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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须把握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容，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结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优化路径。
一、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
在理论概念上分析和把握营商环境的含义，有利于人们深化思想认识，精准地指导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一般而言，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生产经营、市场退出等过程中关涉到所在区域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区域内企业经营的难易程度和营收状况，最終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财税收入、社会就业甚至社会发展状况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营商环境涵盖了影响企业与个人等市场主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所以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涉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及全球化因素等众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所在区域营商环境的基本状况。企业要寻求更加便利的经营环境，政府为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际上一致公认的衡量与评价营商环境的指标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作为全球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担负着对全球经济运行进行测评与研究的国际职能。在2001年，世界银行启动了促进各国私营部门发展的新战略，成立了营商环境小组，负责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创建。自2003年起，世界银行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选取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破产办理等10项评估指标，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分排名。该报告评估样本为各国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11个人口过亿国家选择两个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评估。2018年起，报告评估期调整为上年5月至次年5月。经过发展与调整，营商环境小组将评价的指标体系不断丰富，组类级别不断扩大，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目前涵盖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治安环境等宏观指标。其主要特征有：在标准化的宏观经济指标之外，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微观制度指标，侧重于从微观方面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强调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特别是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执行情况;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标准文本和行政监管的实际流程进行客观评价，一般不进行主观评价。这些指标体系聚焦企业的获得感，对评价样本进行持续跟踪，并以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和全球可比性。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这一要求，我们的营商环境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有突破有创新，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高水平的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这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制度优势，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
其次是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持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对直接投资、招商引资有极大的热情，GDP的高增长几乎是“一俊遮百丑”，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粗放增长的场景，但也遗留了许多问题，比如一些优惠政策突破底线，圈地囤地不开发，野蛮开采矿产，破坏生态环境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强调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不仅仅是市场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优化营商环境当然对招商引资和GDP增长有帮助，但优化营商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招商引资，也不仅仅是为了GDP增长，而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需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自身也需要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权、减权、减利，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让群众便利的政府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政府的职责，应从事前审批型政府、经济发展的竞争者，转向服务型政府。這也是对政府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率、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的“大考”。
再次是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活跃，社会骚乱此起彼伏，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许多国际公约、国际准则失效，国际秩序重构处在关键路口。大国博弈加剧，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采取多种措施遏制中国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的国际环境。面对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国际经贸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发展，做好较长时间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必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并提高竞争力。现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利的情况，有些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了、脱钩了，有的外企、民企走了，低端的产业、企业生存不了，高端产业、企业却进不来。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式的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自主可控，真正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粘性，使之不愿意离开中国。这两个方面，都取决于是否能创造世界最优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好了，就可以用国内稳定优化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对冲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未来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拼，国际竞争也是营商环境的竞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通过优良的营商环境展现出来，就必须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 三、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思路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提倡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应交给市场，政府应发挥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助弱扶贫等“守夜人”“仆人”之作用。从横向比较和历史维度归纳分析视角来看，尽管较优营商环境的形成和积淀，来自自然、社会、生态、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政府发挥其引导、倡导、规范、纠偏乃至推行強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无疑具备理论的自恰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因此，政府应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当前各地于营商环境的认识以及实践还存在一定误区和偏误，亟需纠正和加强。
第一，纠正思想上的偏差。一是机械化。有的认为营商环境的目的主要是加快经济发展，因此认为营商环境的任务就是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事，如发改部门推行审批制度改革、经信部门做好企业服务、数据局提高办事效率等。二是简单化。有的不顾本地实际特有的情况，认为营商环境营造得好的地区的经验和做法直接拿来就可以变为本地的实践，这往往会因揠苗助长而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三是短期化。有的认为只要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投入和改变，营商环境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质的飞跃。上述三种现象，都是由于未能准确、全面、客观、辩证认识到创优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长远的复杂工程，仅仅依靠关键部门的做法、简单复制外地的方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不符实际。要系统认识到创优营商环境不是等同于招商环境、要素环境，而是有限政府、有为政府、有效政府和制度环境、人文环境、软实力环境等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契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拿出务实举措，久久为功来谋划、推进和落实。
第二，调整状态上的温差。表面上看，营商环境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政府。进一步而言，是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工作人员组成一个整体，代表地方政府在履行服务企业、税收减免、贷款落实、政策兑现等具体职责。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哪个地区真正做到把企业家捧在手上，哪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便略胜一筹。对于不同地区干部在营商环境中参差不齐的作为，应聚焦干部的态度、作风、思想、行为等，来一场内心的洗涤和风气的匡正。一是在全社会推崇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精神的良好风尚，凝聚社会各界尤其是机关同志对服务企业、营造聚优营商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二是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善为等行为，依法依纪予以规范问责、精准问责，通过问责倒逼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三是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一些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予以容错、纠错和免责，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拉平工作上的落差。从全球角度看，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2019年大幅提升32位之后，2020年再度跃升15位，位居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从国内来看，根据《2020年中国大中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位居大中城市排名前三。从经验来看，上述排名的分化，与城市间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存量和边际付出密切相关。因此，位于中下游城市唯有付出更多、奋力追赶，才能在加快节奏不停顿、三步并作一步走中实现弯道超车，从而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飞跃。一是重点突破。不同的营商环境认定标准涵盖几十个不同的二级、三级指标，如放管服、市场竞争、法治建设、人文环境、产业配套、人力资源、金融市场、公民素质等。即使综合得分第一的城市也无法在所有指标上领先。不同的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某一方面重点发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实现以点带面、整体进位。二是学习借鉴。部分地区行之有效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做法，在其他地区具备嫁接和移植的可行性，可以省却试错成本、部分机会成本加以学习、借鉴、试行，从而实现营商环境的跃升。对营商环境排名靠前的而言，不断开拓创新、自我革命，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一、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
在理论概念上分析和把握营商环境的含义，有利于人们深化思想认识，精准地指导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一般而言，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生产经营、市场退出等过程中关涉到所在区域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区域内企业经营的难易程度和营收状况，最終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财税收入、社会就业甚至社会发展状况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营商环境涵盖了影响企业与个人等市场主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所以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涉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及全球化因素等众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所在区域营商环境的基本状况。企业要寻求更加便利的经营环境，政府为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际上一致公认的衡量与评价营商环境的指标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作为全球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担负着对全球经济运行进行测评与研究的国际职能。在2001年，世界银行启动了促进各国私营部门发展的新战略，成立了营商环境小组，负责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创建。自2003年起，世界银行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选取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破产办理等10项评估指标，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分排名。该报告评估样本为各国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11个人口过亿国家选择两个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评估。2018年起，报告评估期调整为上年5月至次年5月。经过发展与调整，营商环境小组将评价的指标体系不断丰富，组类级别不断扩大，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目前涵盖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治安环境等宏观指标。其主要特征有：在标准化的宏观经济指标之外，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微观制度指标，侧重于从微观方面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强调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特别是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执行情况;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标准文本和行政监管的实际流程进行客观评价，一般不进行主观评价。这些指标体系聚焦企业的获得感，对评价样本进行持续跟踪，并以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和全球可比性。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这一要求，我们的营商环境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有突破有创新，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高水平的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这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制度优势，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
其次是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持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对直接投资、招商引资有极大的热情，GDP的高增长几乎是“一俊遮百丑”，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粗放增长的场景，但也遗留了许多问题，比如一些优惠政策突破底线，圈地囤地不开发，野蛮开采矿产，破坏生态环境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强调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不仅仅是市场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优化营商环境当然对招商引资和GDP增长有帮助，但优化营商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招商引资，也不仅仅是为了GDP增长，而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需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自身也需要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权、减权、减利，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让群众便利的政府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政府的职责，应从事前审批型政府、经济发展的竞争者，转向服务型政府。這也是对政府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率、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的“大考”。
再次是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活跃，社会骚乱此起彼伏，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许多国际公约、国际准则失效，国际秩序重构处在关键路口。大国博弈加剧，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采取多种措施遏制中国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的国际环境。面对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国际经贸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发展，做好较长时间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必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并提高竞争力。现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利的情况，有些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了、脱钩了，有的外企、民企走了，低端的产业、企业生存不了，高端产业、企业却进不来。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式的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自主可控，真正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粘性，使之不愿意离开中国。这两个方面，都取决于是否能创造世界最优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好了，就可以用国内稳定优化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对冲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未来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拼，国际竞争也是营商环境的竞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通过优良的营商环境展现出来，就必须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 三、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思路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提倡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应交给市场，政府应发挥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助弱扶贫等“守夜人”“仆人”之作用。从横向比较和历史维度归纳分析视角来看，尽管较优营商环境的形成和积淀，来自自然、社会、生态、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政府发挥其引导、倡导、规范、纠偏乃至推行強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无疑具备理论的自恰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因此，政府应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当前各地于营商环境的认识以及实践还存在一定误区和偏误，亟需纠正和加强。
第一，纠正思想上的偏差。一是机械化。有的认为营商环境的目的主要是加快经济发展，因此认为营商环境的任务就是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事，如发改部门推行审批制度改革、经信部门做好企业服务、数据局提高办事效率等。二是简单化。有的不顾本地实际特有的情况，认为营商环境营造得好的地区的经验和做法直接拿来就可以变为本地的实践，这往往会因揠苗助长而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三是短期化。有的认为只要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投入和改变，营商环境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质的飞跃。上述三种现象，都是由于未能准确、全面、客观、辩证认识到创优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长远的复杂工程，仅仅依靠关键部门的做法、简单复制外地的方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不符实际。要系统认识到创优营商环境不是等同于招商环境、要素环境，而是有限政府、有为政府、有效政府和制度环境、人文环境、软实力环境等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契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拿出务实举措，久久为功来谋划、推进和落实。
第二，调整状态上的温差。表面上看，营商环境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政府。进一步而言，是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工作人员组成一个整体，代表地方政府在履行服务企业、税收减免、贷款落实、政策兑现等具体职责。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哪个地区真正做到把企业家捧在手上，哪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便略胜一筹。对于不同地区干部在营商环境中参差不齐的作为，应聚焦干部的态度、作风、思想、行为等，来一场内心的洗涤和风气的匡正。一是在全社会推崇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精神的良好风尚，凝聚社会各界尤其是机关同志对服务企业、营造聚优营商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二是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善为等行为，依法依纪予以规范问责、精准问责，通过问责倒逼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三是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一些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予以容错、纠错和免责，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拉平工作上的落差。从全球角度看，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2019年大幅提升32位之后，2020年再度跃升15位，位居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从国内来看，根据《2020年中国大中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位居大中城市排名前三。从经验来看，上述排名的分化，与城市间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存量和边际付出密切相关。因此，位于中下游城市唯有付出更多、奋力追赶，才能在加快节奏不停顿、三步并作一步走中实现弯道超车，从而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飞跃。一是重点突破。不同的营商环境认定标准涵盖几十个不同的二级、三级指标，如放管服、市场竞争、法治建设、人文环境、产业配套、人力资源、金融市场、公民素质等。即使综合得分第一的城市也无法在所有指标上领先。不同的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某一方面重点发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实现以点带面、整体进位。二是学习借鉴。部分地区行之有效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做法，在其他地区具备嫁接和移植的可行性，可以省却试错成本、部分机会成本加以学习、借鉴、试行，从而实现营商环境的跃升。对营商环境排名靠前的而言，不断开拓创新、自我革命，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