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花1.72亿人民币买幅画，对于万达来说，算是“捡漏了”。尽管这个价格超出估价一倍多，万达仍然感到幸运。
11月4日，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画商让·克鲁吉耶尔的宅邸举行了一场夜场拍卖会。一些艺术品的流拍让整场拍卖会显得平平淡淡，直到毕加索的作品《两个小孩》出现才改变了现场气氛。
这幅估价900万至1200万美元的作品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地的11位国际买家竞价，经过30轮竞拍，一位匿名电话买家终于打败了所有对手，最后的成交价格高达282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72亿元），成为当晚价格最高的拍品。
人们很快发现，电话那端的买家是来自中国的大连万达集团，其董事长王健林刚刚荣升中国首富。拍下《两个小孩》后，万达又斥资274.1万美元买下了毕加索1965年的画作《戴帽女子》。这是万达首次收藏西方画作。此前，这家企业的艺术藏品一直以中国近现代书画为主。
实际上，大连万达集团进行艺术品收藏已达近30年，历史远比让万达知名的足球或院线要久远，其藏品数量和明确的收藏标准使它在喜爱收藏的国内企业中尤为突出。这次拍卖无疑是中国企业最大的一笔海外名画竞购案，可大众注定只对其巨额成交价格更为关注，网上评论此事的关键词是“土豪”“不差钱”“不务正业” 和“风险”。而很快，万达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批评中国当代艺术为“垃圾”的激烈言论，又引发了新一轮口水战。
一个月前，万达集团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前往香港佳士得拍卖预展，第一次见到了毕加索的《两个小孩》。
这幅画此前一直挂在毕加索的工作室里，但郭庆祥对它并不陌生——毕加索本人留有一幅1955年与此画的合影；从1955年到2007年，有记载的展览就不下20次，有文献著录十多次。在佳士得提供了2013秋季拍卖会信息后，万达收藏团队立即盯上了这幅作品，并研究了足足半年。
《两个小孩》原名《克劳德和帕洛玛》，是毕加索1950年为其三岁的儿子克劳德和一岁的女儿帕洛玛创作的一件油画作品。画中两个小孩一坐一站，直视前方。棕褐色的调子让整幅画显得安宁、稳定，作品底部则画有一排圆轮。
“他为什么要画车轮？”郭庆祥指着画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一个静态、一个动感，有视觉上的对比。西方国家一直在研究，毕加索也受到过中国绘画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幅画带有明显的立体主义风格。郭庆祥认为，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发现右边的“儿子”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侧脸相对，分别有完整的眼眉、鼻梁、嘴、下巴乃至肩、后背、腿脚。
由此，《两个小孩》里按郭的分析“百分之百有三个人”，可毕加索显然不是在画“三个小孩”。在郭庆祥看来，这是画作最有意思的地方，两个侧脸人脸对脸，就好像在接吻。他们应当是毕加索本人和他的爱人吉洛特，而两人亲密爱情的结晶就是他们三岁的儿子。由此，画上虽然有三个人，但其实是四个人——它是一幅毕加索的全家福。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买到这幅画的原因，” 郭庆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它是毕加索自成一派的立体主义最典型的代表：通过透视，画出二维、三维空间。毕加索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万达方面最终做出的购买决定，获得其收藏团队的全票通过。经过研究，他们给这幅画预估了5000万美元左右的心理价位，这个数字比2820万美元的最后成交价更加令人瞠目。
实际上，早在七八年前，万达就有了收藏欧洲艺术品的想法，并开始有意识地对此进行研究。据郭庆祥表示，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绘画艺术的主流还在西方”。但万达同时也注意到，时机不对。
万达藏品毕加索作品《两个小孩》。图 / 受访者提供
虽然当时欧洲艺术品市场也不太好，但好的艺术品仍能卖上高价。2004年，毕加索的《拿烟斗的小男孩》就以破纪录的过亿美元天价售出。
万达方面清楚，贸然入手西方艺术品存在着极大风险。最有力的证据来自1980年代中期的日本对印象派作品的收藏热潮。从1987到1990年的四年时间里，日本人买走了国际拍卖场上40%的印象派作品。日本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花了3900万美元拍下梵高的《向日葵》，引得其他公司纷纷效仿。但几年后，这个巨大的泡沫很快破裂。
郭庆祥指出，泡沫破裂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买家进入的时机正好处于全球经济形势大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点；二是日本人买到的作品，并不全是《向日葵》，还包括一大部分三流、四流的西方作品。
经验告诉万达，要买就买“最顶级艺术家的最顶级作品”。如今，郭庆祥觉得入手西方艺术品的“最好时机到了”——现在欧洲经济不景气、艺术品市场处于低谷，好东西相对便宜。据他所知，中国有些企业近年来已经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寻找和收藏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今年，他在法国注意到，很多浙江人正在收印象派画作。
“要是在全球经济好的情况下，《两个小孩》过亿（美元）是应当的，”郭庆祥说，“在低谷时拿到这样一些精品，我们觉得风险性几乎没有。”
毕加索《两个小孩》的拍卖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其董事长王健林最新的“中国首富”身份。《福布斯》榜单上，他的个人财富高达860亿人民币，而胡润富豪榜里，他的身家估值更达到了破纪录的1350亿元。
众所周知，为了存放艺术品，王健林专门从银行租下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保险库，里面存放着千余件藏品。据业内估计，其藏品总价值可能达到数十亿、甚至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这个数字，王健林和郭庆祥都不愿评价。 如今，万达每年都有针对收藏方面的专门预算计划。每次大型拍卖，万达都不会缺席。王健林不会亲自去拍场，但他跟收藏团队经常交流，自己也会看大量的美术作品。如果有拍卖会，他的收藏团队会开会讨论、提出购买意见，最后的决策则由王健林自己做出。
“他很信任我们这个团队，基本尊重我们的意见。”郭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拒绝透露专家团队的构成名单，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收藏机构由中西方业内专家共同构成，总共将近30人。虽然刚刚开始西方艺术品的收藏，但万达方面跟西方专家、顾问的交流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就算是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美国的专家所花费的精力、经费都要比我们国家的专家多。”郭庆祥说。他举例，温哥华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仅对中国《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就花了8年时间。
对收藏艺术品感兴趣的中国企业不少，而万达算得上其中的“老资历”。王健林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做个人收藏。他曾对《华西都市报》表示，自己当时对艺术品的喜爱“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见到什么好东西都想买”。他甚至还开玩笑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冒险“下海”，只是因为想赚钱买画。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2年，他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800多万元，只为了购买傅抱石的一幅画。
也是在1990年代初，郭庆祥第一次见到了王健林，因为后者上门找他一起去拜会画家吴冠中。
“他（王健林）是喜欢钻研一门东西的人，”郭庆祥回忆，“他当时见了我就说，郭庆祥你这个人对艺术挺钻研的，蛮认真的，能不能到我这里来帮我收艺术品？”
而郭庆祥对王健林的评价则是，“聪明”“热爱艺术”，并且两人对艺术品的看法、喜好和判断“基本相同”。
1996年，郭庆祥正式加入万达，当时王健林旗下已经有了负责收藏的团队。刚起步时，他们收徐悲鸿、傅抱石的作品，并且很快确定了收藏方向：系统寻找近现代中国书画的精品。1998年嘉德春拍，傅抱石最大的山水画作品《龙盘虎踞今胜昔》以374万元成交，8年后，它出现在了万达举办的展览里。而包括李可染的《漓江胜境图》，黄胄的《飞雪迎春》在内的一批作品都相继被万达收入囊中。刘海粟十上黄山时创作的作品，万达就拥有九幅。
近些年，万达逐渐将关注点集中于石齐、龙瑞以及吴大羽体系，包括吴大羽及其弟子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张功悫等等。目前，万达拥有20多件赵无极作品、70多件吴冠中作品，在吴大羽流通的30多张画里，万达买到了5张。
2010年，万达在中国美术馆为画家石齐举办个人画展。石齐事先并不知道将展出自己的多少幅画，开展后，他才发现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6个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赫然在场，数量竟然高达120幅，占满了美术馆一层全部的3个展厅。
有人质疑万达做收藏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对此，王健林多次表示自己“只买画、不卖画”。他甚至说：“我从来没想过要赚卖画那点小钱儿。”
即便“不差钱”，万达还是与不少心仪的作品擦身而过。
2000年，北京荣宝拍卖李可染的一幅《万山红遍》。郭庆祥一直叫价到落槌前，出价到400多万，最后还是被台湾藏家以501.6万元的价格竞得。201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赵无极的一幅作品，万达一直举到6100万，最后也没有拿下来。
“万达很理性，”郭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超过计划、预期的事情，我们几乎不做。订好了心理底价，我们就不能超。”
2000年，郭庆祥在翰海秋拍时经过55轮激烈竞拍，终于以440万元买下八大山人的《孤禽图》，当时被媒体称为“天价”。这是万达藏品中唯一的一件古画——郭庆祥曾多次坚定地表明，万达收藏有“两不碰”：中国古代书画和当代艺术。
在收藏艺术品的企业里，万达的收藏方向和标准尤其明确、尤其严格，其选画标准包括“原创性”“时代精神”和“精品”。“其他企业的收藏，我认为应该讲，标准很低，价格很高。”郭庆祥直言不讳。
万达不收古画是由于真假难以鉴定。“现在假的鉴定家职称、鉴定证书满天飞。不客气地讲，这是一个骗局。”郭庆祥说。
另一方面，在拍下《两个小孩》后，郭庆祥又旗帜鲜明地批判中国当代艺术全是抄袭西方，是艺术品市场的“垃圾”。万达收藏标准中的“原创性”即是针对当代艺术而言的。
即使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刚刚以1.8亿港元的高价成交，郭庆祥依然认为，目前当代艺术作品实际上市场惨淡，购买者来自西方，但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购买”。“他们80年代开始收中国当代作品，过了十几二十年再卖掉、炒作。2000年左右，基本上就开始让中国人自己买单，”他说，“现在他们在指点中国画家应该画什么。这个首先就违背了艺术家的独立思考，违背了原创态度。”
郭庆祥的发言引发了诸多争议、不满甚至骂战。批评家、策展人吕澎迅速回击，称他“没文化、没知识、没教养”，“无视今天的存在”。而郭庆祥则回应，“当代艺术中有很多是丑化我们民族、血腥的丑态图像，灵魂上就是丑恶的、肮脏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画中国人全家傻乎乎地站着。再不然就是把中国人画成大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形象，它也代表不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图，这牵涉到很多别的问题，和绘画艺术已经脱离。”
拍下《两个小孩》后，王健林曾对自己的收藏团队表示“再接再厉”。郭庆祥说，他们也会继续其原定的收藏路线。至于《两个小孩》，万达将交出将近4000万人民币的高额关税，把它带回中国内地。由于大连和北京的万达美术馆仍在建设中，《两个小孩》很有可能暂时存放在上海中华艺术宫。而2014年的下半年，这幅画将与万达收藏的其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起，进行国内巡展。
11月4日，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画商让·克鲁吉耶尔的宅邸举行了一场夜场拍卖会。一些艺术品的流拍让整场拍卖会显得平平淡淡，直到毕加索的作品《两个小孩》出现才改变了现场气氛。
这幅估价900万至1200万美元的作品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地的11位国际买家竞价，经过30轮竞拍，一位匿名电话买家终于打败了所有对手，最后的成交价格高达282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72亿元），成为当晚价格最高的拍品。
人们很快发现，电话那端的买家是来自中国的大连万达集团，其董事长王健林刚刚荣升中国首富。拍下《两个小孩》后，万达又斥资274.1万美元买下了毕加索1965年的画作《戴帽女子》。这是万达首次收藏西方画作。此前，这家企业的艺术藏品一直以中国近现代书画为主。
实际上，大连万达集团进行艺术品收藏已达近30年，历史远比让万达知名的足球或院线要久远，其藏品数量和明确的收藏标准使它在喜爱收藏的国内企业中尤为突出。这次拍卖无疑是中国企业最大的一笔海外名画竞购案，可大众注定只对其巨额成交价格更为关注，网上评论此事的关键词是“土豪”“不差钱”“不务正业” 和“风险”。而很快，万达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批评中国当代艺术为“垃圾”的激烈言论，又引发了新一轮口水战。
“最好的时机到了”
一个月前，万达集团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前往香港佳士得拍卖预展，第一次见到了毕加索的《两个小孩》。
这幅画此前一直挂在毕加索的工作室里，但郭庆祥对它并不陌生——毕加索本人留有一幅1955年与此画的合影；从1955年到2007年，有记载的展览就不下20次，有文献著录十多次。在佳士得提供了2013秋季拍卖会信息后，万达收藏团队立即盯上了这幅作品，并研究了足足半年。
《两个小孩》原名《克劳德和帕洛玛》，是毕加索1950年为其三岁的儿子克劳德和一岁的女儿帕洛玛创作的一件油画作品。画中两个小孩一坐一站，直视前方。棕褐色的调子让整幅画显得安宁、稳定，作品底部则画有一排圆轮。
“他为什么要画车轮？”郭庆祥指着画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一个静态、一个动感，有视觉上的对比。西方国家一直在研究，毕加索也受到过中国绘画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幅画带有明显的立体主义风格。郭庆祥认为，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发现右边的“儿子”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侧脸相对，分别有完整的眼眉、鼻梁、嘴、下巴乃至肩、后背、腿脚。
由此，《两个小孩》里按郭的分析“百分之百有三个人”，可毕加索显然不是在画“三个小孩”。在郭庆祥看来，这是画作最有意思的地方，两个侧脸人脸对脸，就好像在接吻。他们应当是毕加索本人和他的爱人吉洛特，而两人亲密爱情的结晶就是他们三岁的儿子。由此，画上虽然有三个人，但其实是四个人——它是一幅毕加索的全家福。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买到这幅画的原因，” 郭庆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它是毕加索自成一派的立体主义最典型的代表：通过透视，画出二维、三维空间。毕加索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万达方面最终做出的购买决定，获得其收藏团队的全票通过。经过研究，他们给这幅画预估了5000万美元左右的心理价位，这个数字比2820万美元的最后成交价更加令人瞠目。
实际上，早在七八年前，万达就有了收藏欧洲艺术品的想法，并开始有意识地对此进行研究。据郭庆祥表示，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绘画艺术的主流还在西方”。但万达同时也注意到，时机不对。
虽然当时欧洲艺术品市场也不太好，但好的艺术品仍能卖上高价。2004年，毕加索的《拿烟斗的小男孩》就以破纪录的过亿美元天价售出。
万达方面清楚，贸然入手西方艺术品存在着极大风险。最有力的证据来自1980年代中期的日本对印象派作品的收藏热潮。从1987到1990年的四年时间里，日本人买走了国际拍卖场上40%的印象派作品。日本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花了3900万美元拍下梵高的《向日葵》，引得其他公司纷纷效仿。但几年后，这个巨大的泡沫很快破裂。
郭庆祥指出，泡沫破裂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买家进入的时机正好处于全球经济形势大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点；二是日本人买到的作品，并不全是《向日葵》，还包括一大部分三流、四流的西方作品。
经验告诉万达，要买就买“最顶级艺术家的最顶级作品”。如今，郭庆祥觉得入手西方艺术品的“最好时机到了”——现在欧洲经济不景气、艺术品市场处于低谷，好东西相对便宜。据他所知，中国有些企业近年来已经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寻找和收藏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今年，他在法国注意到，很多浙江人正在收印象派画作。
“要是在全球经济好的情况下，《两个小孩》过亿（美元）是应当的，”郭庆祥说，“在低谷时拿到这样一些精品，我们觉得风险性几乎没有。”
“我从来没想过要赚卖画那点小钱儿”
毕加索《两个小孩》的拍卖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其董事长王健林最新的“中国首富”身份。《福布斯》榜单上，他的个人财富高达860亿人民币，而胡润富豪榜里，他的身家估值更达到了破纪录的1350亿元。
众所周知，为了存放艺术品，王健林专门从银行租下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保险库，里面存放着千余件藏品。据业内估计，其藏品总价值可能达到数十亿、甚至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这个数字，王健林和郭庆祥都不愿评价。 如今，万达每年都有针对收藏方面的专门预算计划。每次大型拍卖，万达都不会缺席。王健林不会亲自去拍场，但他跟收藏团队经常交流，自己也会看大量的美术作品。如果有拍卖会，他的收藏团队会开会讨论、提出购买意见，最后的决策则由王健林自己做出。
“他很信任我们这个团队，基本尊重我们的意见。”郭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拒绝透露专家团队的构成名单，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收藏机构由中西方业内专家共同构成，总共将近30人。虽然刚刚开始西方艺术品的收藏，但万达方面跟西方专家、顾问的交流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就算是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美国的专家所花费的精力、经费都要比我们国家的专家多。”郭庆祥说。他举例，温哥华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仅对中国《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就花了8年时间。
对收藏艺术品感兴趣的中国企业不少，而万达算得上其中的“老资历”。王健林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做个人收藏。他曾对《华西都市报》表示，自己当时对艺术品的喜爱“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见到什么好东西都想买”。他甚至还开玩笑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冒险“下海”，只是因为想赚钱买画。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2年，他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800多万元，只为了购买傅抱石的一幅画。
也是在1990年代初，郭庆祥第一次见到了王健林，因为后者上门找他一起去拜会画家吴冠中。
“他（王健林）是喜欢钻研一门东西的人，”郭庆祥回忆，“他当时见了我就说，郭庆祥你这个人对艺术挺钻研的，蛮认真的，能不能到我这里来帮我收艺术品？”
而郭庆祥对王健林的评价则是，“聪明”“热爱艺术”，并且两人对艺术品的看法、喜好和判断“基本相同”。
1996年，郭庆祥正式加入万达，当时王健林旗下已经有了负责收藏的团队。刚起步时，他们收徐悲鸿、傅抱石的作品，并且很快确定了收藏方向：系统寻找近现代中国书画的精品。1998年嘉德春拍，傅抱石最大的山水画作品《龙盘虎踞今胜昔》以374万元成交，8年后，它出现在了万达举办的展览里。而包括李可染的《漓江胜境图》，黄胄的《飞雪迎春》在内的一批作品都相继被万达收入囊中。刘海粟十上黄山时创作的作品，万达就拥有九幅。
近些年，万达逐渐将关注点集中于石齐、龙瑞以及吴大羽体系，包括吴大羽及其弟子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张功悫等等。目前，万达拥有20多件赵无极作品、70多件吴冠中作品，在吴大羽流通的30多张画里，万达买到了5张。
2010年，万达在中国美术馆为画家石齐举办个人画展。石齐事先并不知道将展出自己的多少幅画，开展后，他才发现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6个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赫然在场，数量竟然高达120幅，占满了美术馆一层全部的3个展厅。
有人质疑万达做收藏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对此，王健林多次表示自己“只买画、不卖画”。他甚至说：“我从来没想过要赚卖画那点小钱儿。”
万达收藏“两不碰”
即便“不差钱”，万达还是与不少心仪的作品擦身而过。
2000年，北京荣宝拍卖李可染的一幅《万山红遍》。郭庆祥一直叫价到落槌前，出价到400多万，最后还是被台湾藏家以501.6万元的价格竞得。201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赵无极的一幅作品，万达一直举到6100万，最后也没有拿下来。
“万达很理性，”郭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超过计划、预期的事情，我们几乎不做。订好了心理底价，我们就不能超。”
2000年，郭庆祥在翰海秋拍时经过55轮激烈竞拍，终于以440万元买下八大山人的《孤禽图》，当时被媒体称为“天价”。这是万达藏品中唯一的一件古画——郭庆祥曾多次坚定地表明，万达收藏有“两不碰”：中国古代书画和当代艺术。
在收藏艺术品的企业里，万达的收藏方向和标准尤其明确、尤其严格，其选画标准包括“原创性”“时代精神”和“精品”。“其他企业的收藏，我认为应该讲，标准很低，价格很高。”郭庆祥直言不讳。
万达不收古画是由于真假难以鉴定。“现在假的鉴定家职称、鉴定证书满天飞。不客气地讲，这是一个骗局。”郭庆祥说。
另一方面，在拍下《两个小孩》后，郭庆祥又旗帜鲜明地批判中国当代艺术全是抄袭西方，是艺术品市场的“垃圾”。万达收藏标准中的“原创性”即是针对当代艺术而言的。
即使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刚刚以1.8亿港元的高价成交，郭庆祥依然认为，目前当代艺术作品实际上市场惨淡，购买者来自西方，但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购买”。“他们80年代开始收中国当代作品，过了十几二十年再卖掉、炒作。2000年左右，基本上就开始让中国人自己买单，”他说，“现在他们在指点中国画家应该画什么。这个首先就违背了艺术家的独立思考，违背了原创态度。”
郭庆祥的发言引发了诸多争议、不满甚至骂战。批评家、策展人吕澎迅速回击，称他“没文化、没知识、没教养”，“无视今天的存在”。而郭庆祥则回应，“当代艺术中有很多是丑化我们民族、血腥的丑态图像，灵魂上就是丑恶的、肮脏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画中国人全家傻乎乎地站着。再不然就是把中国人画成大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形象，它也代表不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图，这牵涉到很多别的问题，和绘画艺术已经脱离。”
拍下《两个小孩》后，王健林曾对自己的收藏团队表示“再接再厉”。郭庆祥说，他们也会继续其原定的收藏路线。至于《两个小孩》，万达将交出将近4000万人民币的高额关税，把它带回中国内地。由于大连和北京的万达美术馆仍在建设中，《两个小孩》很有可能暂时存放在上海中华艺术宫。而2014年的下半年，这幅画将与万达收藏的其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起，进行国内巡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