德懿所经历的5所大学每年都寄来校史资料和新春佳节的贺年片。王德懿的历史照片、回忆文章、珍贵文物也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史馆专门陈列。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教育报、重庆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对王德懿作了追踪报道。当年12月初，88岁老人重沿当年72道拐娄山关、“掉尸岩”等流亡故道，再返唐山交大内迁到贵州的平越遗址，当地报刊以“64年后，流亡学子重返贵州”为题作了大篇幅报道，2007年５月，老人又被西南交大特邀到成都参加了110周年校庆，为返校校友中最长者，在这里，她还见到了茅以升老院长的女儿茅玉麟秘书长。
　　虽然已届90岁高龄，但老人除每日必修的读书阅报、听广播、看电视，关心世界风云外，还坚持写学习心得、温外语、学电脑和辅导孙辈功课，此外，她还经常不辞辛劳，不顾３次倒车之苦，频繁往返于南山至市区间，积极参加商委组织的每月学习和各种有益社会活动。
　　今年正值重庆直辖十年，在向全国推介的“重庆名片”宣传活动中，王德懿还作为上世纪30 年代“重庆美女”的代表，被广为报道，而她与丈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担任史迪威将军翻译的曹越华的“世纪之恋”也获得了“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爱情”入围奖。
　　“你看晚霞是这样的，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地平线了，但在地面上还有一片红色的光芒，依然那样深切热情地拥抱大地，这就是夕阳最美丽的辉煌”，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深情赞美王德懿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