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近年来中国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个公式。具体地，还可以套“西方国家的两百年”、“三百年”。全看说话的人当时的心情。正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表达”，所以，虽然很流行，却也很不严谨。一百年、两百年的跨度已经很大了，几百年裹在一起，更是不知所云。而中国是一个国家，“西方”不是一个国家，你必须要说出一个具体的国家，才好比较。
　　那么，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呢？有一种解读是，官场腐败和环境污染都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代价，因而也是合理的。既然你在三十年里享受了相當于“西方国家”一百年到几百年的发展成果，那么，你也应该把西方国家在同一过程中的腐败和污染集中承担下来。
　　但这一解读非常不合逻辑，也非常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我们不应该接受。它的最大问题是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归零，用后三十年否认了前三十年。它把新时期的起点，放到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它甚至完全不考虑制度的因素，而把经济总量作简单的对比。新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起步，即面临传统计划经济的转型，这跟西方现代化开始时的历史条件，实在是大不相同。此外，是否还可以说，即便“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应该比一两百年前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条件“要强一些”。

　　无论如何，我们有什么必要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跌倒”的每一个地方重新跌倒一遍？前些年，不是说“后发优势”么？“后发优势”难道不包括避免先发者交过的学费？
　　其实，通过上述解读为腐败和污染辩护的先生们，真的研究过，或者有兴趣了解西方现代过程中到底是如何治理腐败和污染的，交过多少学费，并且力求避免再交学费吗？这个答案在他们的行为逻辑中。他们很愿意把别人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的腐败集中到自己身上完成。而现在别人早已有一套约束官员的办法，他们偏不跟别人比现在，去伪存真，有所借鉴。
　　实际上，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先发展，后治理”，或者“先腐败，后反腐”。种种为腐败和污染辩护的理论，都是某些人在腐败和污染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我们应该说，所有因为对官员缺乏约束而产生的腐败，以及因为腐败和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而造成的污染，都是不可辩护的。“发展过快”不是腐败和污染的理由，“发展模式”才是腐败和污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